2011年4月22日 星期五

有好醫師才有聰明的病人

口述 / 宋瑞樓院士 (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榮譽院長 )
記錄 / 鄭春鴻


好醫師要有愛心,認為自己是為病人存在的。因此,除了必須要有科學家求真的精神之外,因為他的工作是為病人解除疾病和痛苦的,因此,還有一個重要的義務,就是要把病人「訓練」成「聰明的病人」;也就是說,醫師不可忘記隨時要對病人做好衛教工作。 
1954年,我到美國杜克大學進修時,曾經在門診第一次看一個黑人。他並不是高級知識份子,但是他對自己的病情卻描述得很清楚。我很好奇地問他:

「你為什麼對自己的病了解這麼多?」

病人回答我說:「我當然清楚啦!你是我看的第四位醫師了,你們醫師想知道哪些事,前三個醫師已經都『教』過我了。」他這麼一說,我才赫然發現美國醫師是多麼重視病人的衛教。醫師的責任的確不只為病人看病,而應該「教」病人,讓大家成為「聰明的病人」,也才讓醫師成為良醫。

台灣的醫師看病通常不用心詢問病史,也沒有盡到衛教的責任,久而久之,台灣的病人就越來越搞不清楚哪些身體上的資訊是重要的,可以提供給醫師參考的;另一方面,學校不重視健康教育,民眾因為健康常識不足,並且缺乏理解及表達能力,因此會描述自己病痛的病人也不多。

我服務的和信治癌中心醫院的門診有限量制度,去年平均一位醫師一診只看22位病人,醫師都有充裕地時間詳問病史;而在別家醫院,遇到外國人來訪,我儘量不帶他們去看門診區,因為他們看到門診等候室有這樣多人在等看病,會嚇一大跳,認為一個醫師看這麼多病人,品質一定很低。

好醫師不但要以足夠的時間病史,同時要為病人做全身的理學檢查。和信醫院對初診病人一律要求更換醫院的衣服,讓醫師有機會為病人做全身的診查。因為有一些病經由視診、觸診、叩診或聽診等所謂一般身體物理檢查,就可以發現疾病的客觀症狀。比如肝硬化,很多病人沒有症狀,肝細胞癌長到十公分大,裡面有肝硬化,病人也可能沒感覺到什麼症狀;但有時候我就可以用手去摸到它、敲到它。又比如大腿有出血處,如果醫師沒有要病人脫下衣物檢查,就看不到了。再如現在直腸癌很多,8%的直腸癌可經由肛門指診,立刻就可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如果以指套上的大便為樣立即檢查,更可決定是否有潛血,又可以很快地做出更多的判斷。遇到好醫師,病人就能少吃苦,也能少花錢。

醫師看病不仔細,他自己的不敬業是絕對無法脫罪的;另一方面是病人,包括我們社會及政府也縱容他這麼做,並且不給他時間和合理的代價來為病人看病,換句話說,相對的是我們的社會不尊重醫師的專業。

現在已經有這麼多檢查儀器和檢查辦法,為什麼醫師還是需要花那麼多的時間來麻煩病人說出他們的病史呢?因為醫師在決定用哪一種特殊檢查之前,一定要真正瞭解病人的問題出在哪兒,評估這些問題用哪些儀器檢查真的可以獲致解答嗎?除非病人說出從痛苦中發現身體哪些異常,否則醫師就無法決定如何檢查,如何診斷,以及如何治療。

醫師賴以診斷的是哪些資訊?它包括病人是什麼時候 ( 幾點鐘 ) 發生不舒服的?病是很急著來的?還是慢慢來的?不舒服的感覺有多嚴重?不舒服的經過如何?延續多久?是否還有其它的症狀?如果有其它症狀,那麼它跟第一個症狀的關係如何?是一起發生呢?還是一前一後?間隔多久?經常教導病人如何正確、有效率地敘述自己的病人,可以使病人越來越聰明,醫師也因為得到更完整的病史,而更有智慧來幫助病人。

我們經常會在門診中和病人有這樣的對話:

「你哪裡不舒服?」醫師問道。

「我──慢性肝炎。」

「不!慢性肝炎是病名,我問你的是你哪裡不舒服?」

「我不是告訴你是慢性肝炎了嘛?」病人有點不耐煩。

「那你怎麼知道你是慢性肝炎?」

「我去看了某醫師,他說我是慢性肝炎的。」

「哦!那好,你為什麼去找某醫師呢?

「我不是告訴過你了嗎?是慢性肝炎了嘛!」

病人已經開始覺得醫師有點不可理喻了,再繼續追問的話,病人會懷疑這個醫師腦筋是不是有問題。

在台灣,多數人不知道即使同一個病名,比如「慢性肝炎」,它也有很多類型,必須從病人生活表現和發病的症狀等細節上來研判。以B型肝炎為例,40%的B肝帶源者,是由母親垂直傳染的,病人多少歲數,他的病史就有多長;但有的病人則是輸血或性行為傳染。因為類型不同、病史的場長短不同、花樣不同,治療的方式也不一樣。

相反地,如果某一位醫師看病不「囉嗦」 ( 問太詳細的病史 ),才看三、五分鐘,一口就告訴病人他得的是什麼病名,病人會很讚嘆地說:「這位大夫實在厲害,一看就知道我得了什麼病。」有些特殊的病,的確當病人走入診間,醫師就可以診斷病名,但是病人一定要知道,絕大多數的病都不可能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的;而必須要了解病史加以研判才會知曉的。

有一位病人,前天晚上吃太多油膩的食物,半夜兩點因肚子痛醒過來,心想,深夜掛急診挺麻煩的,於是就忍住疼痛,後來不知不覺就睡著了,早上八點起床,肚子不痛了。不過,他很愛護身體,心想還是去看醫師,知道可能會做檢查,於是沒有吃早餐。

見了醫師說:「昨天晚上,我這裡很痛。」他比了一下自己的上腹部。

醫師問道:「你今天有沒有吃飯?」

「沒有。」

「那我病人看完,等一下幫你做胃鏡。」

做完胃鏡之後,醫師告訴他:「你有慢性胃炎。」

病人沒什麼常識,也就信以為真。其實,慢性胃炎不會痛得那麼厲害,即使因為誤吃某種藥物造成傷害,也不會只痛六小時突然就不痛了,而應該會持續痛個兩三天。這不可能是慢性胃炎,不需要做胃鏡檢查。醫師給他兩天的藥,說如果還痛在來看他。病人回家吃了藥果然不痛了,於是說很感謝這位醫師,肚子那麼痛,開兩天藥就病就好了,其實病人忘了已經不痛了才去看醫師,藥只是安慰劑,根本不必吃。

三個月以後,病人肚子又痛了,這次因人介紹,另一位消化系的專科醫師。

「昨天晚上,我胃痛得很厲害。」他告訴醫師。

「你怎麼知道是胃痛呢?」這位醫師好像比較高明一點。

「我上次做了胃鏡,醫師告訴我是慢性胃炎,這次又痛,不是胃痛,那是哪裡痛?」病人自己推理著說道。

醫師問道:「你今天有沒有吃飯?」

「沒有。」

「那我病人看完,等一下幫你做胃鏡。」

做完胃鏡之後,醫師告訴他:「你有十二指腸潰瘍。」

病人沒什麼常識,也只好信以為真。其實,十二指腸潰瘍痛得那麼厲害,可能是穿孔,現在既已不痛,還可以走路來醫院,那麼就不會是十二指腸潰瘍了。

過了半年,有一天晚上,病人的肚子又痛了。這次他慕名到大型醫院來看病。

「昨天晚上,我十二指腸潰瘍得很厲害。」他告訴醫師。

「你怎麼知道是十二指腸潰瘍呢?」醫師問道。

「我上次做了胃鏡,醫師告訴我是十二指腸潰瘍,難道不是十二指腸在痛嗎?」

醫師又幫他做胃鏡檢查,但是病人的胃和十二指腸都正常,而十二指腸沒有發現潰瘍的疤痕,仍然要病人住院做進一步檢查。後來在做超音波檢查時赫然發現他的膽囊裡有膽結時,所以診斷為膽結石的發作。原來半年來這三次深夜的上腹部痛是因為「膽結石」在作怪。而這三位為他看病的醫師,只聽到一個症狀就做檢查,如果他們詳細問病史,就會清楚病人絕不可能是上部消化道 (食道、胃、十二指腸)的疾病,根本不需要做胃鏡檢查;同時,細心的醫師就容易會猜測到病人可能是膽結石的發作,還可以研判這個結石跑到膽囊管,又回到膽囊,因此病人才沒有黃疸的現象。倘若第二天,病人出現黃疸,但是黃疸第三天就開始下降而不久就消失,那麼就可以知道膽結石跑到總輸膽管裡去而還在膽管裡。

後來,醫師決定把病人的膽囊切除,因為如不切除,恐怕結石還有可能會跑到總輸膽管去,那麼所要做的手術,比切除膽囊更麻煩,並且有可能發生膽囊炎、膽管炎,肝膿包,以及敗血症等。同時這種膽囊如不切除,日子一久,致癌的機會將提高。

自從把膽囊切除後,二十年來,病人就不再有上腹部疼痛的毛病了。

聰明的病人可以幫助醫師了解自己,也可以判斷怎樣的醫師才是能幫助自己的好醫師,怎樣的醫院才是可以信任的醫院。好醫師會了解自己的短處,清楚別人的長處。當他無力解決病人的問題時,會熱心地將病人轉診給適當的醫師幫忙;好醫師要追上醫學新知,五年不看書、不看最新的醫學期刊的醫師,實際上已經不值得病人信任。

好的醫院病床數不宜太多,不少世界一流的醫院都只有400床。當然,病床數少,又要維持高水準的醫療品質是不容易的,所幸在國外有很多慷慨而有愛心的人,會捐款給醫院。

為什麼病床數太多就不容易成為一流的醫院呢?原來醫學發展至今,一流醫院的發揮出來的力量無不來自「多科整合、團隊醫療」,以台灣大型醫院為例,動輒病床數2000、3000床,醫護人員連同事的名字都不清楚,如何談到團隊治療?如何要求醫療品質?台灣醫院這種現象演變成「一家醫院有多少科,它就有多少家醫院」,因為科與科之間殊少合作。朋友告訴我,應該是「一家醫院有多少位醫師,它就有多少家醫院」,他說得一點都不錯。醫師是人,面對錯綜複雜的疾病,或許因為自己用功研究,在為病人診治的過程中,每一位醫師一輩子可能有機會犯錯。因為醫師和法官、和每一個人一樣,都是人,都可能誤判,所以一定會有請教別人的機會。台灣的社會要求醫師看太多病人,你碰過幾次醫師會找別的醫師商量你的病?他們都那麼確定自己不會犯錯嗎?

有朋友問我說,如果還有下一輩子,我想要做哪一行業?

我的回答是:「我還是希望做一名醫師。」我的理由有兩個:第一、我還有一些想要做的研究沒有做完,希望下一輩子繼續做;第二、我這一生對有一些病人做了錯誤的診斷,或是自覺還可以做得更好,我希望下一輩子不再犯錯。

不過,我對問我這個問題的朋友說,雖然我希望下輩子還做醫師,但是最好不要在台灣做醫師,因為太難了。

醫院應不應該做宣傳?

/ 鄭春鴻

醫院應不應該做宣傳,這是一個很值得深思的問題。它牽涉到幾個思考途徑︰

1. 醫師是一個商人嗎?
醫院對病人所做的服務,是一種商業行為嗎?
病人的醫藥費是醫院主要的收入,只有當醫院是一個商業機構,才需要更多的病人,創造更高的利潤。醫院如果把追求利潤做為營運的最高指導原則,如何招攬病人、分食健保大餅才會是必要的營運手段。

2. 病人是公眾人物嗎?
生病是一個人非自發性的遭遇,一個人生病絕對是一個非常私密的情事,即使他生的病涉及公共衛生,可能危及社會大眾,他的病將變成一個公眾事務,他本人則仍不至於成為公眾人物。只有當一個人罹患可能危及大眾健康的疾病,同時他又惡意地傳染給別人時,病人才會變成公眾人物,必須被強烈指出並予譴責以維護大眾安全。

3. 病人是醫師的樣本嗎?
即使不透露病人的姓名,醫師有權在未取得允許而擅自公開病人的病情嗎?
醫師從病人身上學習醫學技術,因為病人的信任而取得收入營生;醫師如果反過來將病人做為自己追求名利的工具,

4. 醫院或醫師對媒體發布新聞的動機如何?媒體選擇某家醫院或醫師做為諮詢對象的理由如何?
這兩個問題最不容易被誠實回答。醫院通常會將這樣的行為歸於公益目的或推廣醫療服務,而不願承認它是商業促銷行為,是一種以「新聞」出現的廣告;在同樣研究領域或提供同樣醫療服務的醫師或醫院有許多不同選擇時,媒體選擇為什麼選擇某家醫院或醫師做為「打鼾最好趕緊找醫師」這類問題的特定的諮詢對象,其理由是否也有商業考量或互惠關係,媒體或記者通常也會反擊,並認為被這樣詰問是奇恥大辱,或不願正面回答。

5. 醫院對於透過媒體轉述的醫藥報導是否有必要做專業的校訂?如果報導有錯,以致閱聽大眾受到誤導,醫院是否要負責任?
醫藥新聞內容十分專門,醫院內部運作非常複雜,醫院新聞也不容易理清。醫師的說詞被媒體做錯誤轉述的情形十分普遍,似是而非、模稜兩可及缺乏進一步求證,同時沒有連續性報導的醫藥新聞,被一般社會大眾所受的傷害,可以說與日俱增。如果法令上對醫藥廣告的刊登標準非常嚴厲,那麼對傳達不實醫療資訊的醫藥新聞,是否也應該採取同樣嚴厲的標準,以免對社會大眾造成傷害呢?醫院對於消息來源來自本院的新聞,如果有誤導之虞,是否要負相對的責任呢?

大多數醫師本人也都不願被視為生意人

醫療法對於醫療廣告的各種限制,其實已經大抵都回答了上述的問題。基本上,無論從醫學教育、醫療倫理、社會期待、法律規定等各面向看來,醫療行為都不是商業行為,我們甚至可以說大多數醫師本人,也都不願被視為生意人,他們仍寧願期待社會給與他們應有的崇高的職業尊嚴。鄉村醫師的診所,一年到頭有吃不完的蔬果;漁村醫師的電冰箱塞滿了各色的海鮮。這些來自病人的溫暖回報,都市醫師即使已不能經常享受得到,但是總是心嚮往之。
醫院做廣告,很明顯地是醫業不求迴避地將自己的位格從公益降為商業的表現。醫療法第六十二條後半段的「放水條款」,說來也不算是壞的規定,如該法沒有這條規定,醫學研究的分享、通俗醫學教育的傳播、公共衛生的教育等,可能都將無法推動,醫院變成沒有聲音的地方,醫師個個噤若寒蟬,恐怕也非立法的本意。
病人在酷法酷吏下不見得可以獲得更多好處

法律在很多領域上都可以立竿見影,唯獨對於一些以「關心」做為工作本質的人,很難做有效地約束。除了醫師之外,教師、律師、新聞記者等,都是以「關心」為動力的特殊職業,他們在工作上做對了多少,很難評估;硬將法令套在他們身上,反而約束了他們做好事的範圍。我們如果不相信老師會善待孩子,他可以完全符合規定地去「忽視」孩子;我們如果不相信醫師,不相信醫院,他們也可以做到不違背再嚴厲的法律,但是病人在酷法酷吏之下,卻得不到任何好處。

憂傷的母親

母親拉著我的手問我︰「小姐,妳有孩子嗎?」
「有。」我點點頭。

 
口述 / 張黎露主任 整理改寫 / 鄭春鴻
當年他廿九歲,是一個長得很俊美,父母親引以為傲的獨生子。他在美國修習的碩士學位就要拿到手了,辭去公職的父母親很開心地正準備要到美國參加他的畢業典禮,一切都那麼可以期待。突然,他被宣布罹患了大腸癌。
「面臨畢業,功課壓力變大。為了舒緩情緒,他跟著社團學習氣功。因此,當他發現自己的排便呈黑色,一開始以為是練功排出體內毒素使然。」母親說道︰「過了一段時間,他的黑便還是持續,身體並且逐漸消瘦,這時才醒悟到事情可能不單純,於是就到學生的健康中心做了檢查。」很意外地,他在意氣風發的年紀得了癌症;經進一步地診斷,發現他的癌細胞並且已經蔓延到整個腹腔了。由於他在美國只有學生保險,只能做較基本的化學治療,因此,父母決定送他趕緊回國治療。
他回國的那一年正好台灣的全民健保開辦,在返國的飛機上,他的病情已經惡化,不只排黑便,而是排血。一下飛機,來不及回家,就直接進入仁愛路的孫逸仙治癌中心醫院。
醫師研判,病人腹腔內的腫瘤仍再大量出血,如果沒有進行緊急手術,病人有立即的生命危險,所以父母簽了手術同意書,緊急將病人送入開刀房。手術後,他被送進加護病房觀察。在手術後的第二天早上,如同往常醫師試著撤除病人于手術期間賴以呼吸的人工呼吸器,原本以為可以轉到一般病房做後續的治療,但病人在移除人工呼吸器後,卻發生呼吸窘迫的情形,病人沒有辦法自己呼吸,於是人工氣管內管再度插入,呼吸器再度接上幫助病人呼吸。醫師告訴父母說:「暫時讓機器幫助病人,因為他現在太虛弱了,等病人體力恢復後再移除人工呼吸器」。然而病人卻無法脫離呼吸器,無法離開加護病房,無法再醒過來。晚期因為多重器官衰竭,病人陷入昏迷,獨留兩老天天期待著孩子會不會奇蹟式地醒來。
守著漸行漸遠的親人,一直到他消失在視線中,是一個令人肝腸寸斷的過程,不只家屬受盡煎熬,即使是醫護人員看著天天照顧的病人逐漸枯萎,也常常有不能自持的情緒。
他的病情越來越不樂觀,年輕醫師每遇到一個瓶頸,就來向孩子的媽媽說明後續的醫療處置和危險的分析。但是,只要有一萬分之一的機會,她對醫師每次送來的「同意書」,總是簽得十分堅決,因為她信任我們的醫師,我們的醫療,而且她是一位母親。
病人器官衰竭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呼吸衰竭,呼吸器的支持已經用到極限;造血功能異常,病人身體各處都有出血的現象;心臟血管系統衰竭,必須靠藥物才能支持基本的循環功能,但病人的血壓仍然極度不穩定;腎臟衰竭,病人尿排不出來,全身腫脹不堪,組織液甚至從毛細孔滲出,眼睛充血,眼瞼因為太腫而無法合眼。母親再也無法面對病人,因為她無能為力,不知如何幫助,所以當醫師說「我們還有一種方法可以幫助病人排水時」,無論是什麼方法,她馬上說「好,我同意,麻煩您馬上幫他執行。」母親永遠是最後一個認清自己的孩子已經無法挽回的人。
這時候,來向母親說明的醫師,忽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妳為什麼還要繼續幫她治療呢?妳知道我每天照顧他,看他這樣受苦,我有多麼不忍心嗎?我真的不希望再看到他受折磨了,這麼多的處置,只會帶給他痛苦,妳認為值得嗎?」他激動地說完話後便拂袖而去。對這位年輕醫師而言,病人的痛苦已經投射到自己身上,他也已經到了無力迴避的境地了。
母親對醫師突如其來的「指責」,十分惶恐。我相信她在此刻還是不認為兒子真的會離他而去;她所惶恐的或許是他的孩子會被醫師「遺棄」。
醫師離去之後,她開始啜泣,這是我看到這位從未掉一滴眼淚的母親,僅見一次情緒的崩潰。我向前去寬慰她,醫師不會放棄照顧病人的,他剛剛說的話是出自善意,他只是想表達我們都非常盡力在照顧他,他只是不忍心他受苦。
母親拉著我的手問我︰「小姐,妳有孩子嗎?」
「有。」我點點頭。
「當你們告訴我,你們還可以做點什麼來幫助我的小孩,我有能力拒絕嗎?」母親陷入無助地告訴我,她不但無力拒絕,也無力判斷醫師提出的醫療策略對兒子是不是真有幫助,她說︰「我別無選擇,我只能相信你們的專業。」
這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母親,她沒有因為醫師因過度的關心而「指責」她感到生氣,她只是一個憂傷的母親。後來,她告訴我,以後醫師要為她的兒子做什麼處理,可以不用再來問她了,因為她真的沒有辦法拒絕。我知道,如果有什麼她可以告訴我們的,只有一句話,她要孩子再一次醒來。
「我相信醫師的決定是對的。」她甚至拒絕讓她在額外的時間進入加護病房多看看自己的孩子,因為她無法忍受孩子的身影逐漸地模糊,而她卻無力拉他一把。
病人一個月後在加護病房過世。一直到母親慢慢地可以接受兒子可能就要跟她揮別的事實之後,她告訴我,兒子活到廿九歲,正要對社會有所貢獻,不幸就要離去了。她願意以兒子的身體來答謝社會的栽培,如果醫院想試驗什麼新藥、新技術,她都願意接受。


[ 延伸思考 ]
1. 人工延壽是不是具有意義,應該由誰來做決定呢?病人?家屬?醫師?社會?還是哲學家?
2. 全心地投入情感是工作的動力,醫護人員要如何全心地投入情感,而又能控制自己的情緒,理性地執行任務?
3. 多數的病人沒有能力去評估醫師所採取的醫療策略究竟是好是壞;另一方面,醫護人員挾著專業的權威,卻有非常強烈的說服力來遊說病人接受醫院的做法。在這樣不公平的立足點上,醫護人員必須要擁有哪些特質,才符合病人、社會大眾,以及醫療倫理上的期待?

人為什麼要上學?



(圖片說明)要活命的都要讀書 ( 插圖 / 彭舒苡 )
 
文 / 鄭春鴻

最近朋友問起我孩子不愛讀書怎麼辦?我原以為他只是隨口說說,因為孩子不喜歡讀書太正常了,殷琪就不喜歡讀書,還放火燒學校被退學。自己「供出」不喜歡讀書或不想上學,一般在小學不多,在國中、高中的孩子則不但會說出來,還會做出來,包括上課睡覺或乾脆逃學。

慶幸自己生了一個有主見的孩子

台灣的教育使孩子不愛讀書太自然了,隨便找就有一大堆理由不想讀書。你試過怎樣告誡孩子要讀書嗎?仔細想想,你提出的「上學之必要」的理由,可以說服得了自己嗎?如果連自己都弄不清楚為什麼要讀書,什麼要上學,而要求比你小三十歲孩子要樂於讀書上學,這說得通嗎?
首先,你要慶幸自己生了一個正常的孩子,或說是一個有主見的孩子。一個「從來就不問讀書要幹嘛,對上學感興趣」的孩子,在這個議題的發見、思考和行動上,顯然都輸給前者。


「讀書」不只是捧一本書大讀特讀

開宗明義,你可以簡單解釋一下:「什麼是讀書?」
「讀書」這件事,很容易讓人想到就是拿一本「教科書」在教室裡聽講、上課。事實上「讀書」的意思和活動並非是那麼狹隘。我們不妨把「讀書」改成「增進知識」、「促進腦力的靈活」和「體驗人生,讓自己快樂也使別人快樂」等幾件事來理解,這大概是讀書的目的。換句話說,我們是為了要達到這三個目標,所以才去「讀書」。
至於要得到這三件寶物,一定要捧書大讀特讀嗎?當然不是,隨著媒體的多元化,大家都同意現在及未來嬗遞知識、磨練智力及感染快樂的媒介,已經不再只是硬梆梆的書和文字了,影像重要到什麼程度,你只要走一趟台北市立美術館,參觀正在展出的「2008台北雙年展」(http://www.tfam.museum/03_Exhibitions/Default.aspx?PKID=243) ,當你看到所有的展出作品幾乎都以影像表達,「讀書」是不是寒窗捧書,就可以不言而喻了。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只是不喜歡捧著書猛讀,可以不必那麼早就緊張。

影像媒體越來越重要

可見現代人追求真理,已經不再是鑿壁引光、懸樑刺股地苦讀,而是多面向的。但為什麼現代教育還是沒有放棄以書本、文字做為主要教材,這涉及方便性、經費以及文字及書寫媒體的特質等問題。因為相對之下,文字和書本是既方便又經濟的載具,同時文字媒體對於必須反覆思考的內容,相對之下可以更精確表達。不過,此一現象因為數位革命,有不斷被修正的可能,這可以從電腦儲存設備越來越便宜,影音檔案越來越被大量使用等現象預見未來。

沒有具備必要的「知識」會有什麼後果?

聰明的孩子會問:「這三件寶物,是每一個人都要有的嗎?沒有這三件東西,或是雖有一點但不太足夠會有什麼後果呢?」
我們先談沒有這三件寶物,尤其是沒有必要的「知識」會有什麼後果?
人不可能離群索居,群居的社會自然就會分工合作,人活著就必須在群體社會中,找到一個「位子」,而從這個「位子」出發,你可以做一些對別人有益的事;也因此別人才會相對地做一些對你有益的事,包括讓你能得到溫飽和讓你得到快樂。你越能服務更多人,幫上更多人的忙,就會有更多人來回報你,這時候你就不只能溫飽自己,還可以溫飽自己的妻兒親人,進一步可以滿足你非物資的心靈享受。

多數的「位子」都設有門檻

古老的農業社會,不必讀什麼書,反正就是下田工,一切可從前人的身體力行中經驗學習;而現代社會想找到一個「位子」,如果我們的知識不足,在競爭之下,我們喜歡的「位子」就會被人搶走;尤其現代社會越來越講究專業,我們不只需要普遍的知識,還需要具備專業知識,否則當我們要進入某一行業,找某一個「位子」的時候,在入口就已經被人擋住了,因為多數的「位子」都設有門檻,包括你的學經歷。不管你認為這些門檻設得合不合理,這可能是社會各界公認在面對一大群應徵職位的陌生人,最簡單有效的標準。
搶不到「位子」的人會越來越沒有尊嚴
在社會上搶不到「位子」的人,等於沒有貢獻自己的勞力或智力給別人的機會,抑或是你所提供的東西,需要的人不多。這種人一般稱為「失業者」,積極地說叫「待業者」,他們還是要吃飯、要活命。當你無法以自己的付出換取你的需求時,你就會用到他人或社會的資源,那些被你挪用資源的人,是他們所付出的除了自用之外,還可以救濟供養別人的人。搶不到「位子」的人老是拿他人或社會的資源,就會變得越來越沒有尊嚴。


真正把自己當做歷史座標上的一枚星子

讀書上學,獲取知識當然不只為稻粱謀,俄國文豪高爾基説:「要熱愛書,它會使你的生活輕鬆;它會友愛地來幫助你瞭解紛繁複雜的思想、情感和事件;它會教導你尊重別人和你自己;它以熱愛世界、熱愛人類的情感來鼓舞智慧和心靈。」所以,高爾基說:「書是人類進步的階梯」。簡單地說,一個有知識會思想的人,才算真正把自己當做一枚星子,擺在世界歷史的洪流座標上,明白自己所在的位置,也漸漸地發現其他的大小星子都在哪些軌道、如何運行。這樣,才算真正來到了人間。書,正是上一代對這一代人在精神上的遺言;它是將死的老人對剛剛開始生活的青年人的忠告,;它是準備去休息的哨兵向前來代替他的崗位的哨兵的命令。
人生好比一齣戲,每個人都在戲裡扮演一個角色。我們每天一早起床,就會跟很多人講話,我們講的話就等於舞台上的口白。世界的大舞台,天天都在上演新戲,只不過這些新戲碼的情節,都跟上一幕或上上幕有點關聯。你可以想像,如果我們被推上一個舞台,迎面而來的人講的話,他的用字遣詞,他甚至有時會意在言外,如果你都聽不懂,或曲解他的意思,那麼,這戲怎麼演下去?
讀書,多少有那麼點意思,就是告訴我們上一幕戲演些什麼?前一個在台上的人物說些什麼?好讓我們能上了台就慢慢能搭上腔,可以把戲唱下去。

為什麼大多數人還是選擇去上學?

莎士比亞說:「書是全世界的營養品,生活裏沒有書籍,就好像沒有陽光;智慧裏沒有書籍,就好像鳥兒沒有翅膀。」只要有書就行了,為什麼一定要上學呢?
再好的書,廣義包括音樂、圖片、影片,即使再精彩,也都只是單向傳播;就算標榜有互動功能的網路,也只是個虛擬環境。我們確實可以從以上這些多媒體的教材,學習到很多人生必需的裝備,傳承到很多先人的智慧。不過,總好像還少了個什麼東西。原來,少了一點「人味兒」。我們生吞活剝地把書本裡、電影裡的口白栽下來,在自己上舞台時硬是一個字一個字照唸,好像也找不到特別的毛病,但總覺得有些獃獃的,不夠靈動。仔細想想,原來就是差了點臨場的真實感。

上學,多少有那麼點「預演」的意思,就是讓我們綜合別人的思想,以及自己的洞見,儘可能對人間的每一件事情,都先預習一下,在還沒有上大舞台演戲之前,先在學校預演幾遍。
或許你會問,即便如此,我也不一定要到「學校」去「預演」,也就是不一定要上學。不過,我們可以先想想,為什麼大多數人還是選擇去上學,只有非常少數人選擇在家自學;至於完全不學習;而把自己的孩子當成野放的土雞,讓他自生自滅的情況,這是大多數人以及我們的社會所無法認同的,因為「知識的不對等」,會使「這隻粗放的野雞」在未來的群居生活上與人格格不入,不但苦了自己,別人也很不方便。

多數人所以選擇去上學,正是因為多數人都認同上述的三件寶物是一個公民應該要儘量具備的。不過,如果每個小孩都自己請老師來教,成本太高了,而由父母來自己教,父母就不能去上班賺錢來供養孩子的其他需求,父母也不見得有能力教這麼多學科;況且在學校裡大家在一起學習,比一個人自學或可以提早使人感受到與人合作的經驗。演戲之前的「預演」也要有人跟你演對手戲,上學正好可以找到免費而真實的準演員和你預演對手戲。
正因為這許多理由才想出個辦法,大家集資辦學校,文明國家都會從納稅人的錢當中,編列很高的教育預算,讓自己的國民能儘量上學,在學校學習做一位好公民的普通常識,也學習可以幫助社會進步的專業知識。

如果你不想上學就要面對這兩件事

真理的旅行,是不用入境證的,你當然可以選擇不上學。不過,如果你不想上學,但你肯定上述的三件寶物還是你要的,那麼你必須思考以下幾件事:
1) 你等於放棄社會公平投資上每一個人身上,希望能栽培他成為「社會可用之材」的資源。你可以硬坳自己生下來的目的不是成為「社會可用之材」,倘此,相對地,你也就沒有權利要求別人的勞動成果為你所「用」,因為這是一個互助的社會。以台灣為例,政府每年有七百多億元的高等教育經費,其它先進國家更是數倍、數十倍於此,你不上學的意思就是打定主意爸媽乖乖納稅,你自己賺錢也要乖乖繳稅,但是你爸媽和你自己繳給政府的錢,你一塊錢也不想用到它,奉送讓別家的孩子去用它。
2) 如果你也肯定上述的三件寶物還是你要的,那麼你必須要花自己的錢去學習。那些你私人延聘教你的家教老師,他們絕大多數是享受政府的教育經費學習一身本領的,因為他一次只教你一個人,所以學費可能要30-50倍(一個班級有30-50人)於學校的學費,你有這麼多錢嗎?
文明國家的國家預算中,教科文的預算經常是排行第一的,以台灣為例,2009年度歲出最高的就是教科文預算,總數達3430億元。你不去上學,等於在這麼一大塊的社會資源中自我放棄。不但放棄,你還得花錢自己去學習。

學校課程不可能為你量身訂做

高爾基說:「人需要真理,就像瞎子需要明眼的引路人一樣。」學習的目的是要掌握真理。這裡所說的真理,是指那些可以使我們合理而快樂生活的本事。
真理是在漫長地發展的認識過程中被掌握的,在這一過程中,每一步都是它前一步的直接繼續。所以,學習必須要按部就班,至於怎樣學習,先學什麼後學什麼才有效;哪些需要學?哪些不需要學?這就是學校功能的一部分。
也許你已經試過學校,你發現學校排的課,要你學的科目,不盡都是你滿意的。這是當然的,你忘了你是和大家一起共用學習資源嗎?因此課程的設計是符合大家需要的;而不是特別為你一個人量身訂做的,你當然不可能完全滿意。不過,我建議你不要硬柪說學校的課沒有一樣你可以忍受的;倘此,你只有一途,就是自己去花錢請家教。
現在,假設你已經決定上學了,那麼我就要開始跟你討論,怎樣得到學校帶給我們的好處;並且更重要的,怎樣不受學校帶給我們的害處。

小時候讀書分數差不要自卑

中學以前的教育,一般都是通識教育,因為它要讓所有受教育的人都有機會發現自己的才能和興趣可能在哪裡,因此要學習的科目比預期的還要多。所以如果你或你的孩子在學校的功課,不能每一個科門都好,那也是很自然的。
2001年諾貝爾生理期醫學獎得主帝姆漢特(Tim Hunt),他因發現了控制基因「賽克林」(Cyclins,意為周期)而得獎。他的發現有助於了解細胞分裂的本質,而癌細胞這是在失控狀況下的分裂,從這個角度說,基礎性研究將幫助人類最終打敗癌症。帝姆漢特就是一個大器晚成的人,他說:「一個人小時候讀書的分數差,不要自卑;因為它不能決定一個人的一生。」他說我的成績生物最好,英語也不錯,法語就差了,拉丁語最差,數學簡直一團糟,物理不怎麼樣。」

知識之海


(圖片說明) 銀色的星光,就像真理,誰也不能一眼看
盡;只有畫家可以把它捕捉下來。
( 圖為畫家呂月華的油畫作品《銀色星光》,
100號,鄭春鴻收藏,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圖書室借展 )

牛頓說:「我不知道世上的人對我怎樣評價。我卻這樣認爲:我好像是在海濱上玩耍,時而發現了一塊光滑的石子兒,時而發現了一個美麗的貝殼而爲之高興的孩子。重要的是,那真理的海洋還神秘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的確,知識的學習和真理的追求,不在於能不能在沙灘上找到發亮的石子和美麗的貝殼,令人著迷和快樂的是眼前的那一片湛藍無際的海洋。

文 / 鄭春鴻


動物界從來找不到任何一種動物像人類一樣,要花那麼長的時間學習自立,才能脫離父母,自己養活自己的。現代人讀書讀到超過卅歲,出國留學,甚至都結了婚,生了小孩,卻一個蹦子都沒賺進口袋,還伸手向爸媽拿錢,這種「王子公主型」的人並不少見。相較之下,當你的孩子告訴你,他不想上學,他不是讀書的料子,他想自立,想去打工賺錢。這不代表他們更有尊嚴,更想展現自己的能力嗎?
你會怎麼回答他呢?
你大概會先訓他一頓,然後對他曉以大義:「你不讀書,將來吃什麼?」「現在滿街都是大學生,你不讀大學,你要找什麼工作?」好像讀書就是為了吃飯、要找到好工作;除了這些說詞,一般人大概想不出怎樣告訴孩子要讀書、要上學。


高學歷不能保證有飯吃

高學歷才能找到好工作的說法,似乎已經有點說不通了。根據統計,今年八月失業率為4.14%,創下三年來新高;高學歷、高失業率問題更加速惡化,八月大學以上失業率5.26%,不僅遙遙領先其他教育程度,更創下二十三年來新高,大學以上失業人數十三.六萬人,占總失業人數三成;一至八月大學以上平均失業率則是4.61%,創下1878年有這項統計資料以來、即30年以來同期新高。
既然高學歷不能保證有飯吃,那麼你還會鼓勵孩子上學,最好拿博士嗎?如果你還是希望他繼續上學讀書,那麼你的理由呢?

現代人需要多方面的通識教育

人要學習,才會有競爭力,才能生存、活下來,並且過好日子。學習不等於讀書;讀書不等於一定要上學。不過,讀書是學習最經濟、簡便的方法;上學是循序漸進學習最經濟、簡便的途徑,這些理由已如上述。倘若捨此不為,雖然不見得學不好、活不下來,但是等於放棄社會資源和既定的遊戲規則,勢必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一般人需要哪些知識與訓練,自古至今好像差別不大。古希臘的教育內容,包括體育(增強體力)、文法(文字學習)、音樂(平抑情緒)。教育方強調通才教育與優雅教育。孔子的教育包括「六藝」:禮、樂、射、弋、書、數。現在,我們的中學以前學校課程也都是通識教育。


以後都用不上的知識,學它幹嘛?

國文、英文,屬文字學習;數學,屬邏輯訓練;歷史、地理,屬社會文化知識;生物及健康教育,屬生物科學教育;物理、化學屬自然科學教育。做為一個現代人。「這些知識可以說沒有一項可以偏廢的。」當你這麼說,你的孩子也許會反問你:「爸爸,你中學學了幾何、三角函數、機率,後來你在哪些地方用上它們了?」這一問,可能把你問出火氣來了。不過,任你怎麼天南地北,拉東扯西,好像還真的大學聯考過後,這些數字符號就從自己的生命中消失了,再也沒有發生過任何作用。不但是數學,物理、化學在生活上用到也非常有限,當年好像根本不必學得那麼深奧嘛!其中解釋為什麼要學數學,恐怕最不容易。
你翻遍百科全書,給數學找來許多冠冕。說數學是一切科學的基礎,一切重大科技進展無不以數學息息相關。沒有了數學就沒有電腦,就沒有電視,就沒有太空梭,就沒有今天這麼豐富多彩的生活。這有點玄!說學好數學是成功成才的必要條件,不學好數學就考不上好的大學,也就不會有大的成就。這只是嚇孩子。說數學是思維的體操。多做體操身體健壯,多做數學頭腦聰明。然而,我們應該知道,不僅數學可以培養邏輯思維,其他如物理、化學、甚至人文學科都是對生活現象與經驗的提煉,學它們也等於做思維的體操。

數學也許很重要,但對我一點都不重要

「既然以後都用不上這些知識,學它幹嘛?」
這時候,你可能要換一個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不管什麼人都不可能知道自己未來會從事什麼工作,說不定在你們班上就出一個數學家也不是不可能。未來的世界,也許少了他,就上不了火星,不能移民到月球。現在如果大家都不學好數學,等於把自己成為數學家的可能給堵死了。」換句話說,今天我們很多的學習,大多都只是一種準備,是為明天,為未來的一種準備。數學已經被證實在許多領域都有很重要的應用,說不定哪一天要用到,所以在通識教育的課程裡才一直沒有被廢掉,不但台灣沒有廢掉,美國的孩子、非洲的孩子,只要上學都要學數學,如果它真的是用不上的知識,全世界聰明的人何其多,為什麼都要他們的孩子學數學?

思考未來要做哪一行?

父母以為這樣的回答已經很聰明了,但是孩子還是有話說。
「我承認,數學也許很重要,但是對我,一點都不重要,因為我已經預見自己以後想做的事,它不需要學那麼難的數學。」聰明的孩子會說:「我以後想唱歌,組樂團。」「我想和朋友開一家咖啡店。」「我想幫人做廣告設計或室內設計。」「我的英文好,我想到五星級飯店工作。」他可能需要一些數學,大概只需「算數」,但不需要太抽象的數理知識。
當孩子談到他未來要從事哪一行的時候,我們正好可以給他一些思考路徑。你可以先鼓勵他對未來的務實,的確,讀書求學階段,就應該開始思考自己未來要做哪一行。現代知識太多了,如果孩子知道人生的目標,一路上先挑一些比較用得上的知識學習,看來是合理的。不過,孩子現在想做的事,未來一定是他安身立命的職志嗎?換句話說,你可以和孩子討論:「那些你認為對你不重要的科目,以後對你真的一定用不上嗎?」

四人就有一人的工作「學非所用」

根據一年前(2008)的統計,大學畢業生就業工作與就讀科系相關比例約七成五,最能學以致用的學門領域是藝術約八成八、醫藥衛生約八成八,而這其中有兩成五的人,他們所從事的行業和他以前在大學唸的科系完全不相干;也就是每四人,就有一人的工作是「學非所用」。這個訊息似乎告訴我們,不要任性不去學那些自己不感興趣的科目,因為你以後用上的,或許不是你所學的,而是那些被你鄙視放棄的學科知識。
比較符合實際的建議是告訴孩子,在高中以前的教育,一般都還算通識教育內容,應該多保握機會,把每一個科目都盡力讀懂。你固然可以說:「我想讀文科,上了大學之後,我一輩子就跟數學無關了。」但同一件事,你也可以這麼想:「我想讀文科,上了大學之後,我一輩子可能就再也沒有機會學數學了,我要把握這一生之中最後學數學的機會。」後者的說法似乎是更理性的,同時更與事實相符的。我們仔細觀察一下身邊的人,那些自然科學教育背景的人,可能不太多人搞得清楚岳飛是哪一朝代的人?距今多少年?打什麼仗?為什麼要打?至於讀文史的朋友,年過四十,完全無法在孩子的數學、理化功課上給予任何協助的父母,恐怕更多。這些我們一輩子可能都不會回頭再來學習的功課,何不趁著現在努力地學它一學呢?
我們的學習,我們對真理的追求,其實到頭來求的不見得是自己真能從中得到些什麼,反而只是多多少少替後來的人「清理一些障礙」。也就是說,一個人只要肯深入到事物表面以下去探索,哪怕他自己也許看得不對,卻爲旁人掃清了道路,甚至能使他的錯誤也終於爲真理的事業服務。這就算我們做為人類的一分子,盡了一分力。
牛頓(1642~1729)說:「我不知道世上的人對我怎樣評價。我卻這樣認爲:我好象是在海濱上玩耍,時而發現了一塊光滑的石子兒,時而發現了一個美麗的貝殼而爲之高興的孩子。重要的是,那真理的海洋還神秘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的確,知識的學習和真理的追求,不在於能不能在沙灘上找到發亮的石子和美麗的貝殼,令人著迷和快樂的是眼前的那一片湛藍無際的海洋。讓我們做一個有憧憬的人,一個天天有福氣瞻仰大海的人,或許我們撿拾不到漂亮的貝殼來妝點自己,在人間短短的幾十年歲月,就算只當一名淨灘之人,在沙灘撿拾一些垃圾,清理出個好氣息,和大家一起開開心心地享受知識的大海,這也已經很光榮了啊!

真相只有一個


(圖片說明)少年十五二十時的意氣風發,
而今安在哉? (劉文三教授的素描,
當時我主編一個藝術版,1987)

 
這一個秘密,得之不易,但通常會在一個人躺在病床上時,才會彷彿聽到一隻小鳥飛到自己的耳邊,輕輕地、一個字一個字地告訴我們。「你聽到了嗎?」

文 / 鄭春鴻

道德相對主義認為關於是非並沒有客觀真理,我們只能就多種標準擇一來評斷舉止對錯。然而,即使道德見解眾多分歧,不見得代表道德相對主義就是正確的。例如,關於世界物理特徵有各式各樣的見解,不過這並不表示所有科學體系都同等有效。某些文化的科學方法有可能是完全錯誤的。
支持道德相對主義的學者它最能解釋道德多樣性。後人來看前人的際遇,除了「道德相對」的因素之外,往往是因為不能以「同情地理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 )來看世事。
我們讀唐朝詩人王維 (699-761) 的(老將行.少年十五二十時)可見他寫盡人生的無奈,頗能點出歷史的「道德相對論」:
 「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得胡馬騎。射殺山中白額虎,肯數鄴下黃須兒。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漢兵奮迅如霹靂,虜騎奔騰畏蒺藜。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
自從棄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昔時飛箭全目,今日垂楊生左肘。路傍時賣故侯瓜,門前學種先生柳。蒼茫古木連窮巷,寥落寒山對虛牖。誓令疏勒出飛泉,不似潁川空使酒。」
略謂:漢軍聲勢迅猛如驚雷霹靂;虜騎互相踐踏是怕遇蒺藜。衛青不敗是由於天神輔助;李廣無功卻緣於命運不濟。當年象後羿飛箭射雀無目;如今不操弓瘍瘤生於左肘。象故侯流落為民路旁賣瓜;學陶令門前種上綠楊垂柳。
時空的轉換,價值觀使道德多樣化,道德相對主義則表現在不同的藝術。在文學上,喬伊斯 (James Joyce,1882-1941) 於1922年發表的《尤利西斯》(Ulysses)被許多人認為是20世紀最偉大的英文小說。這部小說最著名的,或許就是在文中廣泛地採意識流敘事,喬伊斯希望藉此來忠實描繪書中角色當下的內心思維,絲毫不強求表現事發次序,也不做條理組織。這種寫作技巧,成為現代主義的特徵,影響及於無數作家,包括吳爾芙和福克納,他們也在作品當中試驗這樣的創作手法。意識流敘事的精彩之處就在道德多樣性的呈現,它讓讀者透過「並時」鋪呈的不同空間與時間的故事,更加強烈地對自己的人生進行反省。
這部小說重現荷馬的《奧德賽》(Odyssey)情節,只是時空挪到1904年6月16日的愛爾蘭都柏林,而且只陳述一天紀事。故事重塑荷馬史詩中英雄奧德修斯的角色,主人翁變成不太像英雄的廣告業務員布盧姆,他年歲不小,妻子又紅杏出牆。故事中的那天,他四處奔波商談各種業務,勞碌一天之後才回到家中。


儘管布盧姆顯得庸平凡,這個角色卻展現了英勇事跡。他待人寬宏大量,對身邊各色人物大體都能發揮同情心並表現恕道。他在日常卑微俗事當中,往往都能顯現英雄氣概,身處現代世界,大概也只能在瑣事中發揮英勇作為了。布盧姆是個猶太人,愛爾蘭卻以天主教徒佔絕大多數,因此他始終感到格格不入,儘管如此,他依然抱持樂觀態度,把不安的感受置之度外。
不同文化的道德標準大相逕庭,對於什麼是合乎道德的舉止,也往往有相左觀點。這是不是就表示世上並沒有客觀的道德標準?
一直到1997年,一隻名叫桃麗的羊誕生了,全世界開始認識了生命複製技術,也看到了「道德相對主義」的窘困。桃麗是隻複製羊,因為牠和牠的母親擁有相同的細胞核,換句話說,牠們的細胞攜帶相同的遺傳物質。牠們就像是隔代孕育的同卵孿生子。
人,理論上是可以靠科學在試管裡製造出「永生」的。這個「天機」的洩露,立刻就被發現是人類自我毀滅的「地獄之門」。大家終於發現,過去,人類所以得以自然生養,秘密乃在一字「死」。死亡是上帝最重要的設計,聖賢愚不肖人人到頭來都不免一死。再多的「相對論」都無法挑戰這一個「絕對論」。在我們的世界裡,「相對論」是表象,真相只有一個。
這一個秘密,得之不易,但通常會在一個人躺在病床上時,才會彷彿聽到一隻小鳥飛到自己的耳邊,輕輕地、一個字一個字地告訴我們。
「你聽到了嗎?」

偶像與影響力


(圖片說明)要當偶像還不簡單,自己做一個
不就有了。(舍弟鄭春翔用i-phone
為我加持成年度風雲人物)

培根畢竟只是個300年前的老先知,他沒機會領教到最困擾你我的「第五種」新偶像。這種偶像看來確實做了一番事業……

文 / 鄭春鴻


有一位牧師和一位公車司機同時過世了,但是公車司機上了天堂﹔牧師卻下了地獄。牧師一生貢獻於教會卻下地獄,覺得相當地不平,於是向上帝抱怨。
牧師說:「主啊!我一生都貢獻於教會,每個禮拜天都帶著您的信徒做禱告,為什麼我卻不如一個公車司機而下地獄了呢?」
上帝回答說:「對啊!就是因為如此,你才下地獄的。你每個禮拜天都帶著信徒們禱告、講道,但他們都在下頭睡覺!但是公車司機每天在街上橫衝直撞,他的乘客卻在禱告呢!」


這個令人忍俊不禁的笑話似乎告訴我們:「影響力是重要的」。向上帝禱告可蒙主喜悅,因此開快車嚇人,使人不得不禱告,也算功德一筆嗎?不管我們用的是什麼「手段」只要有影響力就得勝,真的對嗎?當然,牧師的講道無法使聽講的信眾更與上帝親近,以致沒有影響力,確實有虧欠之處;而不循正道,矇拐兜騙威嚇他人而使人就範,顯然不能稱為影響力。反倒是以詭辯歪曲價值;以公義包裝私利;以愚弄掩飾私慾,乃當今我們看到的「主流影響力」,這似乎就是我們看到的亂象之源。
過去,所謂「愚民政策」,所仗的是老百姓的無知;現代的「愚民手段」所採取的往往是偶像的崇拜。
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曾區分了四種偶像,他並且指出這正是我們在獲得知識中,由偏見或錯誤的思維方式所引起的四個通常的「障礙」。除了「種族的偶像」(心靈中固有的傾向,包括自然崇拜和民族神崇拜)、「洞穴的偶像」(由教育造成的心智習慣所引起的偏見),以及「劇場的偶像」(由傳統和權威理論或權威觀點影響的偏見)之外,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市場的偶像」,即由普通生活的日常交往,以及一個人的語言影響而引起的偏見。近世的「市場偶像」運用的最徹底的不是影歌星,而是政客。大到總統,小到名嘴,可以說做到渾身都是戲的地步,一天演戲的時間幾乎超過A咖正式演員。
在培根看來,偶像是建立「偉大觀念」的障礙。他說:「現在占據著人的理智並且在裡面已經根深蒂固的,是各種假象和錯誤概念,它非常擾亂心,使真理很難進來。」
不幸被他言中的是近代具有普世影響力的人,通常都是運用這四個障礙,以不恰當的權威、習慣,輿論來敗壞大眾的心靈。

培根畢竟只是個300年前的老先知,他沒機會領教到最困擾你我的「第五種」新偶像。這種偶像看來確實做了一番事業,非常潔身自愛,典型的「不沾鍋」,學問夠大,不論出於自己的宣傳、別人的吹捧,或形勢造成的,一輩子都有很多粉絲跟在後面。《孟子•公孫丑》說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指的就是這種人。當大家都在深慶時代得人,將他們當成典範的同時,才發現他正是時代進步的極限;他老被人捧做偉人,久而久之,在他的眼中,看來看去就是自己最偉大,自己正是別人不可能超越的標的物;也正因為如此,他對時代的影響,似乎只會在田徑場上插旗子,自己從未真正跑完一趟跑道,就算有人好奇也順著跑道「走」那麼一圈,也才發現,以前由先行者所插的旗子已經七零八落,再偉大的指標都已難以辨識了。他所希望造成的影響,終究只是「器質性」的,非常表面的、工具的、看板的,而不是可長可久的刻在心版上的影響。這「第五種」的新偶像,叫人追隨也不是,棄離也不是。他的問題不出在自己,而出在那些非把他當偶像崇拜的傻呼兒身上。
找找看,你知道他們在哪裡嗎?

現代利未人

 
文 / 鄭春鴻

《聖經》摩西五經中有《利未記》。根據記載,利未人是負責以色列人的祭祀工作,不參與分配土地。後來,所有的祭司都屬於利未支派,他們的工作是協助料理會幕,並向百姓講解律法。《申命記》說到:「祭司利未人,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無分無業;他們要喫用獻給耶和華的火祭和祂的產業。」
現在,利未人一般指的是教會的神職人員,包括牧師、傳道人及全職同工。他們的薪俸都來自教友的奉獻;不過,雖然他們並沒有被約束不能擁有屬世的產業,但是他們的收入通常都很低,過著接近清貧的生活。

我常會把「利未人」和現在正在非營利機構工作的人聯想在一起。利未人對神忠心;現代從事非營利事業的人,他們做的是公益事業,直接對社會大眾忠心,事實上也是為神工作。
在資本社會裏,要吃好用好的,必須付出較高的代價;要殷勤的服務就需要較多的人力,這種「有錢好辦事」,「有多少錢辦多少事」的觀念,已經成為資本社會的遊戲規則。不過,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應該套著這樣的觀念?
比如主持一個教會,或是辦一所學校,或是經營一家醫院,如果套上這樣的觀念,你會覺得如何呢?
當教友想尋短,到教會求救於牧師,牧師可不可以對教友說:「現在我正為教會的大客戶禱告,你得掛下周主日的號。記得,你們要想多得到上帝的祝福,就要多奉獻。」醫師或護士可不可以對流血不止的病人說:「讓我先查一下你的銀行信用記錄,我才要幫你包紮止血。」學校可不可以對學生論件計酬?比如老師批改作文,仔細批改每件50元;粗略批改每件10元。並且對學生說:「你們要學得更多,就應該多付錢,要我開金口,每一句都有定價,貴一點的,老師會比較用心幫你的忙。」
如果你對上述的情節感到不可思議,覺得不倫不類?那麼,你就得承認我們的社會確實有某些特別的職業是不能套用「有多少錢辦多少事」的觀念。醫師為人看病不能只看三分鐘,不能只看一半,要不要繼續看下去,不可以用金錢來決定。如果醫師不同意這樣的說法,那麼他必須心裡有準備,學校只教「韓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至於其他七家為何許人也,當他在介壽國中讀書的兒子想知道時,老師可以要求額外收費,多知道一個柳宗元要多付十元,三蘇一起介紹可以打折,算廿元。
這些不能「看錢辦事」的職業不只包括上述的牧師、神父、醫師、老師;應該還包括律師、法官 (檢察官)、新聞記者,甚至包括食百姓俸祿的公務人員等,也就是我所謂的「現代利未人」。然而,他們的工作有什麼共同的特點呢?他們的工作和其他行業的從業人員,
和現代利未人見面時,往往是一個人最倒楣的時候。比如生病看醫師、犯官司找律師,上法庭見法官、書讀不好或品性不好接受老師的教誨等。現代利未人的工作都代表一種普世的價值。比如神職人員→悲憫;醫師→博愛;老師→真理;律師、法官、新聞記者→正義等。他們的工作內容,與「消費者」往往有「知識不對等」的關係。被服務的人不太清楚他所得到的服務好到什麼程度,壞到什麼程度,因為要瞭解服務內容有一定的門檻。而當他們把工作搞砸了,他們都可以有一大堆理由推卸責任;並且說成別人的錯。
同樣地,一個現代利未人之所以被人所敬重,也正是因為以上的緣故。他不爭功、不諉過,他在苦難中給人安慰;他在孩子學習有障礙以及對人生感困惑的時候為他指點迷津;他在正義快要沉淪的時候力挽狂瀾。
利未人表面看來好像沒有產業,其實是有,而且樣樣都有。
「從前耶和華藉著摩西吩咐給我們城邑居住,並城邑的郊野、可以牧養我們的牲畜。於是以色列人照耶和華所吩咐的、從自己的地業中、將以下所記的城邑、和城邑的郊野、給了利未人。」慈愛的神絕不會不顧念利未人,祂必會將至好的給他們為賞賜。
這也就是為什麼羅慧夫醫師會說:「做醫生是一種福氣。」

千分之一強度的微笑


(圖片說明)抓到手的幸福永遠都是那麼短暫,當你想到或許你
的一點施捨也可以為人製造一個霎那的幸福時 就給吧 與
我兒勝己攝於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

 
文 / 鄭春鴻

 這些年來,我有一個習慣,只要看到乞丐,完全不假思索,就會把手伸進口袋,掏出幾個銅板給他。像這樣的直覺動作,在更年輕的時候,我並不是這麼做的。
 過去,我也會給行乞者錢,但每一次它都是選擇性地、獨立的事件,因為在施捨之前,我通常會打量一下,看看這個衣衫襤褸的人是真的?還是裝的?
 我不喜歡不像乞丐的乞丐,比如有一些乞丐打扮得實在很不怎麼高明,他身上衣服的百衲補丁,補得實在太整齊了,顏色太多了,太像道具了;有的人的腿打了一個石膏,有兩條腿那麼粗,我想像不出有哪一個拙劣的醫師會把病人的傷口包裹成這付德性;我也不喜歡故意悲情的乞丐,比如在傳統市場看到打赤膊全身趴在地上,一邊爬,一邊還有配樂,雖然他是肢體殘障,但是總叫人感到太矯情、太表演了,令人見了感到就算給他再多的錢,好像也沒幫上他的忙。我更不喜歡太職業的乞丐,比如某一位乞者每天固定在一處,對每一位經過的人都問好:「您好!祝您身體健康」,到了星期五,還會改口:「祝您周末愉快」。這樣多禮等於每天都在提醒大家要注意他,讓人似乎沒有拒絕的權利。
 即使我對上列諸丐有這樣苛刻的挑剔,但是他們並沒有要求你給多少錢,每次你都可以隨便往口袋裡掏,十元、廿元、五十元隨意給;另一種也可以歸為丐幫,但算是求援者,門檻就稍高,台灣從南到北,幾乎都是一口價,要一百元起跳。
 他們通常是兩人組,專門在夜市逐攤逐桌推銷日用品,一位坐在輪椅,一位是推手,一包市售不到五十元的抹布、幾支簽字筆就要價一百元。有時候我們到夜市吃碗麵,也花不了五十元,一下子要你樂捐一百元,而且不能更少,實在有點強人所難。只有在一桌人在吃飯時,這樣的推銷成交的機會就比較大。大伙兒大魚大肉,身邊突然出現一對不幸的夫婦求援,飯局的東家為了維持餐桌的氣氛,也為了表現自己並不冷血,通常嘖有煩言不耐地掏出一百元,隨便挑一樣東西打發走人。
至於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就不再打量乞丐的外表和行為,只要看到乞者一定給錢呢?
 我想大概是在兩年前,我每天上班經過台北火車站捷運的某一入口,總看到一位年紀很大的阿嬤,她在樓梯角落蜷縮著嶙峋的身子,不喃喃自語,也不對施捨者稱謝,只有等著。這個阿嬤頭上包著一條黑色的頭巾,她穿的上衣和褲子不論樣式或顏色是那麼不搭配,一看就知道是別人分別送她的。不過她不像其他遊民髒兮兮的,而總是素素淨淨的,保持一個老人家應有的基本尊嚴,完全吻合我心目中典型乞者的形象。我每天一定給她夠吃早餐的錢,本來她都不抬頭的,但是日子久了,我發現一接近她,她會仰起很小角的度露出塌陷的眼瞼看我一眼,並且給我一個應該算微笑,不過它的強度大約只有一般人所謂的微笑的千分之一吧!極弱的笑意,它像綻開之前裹在花瓣裡含苞的一笑,從眸中流洩出來,比較接近一絲意念,一個善意的回應。

 就這樣,那一陣子我好像把老阿嬤的早餐當做我的責任,不過也不盡然,因為我並沒有特別去理會她在我休假不上班的日子,到底有沒有錢吃早飯。一直到有一天,我發現老阿嬤不見了,而且連著幾天都不見了,本來我不太以為意,但是慢慢有點擔心她會不會病了,去看醫生了嗎?她會不會過世了?每天上班走到那個角落,好像有一種少做了什麼應該做的事的感覺。
這樣又過幾個月後的某一天,我在同一個角落才又看到老阿嬤,當我靠近她,與她悄悄地望著我的時候,我突然發現,在老阿嬤不見的這段日子,我失去的,我想要找尋的,正是那她小仰角對我注視時發出的那千分之一強度的微笑。
 我忽然想起馬太福音的一句話:「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是我施捨給老阿嬤嗎?她好像給我的更多一些。我輕易給出三、五十元,就想支配一個老人給我一次苦境的表演嗎?事實上,我給行乞者一些錢,幫上他們的可能不多,反倒是填補自己、滿足自己因施捨而獲取的快意和滿足或許更多一些吧!倘此為真,我又有什麼資格在丟給人家幾塊錢之前,給他做什麼身家調查呢?

嗨!用力笑一下

躺在病床上的你,想想你平常是不是也像BOB一樣,不會逗家人開心,吝於誇讚周圍的人?下班回家只知道看電視上網呢?你多久沒有緊緊地抱過另一半呢?
文 / 鄭春鴻

BOB去了他的朋友JOE的家,他對他的朋友如何對待妻子很驚訝。
他經常說她如何有吸引力,讚揚她燒的菜,擁抱並熱吻她。
BOB後來評論說:「你太寵你的妻子了。」
BOB受到鼓勵,趕緊跑回家,抱住他的妻子對她說如何愛她,他想知道她的一天情況。但是,妻子開始眼淚四濺。
BOB問:「甜心,怎麼了?」
「這真是最糟的一天,」她回答:「今天早上兒子比利從自行車上摔下來,摔傷了膝蓋,然後是洗衣機壞了。現在你又喝醉酒回來。」
躺在病床上的你,想想你平常是不是也像BOB一樣,不會逗家人開心,吝於誇讚周圍的人?下班回家只知道看電視上網呢?你多久沒有緊緊地抱過另一半呢?
嗨!用力笑一下吧!
讓我們不只把握今天,更把握現在。電視真的有這麼好看嗎?新聞一直在重覆播出,你不嫌煩嗎?網路真的那麼好玩嗎?仔細算一算,你每天上的網站,有超過5個嗎?人生在世活個80歲100歲,看同樣的事物演來演去,實在沒有差別的,長壽的和夭折的人所放棄的其實是一樣的多。因為一個人所能被剝奪的只有現今,事實上只有當下是我們所有的,我們沒有的東西,當然也不會失去,而如果我們連當下都被剝奪了,那麼我們真的就一無所有了。
 王先生是一個不苟言笑的人。平常很吝嗇給人讚美或掌聲。有一天他在家裡吃飯。他發現到有一道烤鴨的鴨子只有一條腿。於是他問他太太:「為什麼這隻鴨子只有一隻腳?」。他太太說:「有什麼好奇怪的,我們家的鴨子都只有一隻腳呀。」
「我不信,所有鴨子都有兩隻腳,為什麼只有我們家的鴨子比較特別?」   
「不信,你不會自己到池塘去看。」
  於是王先生跑到池塘去看他的鴨子。由於鴨子正好在睡午覺,因此都縮著一條腿,只用一條腿站立。因此看過去,好像所有的鴨子都只有一條腿。王先生靈機一動,朝鴨子棲息的方向很用力地鼓掌。鼓掌的聲音把鴨子都驚醒了,紛紛把縮著的那隻腳放了下來。
 「你看吧,牠們不是又恢復兩條腿了嗎。」王先生很得意地告訴他太太。「就是啊,如果你想吃有兩隻腳的烤鴨,也請來點掌聲吧!」太太回答。
等一下,你的另一半來探望你時,給他(她)一點掌聲,你會發現,今天,是你走運的一天。

在金錢遊戲中玩與被玩


(圖片說明) 第一流的人物,就是付出自己的勞力,
真正幫上別人的忙,哪怕是舀一碗綠豆湯讓路人解饞。
(鄭春鴻攝於高雄自強路自強橋上)

當一個人或一個國家破產的時候,錢的真正「意思」才會又浮現出來。破產代表此人或這個國家沒有信用了,當然它所發行的鈔票、股票、債券等等有價證券,統統都變成紙張了。破產的冰島人會不會餓死?當然不會,冰島人還是可能恢復他們漁夫的身分,去抓魚來吃來賣。上帝恩待冰島人的,一樣都沒有收回去……

文 / 鄭春鴻


當我們把讀書、上學和找工作賺錢這兩件事的關聯扣得太緊的時候,想要去清楚告訴孩子讀書上學的必要,就顯得很困難。因為孩子可以找到很多理由來切割這兩者之間必然的關係。簡單地說,他們看到了讀書上學沒有用或用處不大;他們看到了讀書上學之外,還有別的途徑更有效達到自己的理想目標。

價值觀已經被金錢遊戲扭曲了

現在,要跟孩子解釋「要流汗才賺得到錢」這件事,並不容易。因為舉世最有錢的人,他們賺錢時都只是打幾通電話,沒有流到汗水;反而那些必須流汗才能賺到錢的人,比如農夫、工人,他們所賺到的錢都是小錢,被認為是社會上比較沒有辦法的人。現代人的價值觀已經被金錢遊戲扭曲了,江洋大盜吃香喝辣,保鑣貼身;博士碩士高學歷失業。
台灣俗諺說:「錢四支腳,人兩支腳,人怎麼跑都追不到錢。」人追不到錢,誰才追得到錢?很多人會告訴你,錢才追得到錢。換句話說,你要不就是要加入金錢遊戲,否則就只能被當一枚被那些玩金錢遊戲的人下注的籌碼,別無選擇因為這些人不會讓你存在銀行的錢閒著。在現代社會,如果你還把錢放在銀行,會被罵不懂得「理財」。報載有一名年邁的日本商人不信邪,他不想玩金錢遊戲,也不甘心讓人當成籌碼下注,氣不過銀行給的利息太低,他過去40年來持續將現金用盒子裝起來埋藏在院子地下,累積達約台幣1億5,000萬元,而當他發現遭竊後不久便含恨去世,此事被當成笑話看。

「銀行家」基本上是大騙子的別稱

在這個世代,投資和投機已經說不清楚了。失敗的投資會被按上投機的帽子,而成功的投機搖身一變享有投資之名。華爾街流行話說:「分辨投資和投機,就好像告訴煩惱的青少年愛情和熱情是兩回事,即使他了解兩者確實不同,但還是無濟於事。」
20世紀初偉大的英國金融家歐內斯特‧ 卡塞爾 ( Sir Ernest Cassel ) 爵士說過一句名言:「當我年輕的時候,人們稱我為賭徒,後來我的生意越來越大,我成為一名投機者,而現在我被稱為銀行家。但其實我一直在做同樣的工作。」( When I was young, people called me a gambler. As the scale of my operations increased I became known as a speculator. Now I am called a banker. But I have been doing the same thing all the time )
現代的「銀行家」基本上是大騙子的別稱,他們賺的已經不再是利息錢,而是黑心錢。他們發明出各式各樣的「金融性商品」,每一種都是一種新的金錢遊戲規則。你去銀行存錢領錢的時候,就會出現一些訓練有素的帥哥辣妹,他們客氣而有教養地告訴你,把錢放在銀行是最笨的作法,你可以用錢去賺錢,這樣才賺得快。從你同意他的講法那一刻起,你就成為銀行賺錢的工具,也成為銀行騙錢的幫兇。
有一天,銀行打電話給內人,略謂最近全球不景氣,我們買的國外基金獲利差了、賠了。這位銀行的理財師主動好意說要幫我們換一種什麼碗糕的方案,一個月可以省下六十幾元的手續費。我連聽都懶得聽,就勸內人不必去瞎忙了,因為根據普通常識,銀行沒有吃你啃你就阿門了,萬萬不可能還會好心主動打電話給你,要浪費他的人力來幫你省錢。

尤努斯恢復了銀行古典的美德

全世界只有一種銀行家是好人,那就是孟加拉窮人銀行家,孟國經濟學者尤努斯和他的追隨者。他和他創立的鄉村銀行(Grameen Bank,Grameen是孟加拉文的鄉村)因讓數百萬人脫離貧窮,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尤努斯做的事一點都不特別,他只不過讓「銀行」這個行業恢復了它古典的美德,他只不過讓金錢又恢復了它被稱為「信任」的古典定義。
六十六歲的穆罕默德尤努斯發明微額貸款(microcredit)概念,並於1976年創立專門協助窮人的新型銀行,他貸放小錢給孟加拉窮人,特別是女性,讓他們不需要擔保品就可以貸款創業。如今這種貸款方式已在全球一百多國推行,從美國到烏干達都有。微額貸款的概念是貸款給不符合一般銀行貸款資格的窮人極小額金錢,通常是50美元到100美元(約台幣1,650元到3,300元),供他們創業。尤努斯曾說:「孟加拉樣樣不行,連電都沒有,但微額貸款進行得很順利。」尤努斯和他的銀行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得獎理由是他們利用微額貸款等創新經濟計畫,協助他們的國家「從底層創造經濟和社會發展」。諾貝爾委員會的頌詞說:「世上每個人都有潛力和權利過好生活,尤努斯和鄉村銀行證明一貧如洗的人也能自食其力。」

窮人不是自己變窮,而是社會機制造成

「除非廣大人民都能找到擺脫貧窮的方法,否則不會有持久的和平。微額貸款就是一種方法。從底層發展也能促進民主和人權。」根據鄉村銀行網站,該銀行現在有650萬個貸款客戶,96% 為女性,有2,226個分行,分布在71,000個村莊。
曾到孟加拉分享「微型貸款」經驗的台灣國際醫學聯盟台歐計畫專案協調人曾育慧曾與尤努斯近距離接觸。她說,尤努斯是一個天生活在人群中的人,社會地位相當高,他在高峰會總是坐在後面不起眼的座位,把握機會和每一個人談他的理念。尤努斯曾說,窮人不是自己才變窮,而是社會機制造成,他期待所有的窮人走出去,都能有無比的信心,因為銀行支持你,不會讓你餓死,不會讓你住沒屋頂的地方,讓銀行成為窮人的後盾。
舊世代,窮有可能是因為人不知進取、不夠努力、沒有責任感造成的;不過,在金錢遊戲成為經濟主流的現代,尤努斯說的一點都沒錯,窮人往往不是自己才變窮,而是社會機制造成。至少窮人只能賺到蠅頭小利,只能糊口,在今天的經濟鐵律下,「貧者恆貧,富者恆富」是殘酷的事實。低收入者一遇到災難,一夕間變得一文不名、燒炭自殺是非常可能的。

冰島為什麼會破產呢?

我相信很多人搞不清楚堂堂一個國家,冰島為什麼會破產呢?原因很簡單,多少世紀以來,漁業一直是冰島的主要經濟支柱。但就在六年前,冰島人發現可以從金融業獲取巨額財富,他們帶著熱忱和無畏投身到這個新行業中,憑借狂熱的投機欲望從海外大量借貸。許多人把矛頭指向冰島前總理奧得森(David Oddsson),這名前劇作家與廣播配音員,是他帶頭把冰島的國營銀行全部賣掉,積極從事金融投機。毫無金融訓練的奧得森退任後,又改當冰島央行總裁,當冰島銀行紛紛向央行告急時,他只能對他們說:「好,保持聯絡。」原本冰島人以銀行業為代表的虛擬經濟為致富的希望,如今正是這些銀行的規模迅速讓擁有32萬人口的冰島國內經濟相形見絀,以致於破產。
當一個人或一個國家破產的時候,錢的真正「意思」才會又浮現出來。破產代表此人或這個國家沒有信用了,當然它所發行的鈔票、股票、債券等等有價證券,統統都變成紙張了。破產的冰島人會不會餓死?當然不會,冰島人還是可能恢復他們漁夫的身分,去抓魚來吃來賣。上帝恩待冰島人的,一樣都沒有收回去,冰島有很優越的水力發電,過去他們也曾經老老實實地發展了電解鋁、地熱發電等行業一陣子,只是還沒有形成真正的多元產業時,就不老實地去跟人家玩金錢遊戲。現在,上帝的祝福都沒有打折扣,就看冰島人,就看全世界的金融騙子願不願意老實地拿起釣竿來釣魚。

你敢作夢嗎?



 
(圖片說明)每一件衣服,每一個圖案都有人會選買,
這就是人生的樣貌。 (鄭春鴻攝於高雄三民市場)
 現代生活最大的災難,其中之一應該就是「學校」的發明,因為「學校」經常告訴我們的是「天底下沒有新鮮事」,世上沒有奇蹟。


文 / 鄭春鴻

一名廿五歲的重慶女子在拍賣網站上開店「出售剩餘人生」而引起議論。據悉,這位名叫陳瀟的女子開店一個多月來,有一百多人購買她的時間,成交四十多宗。她在網頁上寫著「將剩餘的人生獻給那些真正有時間需要的人」、「人的時間是可以買賣的,安排陳瀟的生活是你們的權利,為你們服務是我的義務…」。不過,陳瀟強調,她不接違法的業務。
我們每天都在「出售剩餘人生」

成功需要成本,時間也是一種成本,對時間的使用等於反映了此人的價值觀。陳瀟的「出售剩餘人生」只是聳動的噱頭,一點都不新奇,因為你和我,以及全世界多數的人,可以說每天都在「出售剩餘人生」。只是有些項目,我們不全然把它當成「出售」;而是認為是「付出」、「奉獻」等等。
比如,你一早騎摩托車載可愛的女兒上學,你會把它想成「出售時間」給一個小女孩嗎?不會,因為你不是司機,這是你對女兒的愛,是「付出」;接著,你去上班,在工作上,你一點都沒有成就感,也得不到同事的敬重,你覺得純粹被「工具性」的對待,但你又不得不去,因為你需要那棄之可惜的薪水。因而,上班的八小時,你的確會把它當做「出售時間」;下班了,你花了一個小時在家煮飯給家人吃,你會把它當成「出售時間」給一家人嗎?不會,因為你是家人之一,你愛家人,它也是「愛的付出」;到了禮拜天,你上教會,不但要做十一奉獻 (捐出薪水的1/10) ,而且要一早就忙著接待教友,要分擔弟兄姐妹的憂愁,花的時間和金錢更多,你會把它當成「出售」嗎?不會,因為你愛上帝,而你被教育「做在最小弟兄身上的,就是做在上帝的身上」。

「行非所願」花的時間才叫「出售」

可見,當我們「行非所願」的時候,我們花的時間才叫「出售」。當我們「為所當為」時,我們就是在履行責任,我們是在「享受付出」。比如,果農花時間種水果,為的是收成後把水果賣了,好用來買別的日用品生活,所以,他在田裡是「工作」,是他的責任,對他而言,這大概就是「出售時間」;而都市的上班族,想體驗農夫的生活,他向「市民農場」申請一塊地,同樣在田裡是操作,但他在假日上工做的不是「工作」,而是休閒。

母親一星期工作70小時十萬元

母親,是一星期工作七十個小時的職業,這是德國家庭主婦協會的統計。根據統計,一個有兩個孩子的母親平均一天工作十四個小時,如果週末不列入計算的話,一個星期至少工作七十個小時。而一個正常的工人一星期工作七十小時,在德國是違法的。
德國媽媽要做哪些工作呢?和台灣的家庭主婦大同小異。包括煮飯、洗衣服、居家清潔、陪孩子、接送小孩、幫孩子做課後輔導等等。如果以時價計,一個家庭主婦所做的工,一個月可以賺到2510歐元的工資,換算成新台幣大約要十萬元。當然,媽媽一天的工作不只上述。更重要的是你不可能為這一個家找到這麼一個女人,她是那麼盡心盡力,無怨無悔。正因如此困難的工作,有天下的女人任勞任怨地擔待下來,才成就人類去承繼那宇宙繼起的生命。

只有兩種生活方式功我們選擇

人性最可憐的就是:我們總是夢想著天邊的一座奇妙的玫瑰園,而不去欣賞今天就開在我們視窗的玫瑰。事實上,我們每天早上醒來,荷包裏的最大資產就是24個小時——那是我們生命宇宙中尚未製造的材料。
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 1879-1955) 說:「你只有兩種生活的方式。一種是好像世事皆不是奇蹟。另一種就是好像每件事情都是一個奇蹟一般。」( There are only two ways to live your life. One is as though nothing is a miracle. The other is as though everything is a miracle.) 你的選擇,正好說明了你想要「怎麼活?」

「學校」教育我們「人生沒有新鮮事」

生活在不容易餓死的地方,人生最大的問題,往往不是「活下來!」,而是「怎麼活?」跟自己最過不去的,也就是吃飽飯沒事幹的人,才會去想到「人為什麼活?」的大哉問。
現代生活最大的災難,其中之一應該就是「學校」的發明,因為「學校」經常告訴我們的是「人生沒有新鮮事」,世上沒有奇蹟。多數的各級的學校,就像早年鄉下做「紅龜仔粿」的木製模具,任何形狀的糯米團,經模具一樣,每隻「紅龜仔粿」都長得一模一樣才能送到菜市場賣。學生「模組化」的結果,使得年輕人的價值觀越來越累同,勇於作夢,敢於突破前人設立的藩籬,走自己想走的路的人越來越少了。

諾貝爾獎都是頒給敢作夢的人

每年的諾貝爾獎都是頒給敢作夢的人,他們只知追求真理,幾乎不考慮賺錢的事。以諾貝爾生理及醫學獎為例,它頒給的對象,幾乎都是「為學問而學問」的人。以本世紀以來,得獎人在關於神經系統信號傳導方面的研究、發現細胞週期中的關鍵調節因數、發現器官發育和細胞程式性細胞死亡(細胞程式化凋亡),以及發現人乳頭狀瘤病毒的研究,其成果都是石破天驚的,但卻完全沒有立即的商業價值。相較之下,當今的大學,基本上不是這種追求真理的人的溫床。

年輕人什麼都不拜,只有拜金

大學教育的功利化是全球性的,學生來上大學,一心就想要「學以致用」,學校只好應大家的要求,大量地推出實用的科系和課程。以台灣為例,教育部公布學生人數前十名的大學系所,包括商管、電資、資管、企管、電機、財金等系;碩士班以電機、資管、企管人數最多;文科校系以應用外語、應用英文系最熱門。這些科系都是應用科學,連文科的外語,也以可以立刻用得上的應用外語,才受到年輕人的親睞。新的一代,是一個沒有偶像崇拜的世代,什麼人什麼事都不怎樣,什麼都不拜,只有拜金。
因為大家都想學「用得上」的知識,尤其是有效用在賺錢上的知識,也就是「拼經濟」,所以滿腦子都是錢。好好地賺錢其實也不見得是壞事,偏偏還沒學會怎麼賺錢,就去學「理財」。自己窮光蛋無財可理,就去理別人的財,鼓吹大家不要老老實實賺錢,金錢遊戲賺得更多,各式各樣無中生有的「金融性產品」,以錢養錢賺得才快。

人財兩失的現代投資故事

有一天,一位其貌不揚的男士,帶著一位十分豔麗的OL,來到Causeway Bay一家LV店。他為OL選了一價值6萬5元的LV handbag。付款時,男士掏出支票本,十分瀟灑地簽了一張支票。店員有些為難,因為這對夫婦是第一次來店購物。
男士看穿了店員的心思,十分冷靜地對店員說:「我感覺到,您擔心這是一張是空頭支票,對嗎?今天是週六,銀行關門。我建議您把支票和handbag都留下。等到星期一支票兌現之後,再請你們把 handbag送到這位小姐的府上。您看這樣行不行?」
店員放了下心來,欣然地接受了這個建議,並且大方的承諾,遞送handbag的費用由該店承擔,他本人將會親自把這件事情給辦妥。
星期一,店員拿著支票去銀行入賬,支票果真是張空頭支票!
憤怒的店員打電話給那位元顧客,客戶對他說:「這沒有什麼要緊啊!你和我都沒有損失。上星期六的晚上我已經同那個女孩上床了!哦,多謝您的合作。」

對於可能加大的風險缺乏防範意識

這個故事是「次貸危機」期間,我聽到最淺顯,也最容易令人儆醒的教訓。它確定很生動地揭示了次貸危機的本質。故事告訴我們,大多數人在對「未來收益」充滿良好預期的時候,對於可能加大風險缺乏防範意識。
這一位其貌不揚的男士,必定衣著光鮮,手戴勞力士,口袋插了萬寶龍名筆,就算一身名牌都是假貨,但他的多金打扮、談吐、氣派等,必有慑人之處。美女心想,反正週一六萬多LV就到家了,自然也就放鬆了警惕,認為投懷送抱的投資是值得的;豈知她對於投入產出的預期,是建立在一個具有巨大不確定風險下。而對未來收益預期的包裝,則是這些投資機構,也就是故事中那個空心色狼最擅長的事情。
玩金錢遊戲的人大多跟這個美女一樣,所以虧錢或被騙上床基本上是活該,沒有這些人,股市和一堆「金融性產品」賺誰的錢呢?股民的「老師」,那些媒體和分析家們,則往往在其中扮演了LV店員的配合角色。
讀了這個故事,我最感到可惜的不是美女沒有拿到LV handbag,而是美女實在不應該為了一個名牌包包,把寶貴的身體獻給其貌不揚的臭男人糟蹋。因為名牌包包或金錢沒到手,還有機會賺到它,妳花了一去不復返的時間,去陪一個語言乏味的滿口三字經的臭男人,身體還任他玩樂,浪費生命莫此為甚。

錢,不是一張紙;也不是一枚銅板

很多人一生奮不顧身地追逐金錢,問他錢是什麼,他說個半天也沒說出個名堂。關於錢是什麼,使我想起二姐的一段令人激賞的往事。
二姐是國小的老師,那個年代,她為了增加家庭收入,組了一個作文班。因為二姐不但寫作教得好,也很鼓勵孩子,因此很多小朋友來上課。
二姐為了讓作文班的孩子開心,就準備很多大小獎品來做獎賞,孩子們非常在乎他們得的分數,因為分數高,就可以換獎品。後來,二姐準備的獎品漸漸地對孩子們失去吸引力,於是二姐就想到,不如讓孩子們自己去7-11超商,看看愛吃什麼就買什麼。
不過,為了不讓孩子感到和老師「交易」,因此,二姐就製作了一種紙牌子,上面蓋上自己的印章,寫上「點數」,一點就算一元,孩子們拿著二姐「發行」的「紙牌」竟然真的可以在學校附近的那一家7-11超商「換」東西。更神奇的是孩子們的「紙牌」用不完,爸爸拿這簽有二姐名字的「紙牌」,居然也可以到這家超商「換」當天的報紙。
聽到這個故事的人,無不對二姐豎起大姆指表示敬佩,因為二姐可能是台灣光復以來,第一個私人成功「發行貨幣」的範例,雖然她發行及使用的範圍不大。二姐一說起此事,總是會客氣地說:「其實沒什麼了不起,只要有信用就辦得成。」原來二姐和這家7-11超商的店長說好,知道他們什麼時候要和公司結帳,在結帳前,二姐一定會去和店長先結清,把她發行的「紙牌」換回來。
二姐的故事告訴我們,錢,不是一張紙;也不是一枚銅板,而是「信用」,錢是一種「信任」。原來,我們賺錢,是要累積更多「信用」,使別人對我們更加信任,這是多麼健康,多麼高貴的動機啊!
問題是,當我們去檢視我們周遭的人,那些擁有最多貨幣的人,確實也同時擁有最多別人對他們的「信任」嗎?好像不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乾燥花(原載於西子灣副刊 )

 
文 / 鄭春鴻

自從那個狐狸精進門之後,她的房間從來沒有像今晚一樣擠這麼多人。現在,她有充分的理由讓大家都圍在他的身邊,甚至,那些還沒有來的人,只要她一開口,就有人趕緊拖著木屐,踩著喀喀地小碎步,去把那人給叫來。

因為,今晚,她就要死去了。

 「阿芬來了未?」

她的嘴唇已經泛白,兩天的昏睡後,她奇蹟似地醒了過來,說佛祖來接她了,她還有一些事沒交代清楚,講完就得走了。

 她的兩個眼窩陷成黑窟窿,兩頰一下子削瘦下來,臉部的每一條肌肉好像都已經放假了,整個面龐走了樣,完全找不到昔日那位鹿港大美人的影子。

 醫生來看過,說狀況已經很不樂觀了。她昏迷的第二天,家人已經到街上的「老人嫁妝」店幫她買好了壽衣,好整地疊放在小竹椅上,這椅子就靠在她躺臥的床邊。她的房間裡雖然擠進不少人,但是這小竹椅的四週卻沒人站,好像碰到這穢氣的椅子,就跟另一個世界沾了邊。

 「阿芬來了未?」阿芬是她鹿港的鄰居,跟著她嫁過來的,一直是她貼身的佣人。

 她恨不得沒有這一醒,因為這一醒,重重地打擊了她的尊嚴。病中的失禁,使她的身體被弄髒了,她虛脫得似乎已完全沒有氣力自理衛生,只好由廚房的歐巴桑來福嫂替她擦拭更衣,這簡直比殺了她還難受。羞死人了,她懊惱得無地自容,要不是她已無力言語,她想她會把一屋子人全部趕走。

 這一屋子人除了依俗前來跟她告別之外,多少帶著幾分的好奇而來看看這位大太太的閨房是個什麼模樣。

 十幾年來,她的住房進出不過兩三人。她並沒有嚴格限定某人不能進她的房,但是根據去過她房間的人的描述,她的房乾淨得連你站了進去,就立刻把那塊你站的土地給污染了。

 此後,就再也沒有閒人「敢」踏進她房間一步,偶爾有事前來傳話,都只站在門外或窗邊,把話帶到就走人。

 據她的手帕交劉媽有一次不經意地說,她可不是從來就這麼愛乾淨的。她剛結婚的時候,最愛吃甜點,尤其是紅豆麻薯,就是那種外面沾有白粉,下面墊著一小張紙的日式麻薯。「素琴呀,以前看到梳妝台上爬滿螞蟻,用手輕輕地揮一下,都可以照樣繼續吃她的紅豆麻薯。」

 自從狐狸精進了門,她整個變了個人,她好像存心把自己變成寡婦,不再穿花衣服,不再塗粉擦胭脂,髮髻上永遠只有一朵白色的玉蘭花。

 她不茍言笑,不在大廳喝茶,一身白淨的長衫,

 「阿芬來了未?」她已經問了不下十次了。

 「已經去叫她了,快到了。」這是他的先生十幾年來第一次進她的房。

白梅剛進門時,素琴堅持跟他分房,他也只有默許。起初,儘管白梅對他擺臭臉,但是他對素琴卻特別殷勤,晚上一做完帳,一定拎著一小盒紅豆麻薯先到素琴的房間,好像在答謝素琴幫了他人生最大的一次忙似的。

他幾乎完全對這個房間沒有印象,好像到了別人家一樣。素琴顯然把跟他有關的一切東西,清得乾乾淨淨了,沒有一張他的相片,沒有屬於他一個座位,連她原來最心愛的白玉貓咪也沒放在她的案頭上,這是以前他送給她的訂婚禮物。

他有點獃獃地佇立在床沿,就好像被領進了一個陌生旅店的房間,嗅到的是一股似乎停滯一陣子,有點冰冷而完全跟自己無關的氣味。

──不過,說到氣味,有一個味道卻是他一直忘不了的。

初夜時,素琴盡了人妻的義務之後,沒過兩分鐘就打起呼來,他推著她,想要喊醒她聊兩句,但是怎麼喊也喊不動。他好氣又好笑地湊過去想親她塗著洋紅胭脂一張一閤的小嘴唇,忽然聞到她吐納之間的鼻息有一股幽幽的香味。他非常好奇,別人的鼻息口氣都是臭的,為什麼素琴的鼻息是香的呢?

「我娘懷我的時候,每天拜觀世音菩薩,我是喝觀音娘娘的咒水出娘胎的,口氣當然香啦!」每次素琴總是嬌嗔地說道。後來,他總喜歡在他打呼的時候,把鼻子湊在她的小唇邊,隨著她的吐納貪婪地吸聞著她的氣味,有好幾回因為他捨不得離開她的唇邊,就這樣一睡到天明。

「都是你,口水流得我滿臉都是。」素琴會跟他抱怨。他當然懂得素琴知道他喜歡那味道,一夜都捨不得把他的臉推開。

然而──

 這會兒她的香味還在嗎?

 一張消瘦的臉,掛著兩顆癟如龍眼乾的小眼,他特別仔細地瞧了瞧她的嘴唇,它像一朵已經完全枯萎的小雛菊一像,似乎已然找不出生命跡象。儘管她仍氣如游絲,但他好像已經看到她的嘴唇先已死去了。

這時,突然有個想法浮上他的心頭──那小雛菊乾枯了,會不會是因為少了,少了他的口水呢?。想到這裡,他打了一個寒顫,心裡有百般地不忍。

「阿芬來了未?」她又問,但是好像已經沒人搭腔回答了。

這時候,白梅好像一個剛過門的媳婦第一次要去見公婆似的,端著一個紅檜木做的茶盤,盤上有一青花瓷碟,上有兩個小小的紅豆麻薯,她慢慢地走進素琴的房間。她挨近素琴的床邊。

「素琴姐,這是你最喜歡吃的,你已經兩天沒吃飯了,吃一點吧!」

他忽然頗有慍色地拉了一下白梅,輕聲地說:「都什麼時候了,還吃麻薯。」

旁邊幾個素琴娘家的長輩也嘀嘀咕咕說著,給病人吃麻薯,安什麼心啊?要噎住了怎麼辦?

「人家以為素琴姐最愛吃紅豆痲薯嘛!」白梅這才有點發窘。

這時,素琴忽然出聲說她想吃。大家起初嚇了一跳,後來才勉強把磁盤端到素琴的面前。來福嫂捏起了一個,送到素琴的嘴邊,素琴想咬一小口,慢慢地嚼嚥,第二口就沒力氣再吃了。

天色慢慢暗了,客人三三兩兩藉故告辭了,他要求房裡的每個人都離開,說有話要對素琴說。

他把放著壽衣的小凳子拉了過來,把那一疊壽衣移到窗台邊的小茶几上,然後把凳子移到素琴的床邊坐了下來。素琴突然變得有點緊張,她慢慢從被子裡伸出雙手來緊緊地抓住衣襟,用她僅剩的力氣抿著嘴,好像在防著他什麼似的。十幾年沒再特別有什麼交談,他怎麼也吐不出一個字來。但是,他非常想在她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對她說一個對不起什麼的,但是,整個氣氛完全沒有說話的理由。

他又看著她的嘴唇,越看越像一朵乾燥花,乾燥花當然不會有什麼香氣,任誰也不會愚蠢到把鼻子湊到乾燥花前面,不是嗎?不過,他突然知道,此時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鼻子湊到她的唇邊。

她沒有拒絕,或許是她連把臉翻過去的力氣都沒有了。然後,他看到兩行淚水從她的眼角汨汨地滲了出來,然而她的眉,她的眼,她的鼻,她的唇,她的顏面任何一條神經卻完全不動,那淚水就如從枯木的縫隙滲出來的露水一樣。

他取出手絹來替她拭淚。

過一會兒,她氣如游絲地又問:「阿芬來了未?」

「阿芬恐怕明天才能趕到,她請假回鹿港。」他答道:「你叫她做什麼?我可以為你做。」

她沒有搭腔。

她託阿芬回鹿港買一條洋紅色的口紅,她不要自己就這樣躐躐蹋蹋地走,至少也要點個胭脂,漂亮地上路。

他決定一個人陪著她渡過她的最後的一夜。

她顯然非常疲倦,不久就又昏睡了過去,在寂靜的夜裡,他再度聽到久違十幾年的打呼聲,只是這呼聲已經微弱到得仔細才聽得到。

等到趴在床沿上的他被阿芬喊醒時,他發現床上已經沒人了。

他嚇得臉上發白,心想難不成他睡得連素琴往生都不知道嗎?這會兒遺體送到哪兒去了?

等回過神來,他才覺得周圍的氣氛應該沒有特別壞的事情發生才是。屋子的兩扇簾子捲得高高地,陽光穿過屋外的菩提樹葉梢從窗口灑了進來。

「太太好起來了。」阿芬看著她剛插好花,彷彿在檢查正統池坊流的美感,一邊對他笑道:「她說別吵醒你,讓你多睡一會兒。」

他套上了外衣正要走出房門,一個穿著碎花布洋裝的女人迎面而來,要不是那塗著洋紅胭脂的小嘴唇,他真的一下子認不出是誰。她對他淺淺地笑了一下,說了一聲謝,就走進房去。

關於素琴這一回走進鬼門關又繞回來的事,後來有了不少的解釋。

素琴的娘家一致認為這是觀世音菩薩顯靈,讓素琴死裡逃生;白梅對外都說是素琴和醫生,也就是素琴的表叔公串通演的一場戲來討人憐憫;表叔公怕人說他醫術太差,對於素琴怎麼活過來一直沒有解釋,但他心裡想著,可能是她血糖太低,正好吃了一口非常甜的紅豆麻薯,才意外地又活回來的,這個想法當然不能公開說,否則白梅不就變成素琴的救命恩人了,要素琴知道如此,恐怕寧願死去。

素琴呢?她自己堅信還能活過來,是他那神奇的,輕輕地一吻。

她從此不再扮寡婦,因為她確知她是有丈夫的,她決定又變回原來的她,才不辜負新的生命。而每回阿芬回鹿港去看她媽媽,也都會為太太買一兩條洋紅的胭脂。

醫師,唉!我睡不著。

身心科徐聖輝醫師指出:「一般人失眠的比例大概有15-20%;根據我的臨床統計,因為失眠而求助於身心科的癌症病人,占所有病人的三分之二。可以說失眠是癌症病人經常發生的困擾。」

文 / 鄭春鴻主任 (文教暨公共事務部)

有人說:「吃得下、睡得著」就是福氣。的確,健康的人和生病的人,生活的表現縱有諸多的不同,但其最大的不同莫過於前者「吃得下、睡得著」;而後者「吃不下、睡不著」。尤其睡不著的人越來越多,住院病人的失眠更可以說是常態,
總在半睡半醒之間。

每個人對睡眠的要求差異很大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身心科徐聖輝醫師指出:「一般人失眠的比例大概有15-20%;根據我的臨床統計,因為失眠而求助於身心科的癌症病人,占所有病人的三分之二。可以說失眠是癌症病人經常發生的困擾。」失眠是一種睡眠障礙,它是指入睡、睡眠保持及睡眠間出現障礙或者出現異常的睡眠行為,如夜驚或夢遊。
  睡眠是生存及良好的健康所必需的,但一個人為什麼會失眠,原因很複雜。怎樣的睡眠才算「有障礙」,才算「失眠」,一天睡幾小時才夠,因為不同的人對睡眠的要求差異很大,所以也很難有個定數。
  「健康成人每天所需的睡眠時間可短至4小時,長至9小時。」徐聖輝醫師說:「大多數人在夜間睡眠,不過現在過夜生活有的人越來越多,有些人為適應工作需要而在白天睡眠,但這種所謂的『陰陽顛倒』的生活,常引起睡眠障礙。」
  為什麼最好不要過『陰陽顛倒』的生活呢?徐聖輝醫師說:「日出而做,日落而息,這是亙古的常律,再者晚上無論環境和氣氛都更適合睡眠,非不得已仍建議維持晚上睡覺為宜。」

哪些常見因素影響睡眠?

  人為什麼會失眠呢?有哪些常見的因素會影響睡眠時間長短及清醒時感覺呢?
  徐聖輝醫師表示:「激動及情緒抑鬱、藥物對睡眠都有影響:一些使人入睡,而另一些造成睡眠困難。一些食物和食物添加劑,如咖啡因、辣味過重的食品和味精(MSG)也可影響睡眠。」徐聖輝醫師特別指出,有很多人在睡不著的時候,會以喝酒來「幫助睡眠」,但是更要注意的是成癮的問題。
  他進一步指出,人的睡眠一般不是「一睡到天光」的。睡眠可分為4期,每夜分別循環5~6次。睡眠可從1期(睡眠最淺期,最易喚醒)進到4期(睡眠最深期,最難喚醒)。在第4期,肌肉最鬆弛,血壓處於最低點,心跳及呼吸最慢。
  他說,除了以上4期,還有一種睡眠伴有快速眼動(REM)及行為活動。在快速眼動期,腦波活動很高,近乎於清醒狀態。伴隨REM睡眠出現的腦電波變化可用腦波圖(EEG)記錄。
  睡覺會作夢,有的夢很離奇;有的夢卻很具體。睡覺作夢會不會影響睡眠的品質呢?無夢「一睡到天光」的睡眠才是優質的睡眠嗎?徐聖輝醫師表示:「睡覺都會作夢,只是我們有時記得住夢境;大多數的情況是一醒來就忘了作夢的內容。」
  他說:REM睡眠中,脈搏、血壓和呼吸的速度都增加,而肌肉處於最鬆弛狀態。大多數發生於REM的夢是抽象與超現實,非REM期發生的夢則是清晰、有意義,而大多數的夢語、惡夢及夢遊發生於第3、4期。在正常的夜間睡眠中,快速眼動期約在睡著九十分鐘後,由深層睡眠階段慢慢移出到淺層睡眠階段時出現。」

失眠不是病,是多因素綜合症狀

  失眠是指入睡或維持睡眠困難,或因睡眠障礙以至於人們在醒後覺得睡眠不足。徐聖輝醫師表示:「失眠並不是病,而是一個多因素所致的綜合症狀。這些因素包括情感及生理問題和藥物使用。不管青年人還是老年人都可能出現失眠,常伴發於情感障礙如激動、焦慮、抑鬱或恐懼。有時人們難於入睡僅僅是由於腦及身體尚未疲乏。」

失眠不要自己亂買藥吃

  失眠求診於醫師,通常會得到睡眠藥物的協助。鎮靜藥(催眠藥、輕度鎮定劑、焦慮藥)是最常用的藥幫助睡眠的藥物。
  徐聖輝醫師表示:「大多數相當安全,不過,一旦一個人習慣用它們後可能會變得無效。停用後,可能會產生戒斷現象。」他指出,有些病人使用了很多天後,一旦停用可能會使原有睡眠障礙惡化(失眠反彈)並增加焦慮。醫師推薦逐日減量,完全停藥可在幾週內完成。
  大多數鎮靜藥需有醫師處方,因為它們可使人成癮,也可能出現過量。因此,失眠的人要循正常的管道找醫師幫忙,不要自己亂買藥吃。
  徐醫師舉例說,鎮靜藥對老年人和有呼吸問題的人尤其危險,因為他們可能會抑制腦呼吸中樞;也會降低白天警覺性,造成駕駛和機器操作危險,當與酒精和其他鎮靜劑、麻醉劑、抗組織胺藥、抗焦慮藥同時使用時尤其危險。所有這些藥都可造成嗜睡及呼吸抑制,加成作用更危險。

「早醒」都可能表示憂鬱

  當人變老後,睡眠減少,睡眠時間也發生改變:4期睡眠變短並最終消失,各期中清醒時間增多。這些變化雖然是正常的,但常使老年人覺得他們睡眠不夠。徐聖輝醫師表示:「老年人不一定需要與年輕人一樣多的睡眠,也不需要藥物來改變這些正常的與年齡相關的改變。」
  不過,「早醒」類型在老年人中較常見。一些人可正常入睡,但幾小時後即醒且不能再次入睡。有時他們會時睡時醒睡眠不滿意。徐醫師說,任何年齡出現的早醒都可能表示憂鬱。
  另外有些人,該睡的時候被打擾而睡不著,不該睡的時候卻呼呼大睡。這種睡眠被打亂的人可能經歷睡眠節律倒錯。這些倒錯常發生於時差(特別是搭飛機從東到西),不規則的夜班,工作時間經常變換,或過度飲酒,也可能是藥物副作用。腦內生理時鐘的破壞(如患腦炎、腦卒中、阿滋海默病等)也可打亂睡眠節律。

失眠若與抑鬱有關時需服抗憂鬱藥
 
  身心科醫師怎樣幫助失眠的人呢?診斷失眠之時,醫師一般會評估病人的睡眠類型,包括有無藥物、酒精和禁藥的使用;精神壓力及體力活動的程度。由於一些人需要的睡眠較他人少,所以失眠的診斷應根據個人需要而定。徐聖輝醫師表示:「通常醫師將失眠分為原發性和繼發性兩類。前者指無明顯相關生活事件壓力的長期失眠,後者則繼發於疼痛、藥物、激動、抑鬱或極度壓力等因素。」
  他說,失眠的治療要根據原因及嚴重程度。老年人的年齡相關性睡眠改變通常不需治療,因為這種變化是正常的。由於隨年齡增大總睡眠時間減少,老年人可能會發現早睡早起是有益的。
  他建議,失眠病人在睡前一小時,應安靜和放鬆並使臥室氣氛有助於睡眠,低柔的光線,最低雜訊及舒適的臥室濕度是必需的。如果失眠是由情緒壓力而致,針對緩解壓力的治療比服用睡眠藥更有效。當失眠與抑鬱有關時,一些有鎮靜作用的抗憂鬱藥可改善睡眠。當睡眠障礙干擾了個體的正常活動和健康感時,間歇使用鎮靜、安眠藥可能會有幫助。

正視睡眠呼吸暫停綜合症

  睡覺打鼾非常普遍,不分男女常見此症。大家必須要注意,它和睡眠呼吸暫停綜合症有關,是一組嚴重的睡眠疾病。病人在睡眠中反覆出現呼吸停止(無呼吸),持續時間足以引起血及腦中的氧量下降而二氧化碳含量增高。
  徐聖輝醫師表示:「睡眠呼吸暫停可以是梗阻性或中樞性的。梗阻性的是因喉部及上呼吸道阻塞所致。中樞性則因腦內呼吸中樞功能障礙所致。梗阻性睡眠呼吸暫停有時由於長時間的低氧和高二氧化碳血症降低了腦對異常反應的敏感性,在梗阻性基礎上又可出現中樞性障礙。」
  他說,梗阻性呼吸暫停常出現於肥胖男性,他們大多數以仰臥睡眠。女性少見。肥胖可能與身體器官老化及其他因素一起導致上呼吸道的狹窄。吸煙、過度飲酒及肺部疾病如肺氣腫可增加出現梗阻性呼吸暫停的危險性。睡眠呼吸暫停的一個前置因素,氣管及上氣道狹窄,可能是遺傳的,可影響家庭中多個成員。
  徐聖輝醫師指出:「由於症狀發生於睡眠中,因此必須由觀察病人睡眠的人,通常是病人的配偶來描述。現在錄影設備很普遍,最好能將病人的睡眠情況錄影下來供醫師參考。最常見的症狀是伴隨著發作性窒息性打鼾、閉氣呼吸暫停及發作性的突醒。」睡眠呼吸暫停在嚴重病例,病人有反復陣發的與睡眠相關的梗阻性閉氣,白天黑夜都可出現,最終這些發作會影響白天的工作,增加併發症的危險性。長時間的嚴重性睡眠呼吸暫停可導致頭痛,白天過度睡眠,腦力活動減慢,最後出現心力衰竭及肺功不全,肺部不能有效地供氧及清除二氧化碳。  民俗對付打鼾有各種秘方,有的拿衣夾子夾鼻頭,有人請同床配偶捏耳根子。徐聖輝醫師指出,對梗阻性睡眠呼吸暫停病人,治療的第一步是戒煙,避免酗酒,減肥。嚴重打鼾者或睡眠中有閉氣者應服用鎮靜劑、助睡藥及其他鎮定藥。中樞性睡眠呼吸暫停的病人常在睡眠中使用人工呼吸裝置。改變睡眠體位很重要,打鼾者應側睡或臉向下睡。
  很少會有嚴重病人需作氣管切開,利用外科方式建立一種永久的頸部氣道。有時可用其他外科手術來擴寬上呼吸道減輕症狀。但是,這些極端措施一般很少需要,且通常需由專科醫師進行。

一張沒有靠背的椅子

 我非常不滿意這家醫院對待病人的態度,那是明顯地不尊重病人。同時我不認為病人應該坐在一張沒有靠背的椅子上,即使他是個小孩。
文 / 鄭春鴻


「有一次,我到台灣一所病人最多的醫院做評鑑工作,當時他們正在小兒科做教學。」黃達夫院長身為衛生署國家醫療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衛生研究院醫學院評鑑委員會委員。他說︰「那一天的病人是一個 歲的小男生,他坐在一張沒有靠背而有輪子的小圓椅。正確地說,孩子並沒有坐上去,因為椅子太高了,沒有人幫他把椅子降低下來,他的屁股才夠上椅面一角。」
孩子的外婆和爸爸沒有椅子可坐,他們站在孩子後面,周圍的醫師們全都坐著,聚神地看著孩子。

病人應該坐在一張沒有靠背的椅子上

黃達夫院長說︰「我非常不滿意這家醫院對待病人的態度,那是明顯地不尊重病人。同時我不認為病人應該坐在一張沒有靠背的椅子上,即使他是個小孩。」他把這個意見寫在評鑑的備忘錄上。
後來據說這家醫院的醫師仍然極力反對病人的座椅可以有靠背,因為他們要為病人檢查背部會被靠背擋著。不過,既然黃達夫這麼「挑剔」,所以該醫院就特製了一種「低靠背」的椅子讓病人坐,一方面方便醫師聽檢病人的背部;一方面滿足黃達夫的要求。
「我被這些幽默的醫師逗得無言以對。」黃達夫院長說︰「他們怎麼也不能妥協讓病人躺下來,把被單好好地蓋在病人不應該被看到的身體部位,然後醫師好整以暇地為病人做檢查。」或許因為如果真的這麼做,會嚴重影響他們門診看病的速度,打擊他們在醫院服勤的業績吧!

台灣的醫學教育不符「普世價值」的規格

評鑑 ( accreditation ) 源自法文,用於對外交人員的委派;英文則表示執業資格的認可,以得到社會的信任。換句話說,評鑑即是經由委任、徵信、證明與信任的過程,獲得社會公認的資格。而醫院評鑑即為認證醫院作業標準化的過程。
1998年,附屬於美國教育部的National Committee on Foreign Medical Education and Accreditation(NCFMEA),全面評估有美國子弟前往習醫之世界各國之醫學院評鑑機制,並將其與美國評鑑醫學院之嚴謹度相較決定其教育品質是否值得採認。該委員會評估之後,裁定結果分為二類,一稱comparable,意指與美國評鑑機制雷同,二為noncomparable,意指不如美國之評鑑機制之品質。台灣除被裁定為後者之外,該委會並指陳我國醫學教育之多項實際缺點。
雖然醫學是一門與人文息息相關的學問,以不同的文化標準拿來打量他國的醫學教育,不盡合理。但是,相對於這一個觀點,現代醫學經過大約150年的努力,已經逐漸形成每一個步驟都可堪驗證的科學,並且有了世人都能接受的普遍價值。美國對台灣的醫學教育這樣的評價,雖然令人感到有點不悅,但是美國是全世界醫學最發達的地方,台灣的醫學教育基本上走的還是美國路線,它確實也若干程度顯示台灣的醫學教育在現代醫學的「普世價值」上不符規格。

Flexner report 成為醫學教育的基本準則

美國發展出來的醫學價值觀可以成為普世價值並非偶然。他們從20世紀初小學生受訓就可以當醫生,一直到現今的成就,得力於其間許多觀念的折衝、妥協、堅持,從錯誤中學習的成果。
20世紀初,美國醫界都很想在醫學教育上思圖改進。教育工作者希望能訓練出良好的醫師讓大眾安心;學術型醫師認為改革可以使專職教師的理想成真;醫師認為改革有助於提昇其低落的公眾形象。儘管理由不同,但教育改革的目標相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過程中,執業醫師都是跟隨者,學術型醫師為領導者,醫師廣泛的支持成為醫學教育者寶貴的資產。
1910年大家對於醫學教育需有基礎科學知識,以及必須透過實驗室研究及臨床見習成為主動的學習者都已有共識。同時醫師也都感受到科學知識及科學方法可以應用到醫療實務上,所以醫師大都支持更嚴謹的教學法。至此,標準化的醫學教學可以說是已經誕生,但是標準化的醫學院則尚未產生。
卡內基基金會 ( Carnegie Foundation ) 的總裁普立卻特 ( Henry Pritchett ) 終生致力於提昇美國學術水準,其理念對形塑醫學教育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普立卻特曾委請Flexner 視察一五五所美國及加拿大的醫學院,並於一九一○年完成Flexner report,這一份報告後來成為醫學教育的名著,也成為為世人所敬重的醫學教育基本準則。

主張「醫學科學實證主義」及「從做中學」

Flexner report報告第一部分說明現代醫學教育的原則與理論,第二部份從入學標準、師資陣容、財務資源、實驗室及臨床設施等五方面評估每所醫學院。全篇報告充斥「醫學科學實證主義」及「從做中學」的理念。
報告指出,醫學是受生物法則主宰的實驗科學,因為人體就像其他動物一樣有成長、繁衍及衰敗的過程。科學包括二個概念:(1)理化、生物為現代醫學的基礎;(2)科學方法適用於理論,也適用於實務。從事醫療實務的醫師應具有科學家的特質,意指須仔細診斷病患的病史及病情,必要時需作身體檢查,並根據檢驗結果及治療情形修正先前的評估。此外,現代醫學應該像基礎科學的教學一樣,不只是看、聽,培養學生成為重複背誦者,而是要在實驗室及醫院病房實際操作,培養學生具備探究精神及批判能力的思考者。精通科學方法的學生會知道如何獲得資訊,以及當資訊到手時該如何處理。
Flexner report 對後續醫學教育有重要影響。第一,理想的醫學教育有三大特徵:(1)設備良好:需有現代科學化的實驗室及教學醫院,可供教學及研究之用,惟有設備完善才有可能成為一流學校; (2)招收學術優異的學生:醫學科學的實驗課及臨床課都需要堅實的科學基礎,入醫學院前需有二年的理化、生物訓練;(3)研究為醫學教育的核心:研究能使教學生動、活潑,雖然不要求每位教授都研究優異,但堅信惟有研究者才有可能成為好教師。
Flexner 的調查結果雖引起部份人士強烈不滿,但大多數醫學教育者對該報告予以肯定。有趣的是,醫學院的成敗與學校對該報告的反應成正比。二十六所對報告正面回應的學校迄今仍有二十二所存在,十一所對該報告持敵視態度的學校迄今已有十所消失。而支持該報告最力者都是頂尖的學校。Flexner 認為以研究為導向、追求學術卓越的大學才是醫學教育的最佳模式,以實務為導向、非研究導向的實務訓練學校即使教學優異,也無存在的空間,所以Flexner report 對關閉實務訓練學校有催化作用。

醫院的自評才是真正最可貴

「不必等待別人來評鑑,醫院的自評才是真正最可貴。」黃達夫院長說,美國自評最嚴厲的醫院如約翰霍布金斯大學的醫院,主任點名罵人是司空見慣的。醫院如此無情的自剖,追求的就是更完美的醫療服務。

和信醫院對自評的看法及院內自評的實施。

我國醫學院評鑑由國家衛生研究院規劃機制
醫學院教育評鑑工作,已經被世界先進國家列為國家的重要工作。除了美國之外,澳洲AMC以英國General Medical Council(簡稱GMC)的Recommendations on Basic Medical Education為基礎,再配合由AMC訂定的 “Assessment and Accreditation of Medical School and Medical Education”,作為評鑑的準則。同年六月評鑑委員會成立,並於1986年1月開始澳洲全國醫學院教育評鑑工作。而AMC有鑒於澳洲國內之開業醫師可能來自於其他教育品質未知之國家,遂於1991年與紐西蘭醫學委員會協商,並於1992年8月起由AMC將紐西蘭國內之醫學院納入評鑑,以維持澳紐兩國的醫學教育水準及品質。AMC評鑑澳紐醫學院較之美國之LCME,特別注重醫學院與教學醫院之間的互動與配合。
我國教育部於民國八十八年春委託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規劃醫學院評鑑之新機制。國家衛生研究院之評鑑規劃委員會經規劃後決定成立獨立之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進行定期之評鑑。

評鑑是實踐醫院願景的堅信禮

醫院評鑑應該著重於願景的承諾、信心的堅持和能力的表現。醫院評鑑的結果正面的部分是醫院榮譽的象徵,醫院的榮譽,也等於醫院的文化,評鑑此時就變成實踐願景的堅信禮。和信醫院黃達夫院長認為,評鑑醫院首先要問這一家醫院的努力目標是什麼?這樣的目標是否有明確的定位。比如榮民醫院應該朝服務退伍軍人的方向努力,並且研究與現役軍人相關的疾病;各縣市立醫院應該在社區醫學上有所專攻;而醫學中心則應該做較高深、困難度較高的醫學研究,並且為國家培育優秀的年輕醫師。倘不做此想,所有的醫院功能與服務對象相互重疊,尤其甚者,彼此惡性競爭,爭食健保大餅,評鑑的工作就根本失去意義。
其說醫學是一門自然科學不如說它社會科學
從國家衛生研究院頒布的「醫學院評鑑委員會評鑑準則」看來,評鑑的項目可謂鉅細靡遺。各醫學院及教學醫院對於評鑑項目也都可以倒背如流,有的並明列許多迎接「評鑑大員」的實行細則及因應措施,可說是準備充分。
其實,評鑑項目再怎麼鉅細靡遺,評鑑委員再如何明察秋毫,對一所醫學院及教學醫院的是否具備悲憫素樸的醫業古典精神,都不容易真的「評鑑」得出來。醫學人文的普世性,涉及生命倫理的俗世性、疾病體驗的日常性、醫學史的公共性、以及醫學哲學的先鋒性,很顯然是在一個非技術化,甚至挑戰,質疑技術化的主題。
醫學史家西格理斯,在《亨利.西格理斯論醫學史》(1959)一書中曾經這樣說:「當我說,與其說醫學是一門自然科學,不如說它是一門社會科學的時候,我曾經不止一次地使醫學聽衆感到震驚。醫學的目的是社會的。它的目的不僅是治療疾病,使某個機體康復。它的目的是使人調整以適應他的環境,作爲一個有用的社會成員。爲了做到這一點,醫學經常要應用科學的方法,但是最終目的仍然是社會的。每一個醫學行動始終涉及兩類當事人,醫生和病人,或者更廣泛地說,醫學團體和社會。醫學無非是這兩群人之間的多方面的關係。」
西格裏斯說這段話到現在,已經40多年過去了,今天在大多數人心目中,仍是將醫學視爲「自然科學」或「科學技術」範疇之內的東西,比如1979年版的《辭海》中就是這樣說的,這對於醫學的人文成分和普世性可謂大大忽視了。

文化的差異造成醫療行為的巨大差異

  過去的一百年,人類憑藉科技的進步大大改變了交往關係,交通的發達使得人們在地理上的阻隔消除了,距離縮短了,現代通訊更使資訊的交流變得十分便捷,尤其是網路社會的崛起,人類已經進入一個嶄新的「e時代」,全球化不在是一種社會理想,而是一幅實實在在的生活圖景——就醫學來說,在今天哪怕只患一次輕微的感冒,病原也可能是源於境外流行的某種病毒的亞型,也可能在求醫過程中接受日本儀器的檢查,服用美國專利的感冒藥。但是,這僅僅是時代特徵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類自我反身的關係愈來愈緊張,不同文明與文化之間的衝突愈來愈加劇,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地緣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鴻溝、隔膜、摩擦比比皆是,瞬息萬變。因爲交流、溝通並不一定導致人類理解上的共通共識,並不會必然導致價值與秩序的共用。

 評鑑究竟要把標準放在哪樣的文化體系?

琳恩•貝厄在她的《醫學與文化:美國、英國、聯邦德國和法國的不同醫療方法》(Lynn Payer: Medicine & Culture: Varieties of Trea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England, West Germany and France)的書,將這四個國家中常見的醫學診斷做了比較,發現差異極大。例如,在這四個國家中,醫生開處的藥量會有十至二十倍的差別;美國的人均外科手術率是英國的兩倍;乳房切除術的比例是英國的三倍;冠狀動脈手術是英國的六倍;美國的高血壓到了英國則是正常的,而在德國這則算病狀;歐洲使用的抗生素量遠遠小於美國;……而我們都知道,在這四個國家之間的交流和溝通應該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了。貝厄女士認爲,醫療中的這種巨大差異,是由於文化的差異造成的。此這本從文化的角度來分析醫學的書出版之後,引起了各界的重視。
 從這樣的比較看來,所謂醫學的評鑑,或許在實證的科學層面上,標準是比較明確的,但是評鑑究竟要把標準放在哪樣的文化體系?放在怎樣的高度上?醫學人文問題就顯得複雜而不容易評價。

醫生也會生病,成爲病人

不過也有人認為普世倫理是一種以人類公共理性和共用的價值秩序爲基礎,以人類基本道德生活,特別是有關人類基本生存和發展的淑世道德問題爲基本立題的整合性倫理理念。即「一種具有普遍約束力的世俗生活的底線倫理學」,也就是暫時放棄最高限度的理想化方式(終極關懷),轉而尋求寬容、寬泛前提下的公共理性。在羅爾斯的著作中有一個專門術語叫「最起碼的最大化」(minmaxmization)方式。或許這是一醫學倫理評鑑工作必須尋求的的一些準則。
 醫學人文尋求普世性比起其他的倫理領域要比較容易令人接受,因爲,生老病死是大衆體驗,是最最日常的人生節目,每個人都有發言權。也許是爲了自身的傷痛與保健,也許是爲了家人、朋友的疾患與康復。即使是醫生也同樣會領略到病患的痛苦與死亡的恐懼。醫生也會生病,成爲病人;而我們每個人誰未曾自己設法救治過自己的小傷小痛,小毛小病?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是我們自己的醫生。

 考察是否在積極提高醫護人員的人文素養

 我們既然已經認識到醫學教育和實踐中人文成分的重要性,在醫學院的評鑑上,如何考察是否在提高醫護人員的人文素養,當成一個緊迫的目標來努力就變得革外重要。比如在現有醫學教育中開設醫學史或科學史課程做為溝通自然科學和人文學術的橋樑。但這恐怕是遠遠不夠的,爲了進一步培養學生的人文關懷,某種形式的文學或文學史課程也是極爲有益的。 

一群必須用愛與生命關注的病人

/ 鄭春鴻

當一個醫護人員值大夜班後回到家,發現妻子和女兒都還在夢中,他錯過了給孩子講睡前故事的機會,也來不及聽妻子的枕邊細語,而必須要待在醫院照顧病人。他或許會像美國醫師詩人William Carlos Williams一樣寫出這樣的詩︰
Danse Russe 俄羅斯舞
If when my wife is sleeping 趁我的妻子熟睡
and the baby and Kathleen 而我的寶寶以及凱瑟琳
are sleeping 也走入夢鄉
and the sun is a flame-white disc 而太陽就像一片白色火焰圓盤
in silken mists 在絲般的霧中
above shining trees,- 高掛在閃耀的樹梢上
if I in my north room 我會在北側房
dance naked, grotesquely 裸身舞蹈,恣笑地
before my mirror 在我的鏡子前
waving my shirt round my head 繞著我的頭揮舞我的襯衫
and singing softly to myself: 並且輕聲對自己唱著
"I am lonely, lonely, “我寂寞,寂寞呵,
I was born to be lonely, 我生來就是寂寞的
I am best so!" 我最適合寂寞!”
If I admire my arms, my face, 如果我欣賞我的手,我的臉,
my shoulders, flanks, buttocks 我的肩膀,腰窩,雙臀
against the yellow drawn shades,- 在暈黃拖曳的陰影中

Who shall say I am not 誰能說我不是
the happy genius of my household? 我家裡那快樂的精靈呢

當一個人必須天天要照顧陌生人、處處替不幸的人設想而不見得獲得回報時,如果內心深處沒有像William Carlos Williams一樣,能視寂寞為宿命,以寂寞為樂的修為,我很難想像這樣的人要如何自救。醫護人員,尤其是專門為癌症病人服務的醫護人員,心情上所承受的壓力經常是不足為外人道的。

當時要不是她,我可能就回不來了

在癌症醫院陪著病人一起聽取醫師的檢驗報告,是一件挺艱難的事。
「當醫師很直接地告訴她,在她的大腸裡發現了一個異物,並且幾乎可以完全確定它是惡性腫瘤時,我看她幾乎愣住了。」王淑卿回想她剛到和信醫院時,陪伴病人的的情景︰「她大概嚇呆了,我也被嚇呆了,她緩緩地往外走出去,她的病歷資料都在我手上,我不知道她要走到哪兒,她也不知何去何從。我陪著她走了一段路,然後,我們兩人都坐了下來。我一時竟也辭窮,找不到任何一句安慰她的話。我就這樣默默無語地陪著她坐了半個鐘頭,然後,我問她,你是不是需要打一通電話給你先生。這時她才醒了過來。」和信治癌中心醫院的護理長
這位病人後來的治療的情形非常順利,每次她看到我時,都會跟陪在她身旁的先生說︰「就是她,當時要不是她,我可能就回不來了。」
我可沒做什麼啊!我只不過陪著她坐了半個小時,甚至連一句安慰她的話都沒說出口呢!
這一件事讓王淑卿護理長思考著,護理工作有時候是那麼專業,它必須為醫師做診前的準備,它必須為病人做療前的協助,它必須為療後的現場收拾善後,它必須仔細地盯著醫師下給病人的醫矚是否有筆誤,合不合邏輯,它必須檢查處方箋是否合理,用要的劑量與頻率,病人可不可能受得了等等;不過,護理工作有時候卻是那麼簡單,它只要陪著病人坐半個小時。
前者,台灣許多醫院的護士或許都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後者,即使護士有心這麼做,有哪一家醫院容許護士陪病人坐半小時呢?

每一個單獨的癌症病人都是一個特殊個案

雖然醫療科技的進步,正確的癌症醫療已經能提供相當高的治癒率,尤其初期的癌症接受了正確的治療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病人有痊癒的機會。但是癌症診療畢竟不是一種「自限性」(Self-limiting)的疾病,可以預期他可以完全康復是自可預期的。反之,因應著不同癌症知種類以及臨床分期之有別,並非每個癌症病人皆可獲根治。
從學理上看,癌症的治療型態一般可區分為以下四種:
1. 根治性癌症治療(Curative cancer treatment)
2. 積極延壽性癌症治療(Aggressive cancer treatment)
3. 緩和症狀性癌症治療(Palliative care)
4. 癌末安寧療護(Hospice care)
這樣的分類,其實對於一所希望能為病人多做一些事的癌症專門醫院經常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每一位病人對生命的追求向度不同;每一位病人的家屬對病人的期待也不一樣,易言之,由於每個人及每一個家庭的文化、生活、社會背景的不同,個別的價值觀自然也就不一樣。因此,每一個單獨的癌症病人,都將是一個特殊的個案,醫師對他們的照顧必需有不同的考量角度。所以,在決定什麼是癌症之「最適切」治療上(The most optimal anticancer therapy),非常深切地照顧到癌症病人的自主觀念就顯得非常的重要。
《病例》說明︰
1. 應該採「緩和症狀性癌症治療」,被要求採「積極延壽性癌症治療」的例子。
2. 可以採「積極延壽性癌症治療」,但要求不必積極治療的例子。
癌症專科醫師比一般醫師更需要有嚴肅的生命觀
過去醫師在病人心目中的人格與地位很高的時代,醫師是以「父權主義」(Paternalism)的觀念來對待醫病關係的,它的特點是醫師沒有必要對病人癌症病情加以說明,或是與旁人討論如何對待病人。醫師往往可以在尚未充分了解病人的真實想法與需要之前,即可單方面地替病人選定「人命關天」的重大醫療決策。
隨著時代的自然變遷,癌症病人的自主權與人身尊嚴已獲尊重,再加上資訊傳播事業的不斷發達,一般民眾的知識水平大幅提高,「父權主義」式的醫病關係終被揚棄。目前,咸認比較合理的「商議式」(Deliberative)醫病關係,強調的是:癌症醫療人員將心比心,於癌症診療確定後,必須提供相關的現代先進醫療資訊,告知各種可能的醫療選擇,以及接受或不接受某種癌症治療時,其臨床預後的可能差別。在癌症醫師提出最符合該特定病人個別需要的專業建議之情形之下,最後仍然得由病人的價值觀、文化背景之特點與針對環境的考量,去做出合情合理的抉擇。當然,不言可喻的是:「商議式」的醫病關係最強調的是醫病兩造之間亦師亦友的誠信對待與相互尊重。
無論如何,一般人被告知罹患癌症時,比起被告知罹患其他疾病要更為憂懼,伴隨癌症的進一步追蹤檢查及治療,其憂懼的加深,其對生命態度所做的的轉變,都將考驗照顧他們的醫護人員。如何寬慰初期癌症病人,使他們在病情有機會、身體夠條件的情況下,勇敢地接受治療,爭取與親人更多相處的機會;如何在病人進入緩和症狀性癌症治療或癌末安寧療護時,減輕他們身體上的痛苦,陪著他們回顧摯愛的美好人生,與鍾愛的人告別。癌症專科醫師確實要比一般醫師更需要有嚴肅的生命觀。

對抗癌症的戰爭才剛開始 充滿無限的可能

據統計,1996年,全世界新發現的癌症病人有1030萬之衆,當年死於癌症的人高達630萬之多。跟其它疾病比起來,西方醫學很認真地對癌症展開觀察與研究還不到 150年,在疾病治療史上,它可以說是年輕的病,換句話說,對抗它的戰爭也才剛開始,充滿無限的可能。
醫界真正對腫瘤的認識開始於上個世紀的1875年。英國的波特醫生觀察發現,倫敦街頭上清掃煙囪的工人,其陰囊癌的發病率特別高。他認爲清掃工人經常裸體工作,極少洗澡,渾身上下特別是腹股溝部位積滿油煙污垢,這種油垢就是致癌的病因。波特的論文發表以後,許多科學家陸續報道,除了煤煙以外,焦油、潤滑油等都可以引起皮膚癌。
然而,真正致癌成功的現代實驗開始於1915年。兩位日本學者山極與市川,每周兩次將煤焦油塗抹在137只兔子的耳朵上。150天以後,在存活的22只兔子中,大多數發生了腫瘤。360天以後,其中7只發展成癌,還有兩隻發生了淋巴轉移。
到了1955年,科學家們成功地從油煙和瀝青中分離出一種強致癌物質—3,4-苯並芘。至今,它還是實驗室裏最常用的化學致癌劑之一。半個世紀過去了,已經被發現的致癌物質有一千多種,其中有:黃麴黴素、β-萘胺、氯乙烯、亞硝胺等。除了化學物質能夠引起細胞癌變以外,科學家們還發現,某些病毒和某些物理因數也可以誘發癌症。
1945年,美國投擲在日本廣島、長崎上空的兩顆原子彈造成了數十萬人員傷亡。那些劫後餘生的受難者中,相當多的人罹患了白血病、乳腺癌、肺癌、骨肉瘤、甲狀腺癌、皮膚癌……
在1969年,有人對羅斯病毒進行研究,提出了「癌基因學說」,認爲細胞癌變是由「基因組」中的「癌基因」引起的。

細胞癌基因與細胞突變有關

到了80年代,以畢曉普和瓦穆爾爲代表的一些學者發現,在正常的細胞中,都存在著與病毒癌基因的「同源序列」。科學家們將這種位於細胞中的癌基因稱爲「原癌基因」。畢曉普和瓦穆斯1989年共同贏得了當年的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現在,科學家們已經鑒別出一百多種人體的「細胞癌基因」,而且掌握了它們與細胞突變有關的直接證據。
癌基因的發現,曾經一度使科學家們興奮不已,相信從此以後,人類將會徹底闡明腫瘤發生的原因。然而,人們高興得太早了。
癌基因本來就存在於人體的細胞中間,但是它們並不是天生的一群「壞蛋」。如果仔細追尋它們的「家世」,就會發現這些基因在人類的胚胎發展過程中,或者在細胞的再生過程中,起著促使細胞增殖的積極作用。所以在癌症的發生過程中,還必須有一種稱之爲「腫瘤抑制基因」(簡稱「抑癌基因」)的參與。迄今爲止,已經發現和證實的「抑癌基因」有十幾個之多,其中,研究得最多的是P53基因和Rb基因。P53在1994年被科學家們選爲當年的「分子明星」。
但是,在癌症的治療方面,人類還遠沒有進入「自由王國」,道路依然充滿艱難險阻。
但值得人們關注的是現已完成的「人類基因組計劃」。這項巨大的生物工程,將把人體細胞核內大約10萬個有功能的基因在染色體上的排列順序、DNA分子組成以及它們的功能和作用方式徹底弄清楚。在這個計劃的基礎上,醫學家們可以設計出針對部分細胞的「生物武器」,如單克隆抗體及某些細胞因數;另外,也可以尋找出能夠「封閉」癌基因功能的藥物,乾脆將癌基因去除,換上正常的「腫瘤抑制基因」,從根本上糾正細胞的遺傳錯誤,這就是對癌症的「基因治療」。 20世紀,人類在戰勝腫瘤的漫漫長路中走過了堅實的一大步,其中,癌症是「不治之症」的神話,已經在無數事實面前不攻自破了。

2001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為癌症治療帶來新展望

2001年的諾貝爾生理醫學獎頒發給三位研究細胞周期的生物學家:美國的利蘭.哈特韋爾(Leland Hartwell)以及英國的保羅.諾爾斯(Paul Nurse)與蒂莫西.漢德(Timothy Hunt),表揚他們發現細胞周期的調控因子之重大貢獻。
早在100多年前,人們便從顯微境下發現生物體細胞分裂的現象,之後有學者提出假設,認為生物體是由一個或多個細胞所組成,新細胞是來自於原本存在的細胞所分裂產生的。但是,直到一九七○年代初,由於這三位科學家的陸續研究,發現細胞的周期機制並找到控制細胞周期的重要因子,細胞分裂的調控機制的真相才漸為人所知。此開創性的研究,不但使得目前從事細胞周期相關研究的學者有基本的理論做基礎,而且也使得現今研究癌細胞形成的機制有了新的方向。

癌症的發生可能與檢查點的調控出問題有關

利蘭.哈特韋爾現年63歲,是美國霍秦遜(Fred Hutchinson)癌症研究中心的院長,也是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遺傳學系的教授,1970年代初開始研究細胞周期的機制,他以酵母菌Saccharymyces cerevisian做為研究對象,利用基因突變的技術試圖找出控制細胞周期的關鍵分子,結果篩選出超過一百個調節細胞周期的基因,將它們命名為細胞分割周期基因,其中特別重要的是起始點基因,他發現當此基因突變時,細胞分割周期會停止在合成前期的晚期起始點關卡,一旦細胞通過起始點關卡便開始的進行去氧核醣核酸的複製。因此,細胞分割週期28蛋白質是一個控制細胞由合成前期進入合成期的重要因子。
1980年代,利蘭.哈特韋爾利用高能量輻射線照射酵母菌細胞來研究細胞受到破壞時的反應,因此,提出細胞有「檢查點」的構想。所謂「檢查點」,是指具有調節功能的蛋白質會在此時期讓細胞分割周期呈現暫停狀態,以檢查去氧核醣核酸是否受到破壞或有任何的缺陷,並且讓細胞在進入下一個時期之前進行修補的工作。此種構想為目前研究癌細胞分裂增殖為何失去控制,提出一個重要的基本觀念︰認為癌症的發生可能與檢查點的調控出問題有關。
保羅.諾爾斯現年五十三歲,是英國帝國癌症基金會(Imperial Cancer Research Fund)的院長,他於一九七五年開始細胞周期機制的研究,並以酵母菌Schizzosaccharomyces
promb為研究對象,找到了另一個細胞分割週期2基因,此基因的功能與細胞分割周期28基因相當,所轉譯的蛋白質不但能控制細胞分割周期中細胞分裂前期進入細胞分裂期的檢查點,也能控制合成前期進入合成期的檢查點,進一步對細胞分割周期2基因定序之後,發現其轉譯的蛋白質是一種蛋白質激酶(protein kinase),主要是藉由蛋白質的磷酸化來調節細胞周期。
1987年,保羅.諾爾斯利用具有細胞周期基因缺陷的酵母菌細胞做為研究周期的工具,藉由送入人類的基因,試圖尋找功能與細胞分割周期基因相對的人類基因,發現周期素依賴激酶(cyclin-dependent kinase 1)基因。由於此項發現,保羅.諾爾斯認為在大部分的生物體中,此種調控細胞分割周期的基因與調控模式,會隨著演化的過程被忠實地保留下來。所以,人類擁有與大多數生物體相似的基因。因此,只要藉由其他生物模式的研究,就可以得到有關於人類的相關資訊。
蒂莫西.漢德現年59歲,是英國帝國癌症基金會細胞周期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員。1983年,他以青蛙與海膽的受精卵做為實驗對象找到兩個蛋白質,發現它們會在細胞分裂的間期累積,隨後又在細胞分裂的末期快速地分解,之後又會再度累積,使得此種蛋白質呈現周期性的變動,他將此種蛋白質稱為周期素,也就是它會隨著周期性的累積與分解進出細胞分裂期,因此,推測它的功能可能是推動細胞分裂的進行。此種蛋白質在細胞周期中所扮演的角色經由後來的研究證明,周期素會與周期素依賴激酶蛋白質形成複合物,透過周期素依賴激酶的磷酸化與去磷酸化,在正確的胺基酸位置控制周期素依賴激酶的活性,進而控制細胞周期。

窺視癌細胞形成的原因發展新抗癌藥物

癌症是目前威脅人類健康和生命的頭號殺手,每年均高居我國十大死亡原因的榜首,其之所以形成主要是細胞的生長、增殖及分化失去控制所致。正常的細胞經過一定次數的分裂完成分化後即已失去分裂增殖的能力,當細胞癌化後,那些處於分化末端的細胞似乎又逆行回去,恢復分裂增殖的能力,因此在體內長成腫瘤。又,當正常細胞生長到和鄰近細胞相互接觸時,其運動和分裂都停頓下來,稱為接觸抑制現象,然而癌細胞的生長和分裂並不會因和鄰近細胞的接觸而受抑制,仍持續進行,因此可以長成細胞團塊。
許多特定的蛋白質會抑制周期素依賴激酶-周期素複合體的活性。當細胞達到臨界密度,細胞與細胞的接觸傳遞出訊息,刺激p27蛋白的表現,p27與周期素依賴激酶-周期素複合體作用,使細胞周期停頓在合成前期而致使細胞停止分裂,所以一般認為p27參與細胞生長的接觸抑制。另一種蛋白p53,其功能可以阻撓細胞周期的啟動,p53具有序列專一性,會與基因調控位置之特殊核酸序列鍵結合,使調控細胞基因周期或死亡之基因活化表現,如p21細胞周期抑制因子。
大量增加之p21蛋白,會一方面和周期素依賴激酶及周期素之複合體接觸,另一方面也會直接在合成期抑制去氧核醣核酸的複製,而抑制細胞周期前進。像p53這種腫瘤抑制因子的活性如果喪失,往往會導致腫瘤的形成。又在許多人類轉移性腫瘤中,p53的二個對偶基因都不活化,p53所執行的監視作用消失。在一些例子中,這種情形導致轉移性腫瘤的形成。
細胞本身可以精確地調控周期素的表現,周期的前進由誘導訊息途徑的生長因子控制,相反地,抑制蛋白可以防止周期素的表現或在其他位置阻斷周期素前進所需的訊息。由於哈特韋爾、諾爾斯及漢德等三位科學家的努力,我們對細胞周期的機制及其調控因子才得以了解,此結果不僅可窺視癌細胞形成的原因,並可作為將來發展新抗癌藥物的理論基礎。

照顧一位癌症病人經常必須照顧一整個家庭

癌症不僅影響病人本身,包含病人的整個家庭系統內的成員都直接受到癌症的衝擊,除了生理,癌症病人及家屬的社會心理層面更是受到遠大的影響,其中包括身體心靈的改變、否認、對未來的恐懼與不確定、人際困難等。許多研究已經證實,疾病的進程、個人的適應模式、家庭功能、社會支持等都可能影響病人或家屬對疾病的適應能力。
和治癌中心醫院副院長莊伯祥教授設計了一個「生命觀問卷表」,他希望和信醫院的病人及家屬都能在很自然的場合填寫這份問卷,做為醫師與病人溝通的基礎與重要參考。
這個問卷都要求被訪問者以是與否來做答,題目包括︰我覺得活得越老越好嗎?如果我得了腫瘤,我願意醫師清楚地告訴我嗎?在久病臨終前,我希望仰賴生命維持系統來維持生命嗎?如果我得了末期癌症,我希望有機會與我的配偶及親人告別嗎?等等問題共有十三項。
和信醫院身心科醫師王金龍醫師說,美國醫院病人的病歷第一頁都有Advence Directions,這一頁的內容包括︰。美國的醫院評鑑會特別注重醫院是否確實對病人徵詢這些問題,並且做成紀錄。倘若醫院沒有確實做到這一件事,甚至連保險公司都會拒絕與這家醫院來往。
和信醫院把「治癌」二字列入院名,就很明白地告訴大眾,這是一所積極治療而且不隱瞞病情的醫院。基於與病人及家屬接觸的經驗,以及考察全世界身心專科醫師的調查與研究,和信醫院基本上主張對病人做忠實的病情報告,因為事實證明這樣的做法比較能夠達到生死兩無憾。而事實上,和治癌醫院也的確是國內忠實向癌症病人報告病情比率最高的醫院;但儘管如此,許多情況還是在病人家屬嚴厲地堅持下,無法達成醫院原訂的理想。
照顧一位癌症病人,經常必須照顧一整個家庭。醫師對病人採取的療護行動經常必須與病人家屬取得妥協,因此,癌症專科醫師及護理人員花在說服病人家屬的心力相當大。

病人家屬非理性的要求將會降低臨終品質

莊伯祥教授說︰「沒有直接詢問病人的基本的生命觀,就任由病人家屬來決定是否要對病人隱瞞病情或虛報病情,這不是一個尊重病人的正確態度。」他解釋說,他可以完全尊重病人不願面對死亡的態度,只要病人本人在這個問卷裡有明確的表示,醫師絕對可以完成病人的心願,讓他在最善意、最溫柔的「謊言」下,沒有病痛的離去;但是臨床上對於癌症的告知卻往往枝節橫生,許多病人家屬非理性的要求,不但形成治療的阻力,也帶給病人身心莫大的打擊,接下來對病人及家人的心理建設、生死教育自然就更不可能進行,臨終的品質變得十分低劣。
儘管和治癌中心醫院的癌症治癒率是全國首屈一指的,它同時以積極治療癌症效果顯著深獲佳譽;但是癌症病人畢竟還是有一部分只能採取消極的治療,也就是只能讓病人免除痛苦,安詳與親人告別,無法再改善病況。因此,如何很有品質地陪著病人有尊嚴無疑憾地走完最後一段旅程,同時也是專業的癌症醫護人員天天必須面對的問題。因為從來沒有好好準備面對死亡課題,一旦發生在自己或親人的身上,在情緒無處宣洩的情況下,醫院、醫師及護理人員往往也會變成病人及家屬的受氣包。

五分之一的癌症病人會產生慢性的憂鬱症

難過、害怕、擔憂是在診斷出癌症後的自然情緒反應,這些情緒一般可以在親友的寬慰下,以及細心的照護和醫療來克服它。不過這樣的情緒有強度上的區別,悲傷的強度如果超過臨床觀察的特定程度,就會造成憂鬱症,必須輔以心理和藥物來治療。有五分之一的癌症病人會產生慢性的憂鬱症。很多研究指出憂鬱會對疾病的結果有不好的影響。因此診斷和治療癌症病人的憂鬱在預後上伴演重要的色,除了能增進病人的生活品質之外,也有助於癌症的順利治療。
一般人的憂鬱盛行率大約6%。但住院病人的憂鬱發生率則大得多高達22%-24%。用從三個癌症中心依照DSM-3的診斷標準,6%的癌症病人有嚴重的情緒異常,其它32%有適應的問題。癌症病人的憂鬱發生率似乎和疾病的嚴重度和病人殘障的程度有關。長時間緩解的癌症病人其焦慮的比率和正嚴重的病人一樣,代表癌症倖存者的焦慮會持續。

台灣每年有兩萬人因罹患癌症而痛死

1996年台灣約有28,000人死於癌症,80%末期癌症病患遭遇疼痛的問題,有24,000名病患受癌末疼痛折騰,除去2,000名接受疼痛控制(安寧療護)照顧免去除疼痛煎熬外,但大約有22,000是處於極度疼痛及無助痛苦死去。對於病人的家屬眼見親人在這麼痛苦下離開人世,也將成為他們永遠無法磨滅的痛。病患本身因久病不癒對醫療制度及醫師失去信心,以求神拜佛慰藉精神,卻易受騙上當。而醫師方面也往往對疼痛了解不深,也不太明瞭止痛處理及方法,使得疼痛病患面臨更多的痛苦。
疼痛控制在決定癌症病人的生活品質伴演重要角色。但是憂鬱引起痛或痛造成憂鬱則不清楚。最近研究指出痛可能引起憂鬱。現在的痛的觀念強調痛的多重特質例如痛覺受器(由器官病變造成)和心理因素交互作用。無論痛和憂鬱的起始原因為何,沒有控制的痛導致無望和憂鬱的惡性循環。病人的憂鬱會減低的痛的忍耐度,而要更多止痛藥物。

百分之四十的癌症病人是餓死的

「拜託您,想想辦法讓他吃下一點東西。」幾乎每一位癌症的病人家屬都會向營養師這麼請求。「吃得下最重要。」和信醫院營養室主任王麗民說道︰「很多癌症病人最後終於別世,並不是因為被疾病打倒,而是因為無法正常進食,營養無法供應身體所需,以致於被迫向癌症繳械;換句話說,病人是不戰而敗,這是多麼令人扼腕啊!」根據統計,這樣在病褟因為「吃不下」食物,而與世長辭的病人,竟然在癌症病人死亡人數中佔了40%。
從未有過較長時間照顧過病人經驗的人,絕對無法體會當看到臥病的親人把你準備的膳食統統吃光,甚至只要吃得下東西時,是多麼地振奮人心;而當親人因為吃不下東西,而必須以
鼻管或胃管進食時,是多麼地叫人憂心。
「我們醫院的病人主要以癌症病人為主,因此,營養室的主要功能是在配合治療團隊,如何讓病人在每一個接受化學治療的療程之中,保障他們擁有足夠的條件去接受治療;而在病人住院治療時,擁有好的食慾及足夠的營養。」王麗民主任指出。
最難過看到病人「不戰而敗」
癌症病人都有共同的問題︰「吃不下東西」。即使吃得下東西,由於不同的疾病有不同忌口的食物,而癌症病人同時罹患三、五種病的情況極為普遍,家屬久而久之,也實在不知道要準備什麼給正在苦難之中的親人吃才好。
王麗民說,剛開始從事營養諮詢工作時,她在對病人的營養指導上比較接近「教科書」式的作風。經過廿年與病人及家屬的接觸,她漸漸傾向靈活運用。只要醫師沒有特別指定反對某病人對某些食物進食,或是對某些食物必須遵守特別的烹調方式;原則上,王麗民主任會允許病人在比較寬容的方式下,吃他們愛吃的東西,並且以正常的方式烹飪。
「我們學營養的人,最難過的就是看到病人這樣「不戰而敗」。」王麗民感慨地指出,如果健保局看到幾乎所有的病人都如此殷切地想要求助於營養指導;如果健保局能正視營養指導與否對於病人的生命安危也會造成嚴重的影響,就不至於在特定疾病病人住院時的膳食上完全不與補助。事實上,我們的健保制度幾乎完全漠視營養師在整個醫療過程中可能創造的貢獻,目前國內營養師去探詢病人,並給予飲食指導,其所付出的勞務,健保是完全不給付的。
不但健保局不正視營養師的重要性,連大型醫院也視營養師為可有可無。國外先進國家每35床規定有一營養師規劃住院病人的飲食;健保局規定在醫院裡每100床的住院病人,必須有一位營養師來照顧他們的膳食;而目前台灣的大型醫院約200床才設一營養師,和信醫院則每50床就有一位營養師。

我們甚至可以讓病人喝咖啡

和信醫院提供的住院病人菜單是可以每餐點菜的,病人想吃飯、吃麵、吃中式的菜餚、吃西式的餐點,只要事先預約,廚房都可以供應。「我們甚至可以讓病人喝咖啡,只要可以讓病人覺得更愉快,我們都儘量通融。」王麗民說,但是餐點還是得以醫療團對隊的醫囑為根據。
長期照顧過病人的人都知道,臥病的人偶爾會想吃某一種過去愛吃的小吃,肉燥飯、新竹肉圓、虱目魚粥、鱔魚麵、臭豆腐等等,不一而足。
「和信醫院非常瞭解病人這種對美食的渴望,只要醫師不特別反對,他們會儘量滿足病人的願望。」王麗民主任說︰「只不過,這樣的請求似乎大多出於心理上的需要;東西真的買來,病人通常只吃了幾口,甚至只舔了一下就再也嚥不下去了。」
大部份的癌症病人,因為疾病及治療所造成的副作用,均使病人無法攝取 足夠的食物,以致於無法維持良好的營養狀況。食慾不振、.吸收不良、身體問題(例如:口腔和頸部腫瘤經完全放射線治療,由於直接照射會導致疼痛及吞嚥困難)。嗅覺和味覺改變、易飽感等是癌症病人常見的營養問題之一。癌症病人的營養問題,都會造成癌症病患營養不良,幾乎稱為一種飢餓特質。
費希爾 ( M.H. Fischer) 說︰「全憑偷吃被醫師所禁的麵包而留下了性命的糖尿病患者不一而足。」( Many a diabetic has stayed alive by stealing the bread denied him by his doctor.)這雖然是一句調侃醫囑過於嚴苛的話,但是也傳神地道出醫師與營養師在照顧病人的意見上拔河的實況。
癌症衝擊到病人的生理心理及社會功能
除了營養問題之外,癌症病人從診斷、治療、復發、緩解(remission)都不可避免地會衝擊到他的生理、心理及社會功能,並直接影響其他家庭成員的角色與責任。一般而言,癌症病人可能面臨的社會心理議題包括:
1. 身體心像的改變(the change of body image):不管是哪一種癌症,病人的身體心像都會受到疾病本身或治療的影響,當病人的身體心像受到威脅時,病人通常會自我價值感低,失去對自己身體的完整性(physical wholeness),並對自己的社會角色及認同缺乏認同感。
2. 否認(denial):否認是很重要的適應工具之一,透過否認的防衛機轉,癌症病人可以重拾控制感(sense of control)。然而否認也可能導致病人不良的疾病適應,例如:大部份的病人會無意識地壓抑一些負面情緒,如此可能造成家庭內溝通的阻礙及情緒分擔的困難。
3. 對未來的恐懼與不確定(the fears and uncertainty of future):沒有一個癌症可以保證不會再復發或轉移,所以如何在恐懼與不確定的狀態下計劃未來,並與死亡達成協議(coming to terms with death)是癌症病人的重要挑戰。
4. 人際困難(interpersonal difficulties):病人對疾病的心理情緒反應也可能影響社會生活中的角色,進而產生社會孤立(social isolation)(2)。癌症是一個具有烙印化(stigmatization)特性的疾病,病人從主要的生活角色中退縮,拒絕執行過去的社會角色,淡化過去的人際關係。
讓病人保持自主性不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病人身上
癌症病人最需要的是痛苦的減輕與精神的支持,能有效與病人溝通,暸解他們的需要,才能協助病人在進退中有計畫地與癌症對抗,或是平安且尊嚴的離開人世。
和信醫院身心科醫師徐聖輝說︰「好的溝通必須建立在好的關係上,初與病人接觸時,可先多與他們聊天,或只是握握他們的手、靜靜陪在他們身邊傾聽。容許病人以他願意的方式傳達信息,讓病人保持自主性,不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病人身上,不急著和病人討論內心深處的問題,給病人足夠空間與時間表達他願意講的事。若我們持續表現出誠懇和關心的態度,病人會感覺被尊重與暸解,慢慢就可表達內心想法與情緒。」
臨床經驗告訴他,藉著用心傾聽、尊重與暸解可營造好的互動關係和氣氛。此時病人也許會說出面對死亡孤單的感覺,這感覺雖不能完全消除,卻可因家人的陪伴、真誠的溝通而減少。
面臨與親人死別,病人常有預期性的悲傷,徐聖輝醫師主張可選擇適當的時間與地點讓病人可以充分表達他的悲傷,這時應該鼓勵病人「悲傷是理所當然的,你可以盡情的哭,而不必覺得不好意思」。病人也因個別差異,可以有不同的最後願望,盡量滿足病人最後的心願,不只讓死者無怨,也讓生者無悔。

接受事實以後才能以平靜的心面對死亡

有些家屬怕病人無法承受,處處迴避敏感主題,甚至不讓病人知道病情。許多研究顯示適當告知病人病情有利病人適應,雖然初告知病情,病人多多少少會受到打擊,但接受以後才能以平靜的心面對死亡。而且病人對事情了解越清楚,他比較能做一個最適合自己的選擇,譬如交代後事、讓自己剩下的時間過得更有意義。告知病人病情時,雖然有時是殘酷的事實,但重要的是:也讓他知道雖然生命時而有盡,但他並不孤單,他仍然有著整個醫療團隊以及親人,都會用對他最有利的方式幫助他,並且提供支持,陪伴他到生命最終的一刻。
癌症末期病人,身體承受的痛苦可藉由醫療方式獲得緩解,我們若能以持續關懷、願意瞭解、尊重病人選擇、適當的幽默的方式與病人溝通,建立信任與溫馨的關係,可進一步提供心理、社會、靈性的支持,在彼此互動中讓其慢慢體會「生命重要不是活得多久,而是如何去生活」。進而以積極樂觀的態度面對死亡,安心平靜踏上人生最後的旅途。

一場精彩的佈道



(圖片說明) 醫學再進步,可以無中生有開出一朵
這麼美的木棉花嗎? (鄭春鴻攝)
 
文 / 鄭春鴻

醫院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小社會,這裡充滿了故事,每一刻中都可能同時發生生、老、病、死;包括病人、病人家屬、醫護人員乃至於探病者,人們的七情六慾在這裡都極可能瞬間爆發。換言之,醫院是一個希望、失望、絕望潛行的地方。現代醫院,尤其是中、大型的綜合醫院,不僅是一個看病、取藥的地方。它同時也是一個健康保養的地方、傳播保健知識的地方,以及一般人奉獻親情關懷、以探病營造公共關係的地方。
如果你曾經關心過醫院的歷史,你會很溫暖地發現醫院誕生與成長的歷史,是一個接著一個愛的故事,一串接著一串美的體驗所交織而成的。這些古老的故事,幾乎都與基督教有關。

「醫院」的定義是「一個休息的場所」

儘管現在許多以基督教為名或是由教會創辦的醫院,其作風已經和商業型醫院無異了,但是我們仍然必須肯定基督教在人類醫療史上的卓越貢獻。基督教在醫院的發展史上佔了一席非常重要的地位,宗教史學家甚至認為醫院的創設本質上就是基督教。耶穌的榜樣和教導激發了許多牧師、神父、修士、修女、宣教士和無數的平信徒在世界各地提供醫療協助;西方世界的醫藥往往經由基督教宣教士引入第三世界和原始部落。
耶穌的醫治工作影響世界醫藥的發展歷史。耶穌對於低下階層病人的醫治和關懷,成為基督徒最佳的模範。西元313年,基督教被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大帝公開為合法的宗教,醫療事業由此推廣至社會低下階層。特別是西元313年教會召開的尼西亞大公會議,頒佈有名的尼西亞信經以外,而會議中更宣佈凡有教會所在的地方都要設立醫院醫治病人,教會醫療事業因此發展起來。在1680年,芮契雷(Richelet)給醫院(Hospital)下的定義:「醫院是一個休息的場所,提供無法謀生貧窮者居住之處,並且給予救濟。」若說醫院是一個休息的場所,疾病對於基督徒來說似乎等於一種休息功能的宗教活動,藉由疾病與休息,讓基督徒更接近他們的牧人──耶穌基督。


每一次的醫治都是一場精彩的佈道

在福音書中我們看見耶穌到處去醫治病痛者;耶穌按手在人們身上,他們就得醫治。祂甚至可「遙控」治病,祂只要口出話語,在另外一處的人就得了醫治(參太 8 章 5~13 節)。基督所教導的信息因著祂的醫治而得以具體呈現給眾人;每一次的醫治都是一場精彩的佈道,說明耶穌是掌管病痛和死亡的主宰。耶穌基督告訴信徒去做同樣的事──照顧貧苦生病的人。兩千年來,成千上萬的基督徒不斷地照著耶穌所說的去隨從而行。在基督教之前的羅馬帝國,醫院只為軍人、劍客和奴隸而設立;一般的勞工和其他窮人絲毫沒有被收容的地方。人們懼怕死亡,對病人毫不關心,往往把他們趕出家門,任他們自己去面對命運。有些文化下的人們會把病人安排在零星的簡陋地點,例如羅馬兵會被送到軍隊中的專屬醫院,而古希臘人卻只能把病人送到醫藥之神亞克里比阿(Aesculapuis)的神殿,在那兒不但迷信充斥,為非作歹的祭司甚至還蹂躪病人。

醫院提供庇護慷慨接待沒有金錢的朝聖者

最早,許多醫院算不上是「醫治工廠」,只能算是「接待所」。許多早期的醫院不只是照顧病人,還收容貧窮人。艾斯特大學(Exeter University)考古歷史學系的教授科林瓊斯(Colin Jones)寫道:「從極度資源匱乏的情形來大膽推測,在 1450 或 1500 年之前可能只有大城市的大醫院裡有醫療人員。」十九世紀以前,醫院都是只有窮人在使用,並非是人人會去的地方;有謀生能力的人一旦生病,則在家申請人照顧。草創的醫院不管其設立的動機如何美善,裡面總是髒亂不堪。
醫院一直到了十九世紀科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在細菌學研究大有斬獲,而利斯特(Joseph Lister)亦提倡消毒殺菌外科手術,於是醫院變得比較安全,才漸為一般大眾所接受。不管最早的醫院有多簡陋,至少它是當今醫院的雛型。
自從四世紀君士坦丁將基督教合法化之後,基督徒就在各地建立無數的醫院,有時候甚至在「偏遠危險」的地區蓋醫院以提供庇護,讓基督徒的朝聖者得以遠行到聖地;有些朝聖者沒有金錢,完全仰賴其他基督徒「慷慨接待的善心」。這種醫院並不是只限於提供膳宿,也不是只專一於醫治疾病。

凡是建立教會者就必須同時建立醫院

在 325 年尼西亞大公會議中,不但正式認定聖經所教導的三位一體的教義,並且宣佈了一項規定,對整個醫院歷史有著極重大的影響;會中宣佈凡是建立教會者就必須同時建立醫院。史諾克(Donald Snook, Jr.)寫道: 許多大醫院的建立可以直接追溯到西元 325 年的尼西亞大公會議,那時各教會的主教都受指示要走出來,到基督教國度有教堂的每一個城市中建立醫院。
該撒利亞的主教聖巴西流(Saint Basil of Caesaria,約西元 329–379年)被尊為是第一個建立基督教醫院向病人傳福音的人。格蘭特說巴西流的醫院是第一個「非流動性的醫院」,是一個設有床位的醫院;在巴西流之前的醫院基本上都只能算是「流動診所」。馬可塔記載有關巴西流的醫院說道: 這所醫院宛如一座小鎮,病房之多足夠應付眾多的病人;它還有痳瘋病區。它所訂定之「愛的守則」包括病人的照顧與舒適,同時也接納那些過去一向被人所棄絕的痳瘋病人。
富有的基督徒婦人法比奧拉(Fabiola)是耶柔米(St. Jerome)的門徒,據說她在大約西元 400 年時於羅馬蓋了第一家西方的醫院。 至今仍在運作的最古老醫院是巴黎的「上帝旅館」,由聖蘭德理(St. Landry)建於大約西元 600 年。這所醫院在當時是一項重大的醫療建設;史諾克說:「即使以現代的標準來看,這間早期的法國醫院仍可以稱之為醫療中心,因為它對於照顧病人的諸多設備與機能都一應俱全。」 在美國,至今仍存在的最古老醫院是墨西哥市的拿撒勒耶穌醫院,於 1524 年由柯特茲(Cortez)所建。的確,基督教在健康方面影響很大,特別是對病人的照顧。

在有信仰的時代,慈善機構總是做得很好

在中古世紀時,責任和慈善是不可分的,慈善工作是人的一份責任。「基督的窮人」的整個概念源自馬太福音廿五章所提綿羊與山羊的比喻,基督的窮人應是基督教慈善工作的主要受益人。瓊斯寫道:「施捨的慈善行為完全是因為人們把基督和窮人劃上等號……」雖然所謂的「基督的窮人」在慈善奉獻者的心目中沒有一定的範圍,是涵蓋廣大的一群,然而醫院仍總是人們在遺囑中特別吩咐要關照的一個機構。
和基督教影響甚鉅的中古世紀形成對比的是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時期;那時候有一股反教會的力量,使得醫院體系整個崩潰,有三分之一的法國醫院停止了運作。事實上,在這個無神論駕馭的時期,「私人慈善行為也似乎全部終止了。」瓊斯又說:「在有信仰的時代,慈善機構總是做得很好。」

美國的醫院脫胎於救濟院以救助窮人為要

在美國,第一批的醫院大部份是基督徒建立的。賓州醫院是第一家醫院,1751 年建於費城,貴格會信徒貢獻最大;在這之前有救濟院,由基督徒首創,專門收容窮人和病人。
美國的救濟院始於十八世紀,是醫院的前身,以救助都市窮人為要。第一家救濟院由著名的貴格會信徒賓威廉(William Penn)在 1713 年建於費城;起初,此救濟院只救助貧困的貴格會信徒,於 1782 年則擴及所有需要救濟的人們。
賓州大學歷史社會學教授羅森柏格(Charles E. Rosenberg)的著作《照顧陌生人:美國醫院制度的興起》(The Care of Strangers :The Rise of America's Hospital System)精彩地記錄了美國醫院的創辦歷史。羅森柏格說,美國早期醫院的建立「起因」並「架構」於「基督徒管理經營的責任感」。毫無疑問地,救濟院細菌叢生,必是人們的最後選擇,亦是別無選擇的窮人之唯一去處;它們比較像中古世紀的醫院,和今日的現代醫院差異極大。救濟院收容的人往往一待就直到死亡之日。
相對的,有許多改革者(大部份是基督徒)試圖建立醫院,幫助貧窮的病人,但是不收長期的病人,免得又變成另一種救濟院。一位支持建立醫院的波士頓人士寫道:「一旦基督教信仰付諸行動,首要之事應是探訪和醫治病人。」
早期的美國醫院不但認為身體健康十分重要,也看重心靈的健康。例如,在紐約醫院裡,「每間病房都擺了聖經」,而「被逐出醫院者所犯的典型過錯是「咒詛、玩牌、喝酒和不知節制」。在美國,基督徒的影響力對醫院的建立早已是個不爭的事實。1888 年有位牧師提到當地的一家醫療院時說,這個機構的每日工作是將「基督教的思想和信念付諸行動」。

你們必須去尋找窮苦病人,照著主所做的來行

促使醫院衛生化並提供安全環境的最重要因素可能是「護理的專業化」,虔誠的南丁格爾與此有莫大的關係,等會兒我們就會談到;細菌學家巴斯德和利斯特醫師在這方面也影響重大。
護理已經成為保健工作的重要一環,而基督教也是護理工作的創始者。出於對基督的愛,婦女加入了修道院,成為今日護士的先驅。「遣使會」(Daughters of Charity)是著名的護理團體之一,瓊斯稱之為「最重要的護士姊妹團體」。天主教改革者聖味增爵(St. Vincent de Paul, 1581–1660)和聖路意斯(St. Louise de Marrilac)是「遣使會」的共同創始者。聖味增爵告訴婦女們「你們必須去尋找窮苦病人,照著主所做的來行,祂走遍各鄉鎮,醫治祂所遇見的人們。」瓊斯記載了「遣使會」的重要性:
到了法國大革命的前夕,也就是舊制度的末期,這些女士已經接管法國近乎全部的醫院和慈書機構;這整個過程應算是職業婦女在現代初期的顯著成就。她們對醫院經營的改善和「醫療化」具有莫大的貢獻。這些基督徒婦女經營醫院的醫藥部門,她們認為自己比實習醫生還高一等;她們負責婦女病房,對於外科手術懂得相當多,有時候還得遞補缺席的外科醫師。連常常抱持懷疑論的法國作家伏爾泰(Voltaire)亦對這些委身的婦女給予佳評:「那些致力於救助貧困者和照顧病人的宗教機構應該受到最高的敬意。這世界上最偉大的人,莫過於是那些犧牲外貌和青春的女士,她們在醫院裡照顧各種苦難的受害者;那樣苦難的光景對人的尊嚴是一種羞辱,而對我們這些講究高雅的人士而言,又是一種何等噁心的情境。」

南丁格爾從耶穌基督學習榜樣

現代護士的鼻祖南丁格爾(1820–1910)乃是從耶穌基督的榜樣得到她事工的靈感。她非常的敬虔,雖然她的神學認知並不全然合乎正統;然而若沒有基督的啟發,她不可能完成她所做的一切。若沒有基督,就沒有南丁格爾。她對人類的健康有極大深遠的影響。
她說她十七歲時神即呼召她參與服事,不過直到三十歲出頭,她才明白神要她服事的方向。影響南丁格爾的是德國路德會的牧師夫利涅(Theodor Fliedner, 1800–1864),他在路德會中組織了女執事會,這些婦女先在德國的凱澤窩斯(Kaiserwerth)以基督教社區團體的名義協助有前科的人,並參與教育及護理指導的工作。1850 年代初期,具有強烈意志力的南丁格爾在家族(社會地位頗高)的抗議聲中到了此地,她第一次體會到「快樂」的真義,她初次接觸到護理工作就是和這些基督教女執事一起同工的。
接著,1854 年她在克里米亞戰爭時期來到英法軍苦戰俄軍之地––克里米亞的 Scutari。當時基督教影響非常之大,因此當徵求護士的號令一出,各種基督教團體的婦女們都欣然響應,南丁格爾必須從中作一個挑選。她呼召「具有健康遠見的護士」,而且是「不分宗教派別,無論是羅馬天主教修女、新教女執事、基督教醫院的護士、英國國教的姊妹等都不可分彼此」。她和護士們遠赴遼闊的戰場,開始她那偉大崇高的護士生涯。在那個時代南丁格爾成為一個傳奇人物––「提著燈籠的女士」為傷患裹傷並照料瀕死之人;一夕之間她成為民族英雄。
她回到英國後,寫了一本很具影響力的書,書名是《醫院筆記》(Notes on Hospitals),於 1859 年出版。這本書對歐陸和美國改善醫院衛生環境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也使得她對「醫院主動重視衛生設計以及井然有序的行政效率」等方面有著莫大的貢獻。 1860 年她在倫敦聖湯姆斯醫院開辦南丁格爾護理訓練學校,這是現代護理教育的開端。她個人影響成千上萬位願意接受訓練的護士,縱使在她生病成殘之後仍繼續不斷發揮其影響力。

台灣醫學史的教會醫療時期

台灣醫學史也有一段令人稱頌的教會醫療時期,一直到現在,台灣教會在台灣的醫療史上仍然在持續貢獻力量。
西元1865年5月27日杜嘉德牧師率蘇格蘭宣教士馬雅各醫師及助手吳文水、黃嘉智及陳子路由廈門抵打狗旗後傳道,史學家稱其開啟了台灣西洋醫學黎明期。他所創辦的新樓醫院為台灣最早的西醫院,而今仍然薪火相傳。所以台灣第一家醫院就是非營利性質的醫院。台北馬偕醫院和彰化基督教醫院也是在19世紀末由教會設立,這三家教會醫院是台灣現存最古老的醫院,在當時都是免費提供醫療服務,為不少民眾維護健康。基督教和天主教會又相繼在台灣各地設立醫院達26所,尤其是在花蓮、台東、埔里、恆春等離島及偏遠地區,本著宗教的慈悲精神,服務民眾、造福人群、毫不考慮商業的利潤。從台灣的醫療史看來,從新樓、彰基、馬偕到門諾、嘉義基督教醫院、屏基等教會醫院我們可以看出非營利性質的宗教醫院在台灣醫界一直佔有很重要的角色。
和信醫院黃達夫院長對於外國神職人員在國內醫療的發展史的貢獻十分推崇。他說︰「台灣在日據時代以前,國內的西醫體系是以早期外國傳教士設立的基督教醫院為主。在日據時代,雖然日本政府建立了公立醫院體系,基督教醫院仍然在國內的醫療領域裏,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甚至到光復以後,當時因國內經濟困頓、資源不足,外國傳教士本著宗教的博愛精神,藉著國外的募款,不但深入島內偏遠醫療匱乏地區,提供弱勢貧困族群醫療與其他社會的需求,同時也引進新的醫療觀念和科技,如社會服務的功能,成立生命線的組織,加護病房等。因此,這些神職人員在國內醫療的發展史上貢獻良多,而他們為病人犧牲奉獻的表現更在國人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多年來國內醫療奉獻獎的得主,絕大多數都是這些四、五十年前到台灣終其一生默默的在第一線上,照顧國內病人的傳教士們,他們的事蹟固然令人感動和懷念,但是隨著最近羅慧夫醫師的退休返美,相信已經為國內這一段傳教士的醫療劃上句點。」

台灣的醫院診所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全台灣的醫學中心有16家,台大、成大是國立醫學院附設醫院,高醫、中國是私立醫學院附設醫院,三總、台北、台中、高雄榮民總醫院、省桃是公立醫院,長庚(台北、林口、高雄)、馬偕、國泰是財團法人醫院,彰基是宗教法人醫院,區域醫院共有45家,公立或法人醫院也佔了相當的比例。所以,台灣的醫學中心全部是由公立、財團法人和宗教法人醫院組成,而區域醫院也大多是由法律定位為非營利的醫院所構成。
包含公立醫院、財團及宗教法人醫院等非屬營利性質的醫院,佔全台灣醫院總數的25%;在這些醫院執業的醫事人員佔全部醫事人員的74.20%;病床數目佔全台灣病床的68.48%。所以,我們可以這麼說,台灣的醫院大部分是由非屬營利性質的公立及法人醫院所組成。不過,這也只能說台灣的醫院大部分都以非營利的法人團體登記,因為我們在大多數的醫院都非常明顯地嗅到濃厚的商業味道。
所得稅法規定: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應依本法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營業稅法第二章第八條規定:醫院、診所、療養院提供的醫療勞務、藥品、病房之住宿及膳食免徵營業稅。未成立財團法人的私立醫療院所,縱然有所得或盈餘,亦被視為執行業務所得,只課徵負責人之所得稅,而不是和一般營利性質的工商事業,須繳納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因此,若按照廣義的定義,我國所有醫療院所都應該是非屬營利性質的醫院。

應該查核法人醫院的財務避免行營利之實

企業設立的財團法人醫院,在法律上定位為公益法人,享有免稅的好處,應該是社會的公器。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應該根據法律查核法人醫院的財務,避免使其佔有免稅的好處而行營利之實,或是依循資本主義的法則,賺取利潤後大量擴充。
非營利醫院若是採用商業行銷及擴充利潤的手段,對其享有的免稅優惠,合法性將受到質疑。美國的愛德和州的一家醫院,郡政府撤銷其非營利醫院的免稅優惠,要求該醫院繳納340萬元的稅款(盈餘1,800萬美元)。這些個案顯示,美國的社會,已經逐漸開始注意非營利醫院的社會責任。在同樣的效率及品質之下,相同的某項醫療照顧,由於非營利醫院享有的免稅優惠,應該要比營利醫院要達到容易損益平衡。非營利醫院若要繼續享有免稅的優惠和社區的支持,就應該本諸慈善的精神照顧病人及服務社區來作為回報。
在美國,營利與非營利醫院分得很清楚;不過,在台灣就顯然有點混淆不清,甚至有掛羊頭賣狗肉的現象。比如和信醫院是一所財團法人醫院,是一所非營利(non-profit)的醫院,它是真的如此,因為它的所有的醫療及行政都是以這樣的宗旨為依歸的。但是「財團法人」及「非營利」並非和信醫院獨有的特色;這兩個身分,應該是台灣醫院的特色,因為台灣的醫學中心名義上全部都是非營利的醫院。

醫院可能恢復它的古老與美麗嗎?

醫院的古老是一個美麗的故事,那麼現代醫院可能再環原到早期救濟院的風貌,成一個照顧不幸者的所在嗎?而醫師可不可能再變一個義人,過著受人尊敬、物質條件不那麼好但是忙碌依舊的日子呢?
從醫學的發展、醫院的演變,以及醫師與醫學家角色變化看來,前者已經是一個不可能的事實;後者端看行醫者對醫業的看待,以及自己的人生觀而定。
儘管無數的金錢花在醫學教育、醫學研究及醫療照顧,但是醫界已經好久沒有可以媲美三、四十年代發現抗生素、及五○年代發現小兒麻痺疫苗的研究發現了。而癌症、心臟病、愛滋病等的進展仍相當緩慢、令人沮喪。雖然醫學研究的成果相當不錯,但應用於改善大眾的健康卻不太明顯。然而,大眾對醫學的投資似乎有增無減。
如今醫學已經變成一種是極昂貴的貴族企業,且價格日益攀升,像個無底洞。以美國為例,醫學院經費不斷增加,佔用大學太多資源,引起其他學院的不快,甚而敵視。醫療費用昂貴部分是因為以先進科技為基礎,提供的醫療照顧相當昂貴。

大眾感到醫療費用無法負荷

進步的醫學背後,最早的確有一批將提高人類健康視天職,對社會具有高度熱忱的教育家及企業家帶頭前進,但是他們的殫精竭慮、他們的慷慨解囊吸引來的不見得全是與他們一樣有奉獻理念的醫學相關工作者,大多數反而是一些視醫學院為名利跳板的人。事實上,後來他們對醫學進步所投下的努力,反被自己所建立的醫學教育科層體系所主宰。以募款為例,醫學教育者知道取得經費的目的在於追求學術興趣,但相對的也將醫學教育的自主權向捐款者捐輸。
為了讓醫學更進步,醫學研究及醫院發展的經費越來越高,一次大戰期間大眾對昂貴的醫療費已有反彈,近幾十年來大眾尤其感到醫療費用已經不是一般人所能負荷的了。
和信醫院賴其萬教授認為滿足社會大眾的信任是醫學的責任之一。他說,醫學這個職業擁有許多的優勢與特權,但是它必須對社會大眾的需求負責任,其中最重要也最根本的,就是提供容易取得且負擔得起的照護。
不過,對包括台灣在內的一些實施強制性全民醫療保險的國家而言,人們對醫療照顧範圍的需求不斷擴大,並認為這是「天賦人權」,多數人認為,每一條命都是同樣值錢的,如果有錢人可以享有腎臟透析、心臟移植等昂貴的醫療服務,政府就應確保每個人都不能被拒絕這些醫療服務。醫療費用於是不斷高漲,但是醫療服務卻不斷地下降。

我們對醫師的要求應該是負責任的專業表現

現代醫院已經不可能再還原到素樸的風貌,即使醫院恢復成救濟院,恐怕也已經不符合現代人的需求。但是今人與古人一樣都會生病,他們對優質醫療的需求,以及對醫師溫暖的照顧,殷切之情可以說是古今相照的。
病人的需求沒變,換句話說,醫師的天職也沒有變。醫師不是醫院的賺錢機器人,也不是醫療保險業者的奴隸,醫師是一個有獨立人格,可以追求完美人生,以及完整的個人尊嚴的個體。醫師願不願做為一個義人,過著受人尊敬的人生,是個人的問題。
黃達夫院長說︰「今天的醫療已經不再是慈善工作,而是一種專業。跟著社會的演進,在先進國家,醫療的工作與責任已都由慈善和宗教組織轉移到政府與一般社會團體。其實在國內也不例外,國內早自公、勞、農保開始,直至全民健保制度成立以後,不論是什麼性質,營利、非營利、宗教、公、私立、軍方或什麼層級,診所、地區、區域或醫學中心的醫院,它們的經營經費大多來自醫療保險給付。因此,現今宗教醫院的功能和經營方法並無異於其他醫院,同樣的都不是慈善事業了。所以,醫院對社會是否有貢獻,決定於醫院的醫療品質,而不是宗教精神。」
 所以他認為,如果在今天的時空背景下,仍然期待醫療工作者為了國家社會而犧牲奉獻,則不但不切實際,而且也不是一件合理的事。今天,我們對醫師的要求應該是負責任的專業表現。

醫學院最在意的是選擇適合當醫師的人

「最近常有人問我:『醫術與醫德何者重要?』我的回答是『兩者都不可或缺』。半個世紀以前,因為對疾病原理的了解不夠,醫術有限,慰藉和扶持是醫師的主要任務。所以,在那時候,也許醫德比較重要。但是,今天,診斷和治療的正確與否,往往可以決定一個人生命的得失。所以,醫術也和醫德同等的重要。在美國醫界有這麼一個說法:『最危險的醫師是很慈祥的握著病人的手,卻為他一再做錯誤的決定的人』。」黃達夫院長說道。
黃院長特別提到,同樣可怕的另一種醫師是,他對求知識、做研究或磨練技術的興趣遠高於病人。當你不是學術上一個值得研究的病例時,他可以兩、三分鐘就把你打發掉。或者是,在他的眼裏,所有的病人都是試驗、練功或獲利的對象,而對照顧病人的工作感到無聊而不關心。
 他說,這就是為什麼在尊重人權的美國,對於醫學生性向的了解極為重視。例如杜克大學醫學院每年約有七千位申請入校者,他們先根據申請者在大學時的表現,醫學院入學鑑定考試的成績及個人散文的綜合評估中篩選出約六百位後,再安排他們經過三到五位醫學院教授一一面試,從中選出一百位應屆入學生。這是一件曠日費時的工作,但是,醫學院最在意的是;選擇適合當醫師的人。

醫師和病人最後的救贖

儘管時空改變了,但是「每一次的醫治都是一場精彩的佈道」,這句話對於一個現職的醫師而言是一句多麼動人的話啊!我相信一個真正的良醫,他精湛的醫術親切地;他在病人身上的觸診;以及他對病人溫柔的寬慰聲,在耶穌基督的眼中都是一場最精彩的佈道。從醫院的誕生與發展史讓我們感到人性的光輝,但是當我們生病了,跟醫院以及在醫院工作的人,以及精明的醫療保險業者有了接觸之後,才發現那些已經被世人拋到腦後的古老而美麗的故事,可能是醫師和病人最後的救贖。

與實習醫學生的一席談


新增說明文字
  
時間︰2003年5月29日
地點︰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三樓小會議室
講述 / 黃達夫 (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院長 )
記錄 / 鄭春鴻 (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顧問 )


最近,我國對於為什麼WHO沒有把台灣從旅遊警示區除名感到非常委屈。誠然,每天出門都必須戴口罩的日子,已經快要讓我們的信心與耐心都發霉了,大家都期待掙脫SARS的陰霾,早日與健康的世界接軌。WHO對我們那麼「不捧場」,甚至還說我們比中國大陸做得還差,實在不免令人氣結。不過,在這個節骨眼,或許我們醫界可以更高規格地鞭策自己,深痛地自我反省一番:「身為地球村的一員,台灣的科學界和醫界,到現在都做了哪些貢獻?」

怎麼要求世界看得起我們?

當SARS在香港威爾斯王子醫院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爆發之後,在英國人與香港人的合作下,SARS病毒很快就被分離 ( Isolate )出來。一篇關於SARS內容非常紮實的必讀文章Transmission Dynamics of the Etiological Agent of SARS in Hong Kong,論文主要作者為Steven Riley, 另外還有很多教授的幫忙,老一輩、年輕一輩的醫師都有。他們把SARS的症狀傳導、傳病的方法等很快地整理統合 ( summarized ) 起來發表在Science Express期刊上,並且把香港病人的傳播及地域範圍、開始發病的情形、通報病例、時間的分佈等都一一記錄下來。另一篇重要的文章,也是這一群英國、香港的醫師及學者撰寫的,發表在五月十日的「刺胳針醫學期刊」 ( The Lancet )上。
試問我們台灣沒有這樣的研究呢?可以說非常有限,在大家都把精神花在口水戰上,今天這個人去職;明天那一家醫院罰一百五十萬元的同時,我們都為地球村的安全盡了哪些力量呢?我們的科學家數十年享受國家社會慷慨的支持,如今民眾身陷危境,彼此猜忌,幾近抓狂,難道科學家、醫護人員真的可以這樣向民眾攤攤手,一籌莫展嗎?
自從SARS在中國大陸11月爆發以來,中國大陸對於發現SARS的病因機轉,可有哪些具體的貢獻呢?大陸的科學家交不出成績,如果台灣的科學家也有沒有什麼貢獻,我們要怎麼要求世界看得起我們?

以「偵探」的精神抽絲剝繭地把病因找出來

今天發給各位的這篇The Lean Cuisine取材自Berton Roueche (1911 - 1994) 所著The Medical Detectives這本書。我手上的這一本是1991年版,到目前這本書共印了廿一版,很少有書這麼長銷,尤其這不是一本那麼討喜的書。
閱讀這本書最大的好處就是讓我們的心志不知不覺地隨著故事的發展豁然開擴,對於做為一位科學家有一種心嚮往之的感覺。它非常細膩而令人感動地教導我們怎麼去調查 ( investigate )一個病、一個問題。我建議大家閱讀的這篇The Lean Cuisine, 主要敘述1985年3月, 美國南達科他州農業小鎮Valley Springs出現了一個令醫師疑惑的甲狀腺炎病例。文章精彩之處在於描述他們怎樣以「偵探」的精神,抽絲剝繭地把病因找出來。
病人的血中甲狀腺素濃度偏高,但是經由放射性碘檢測結果顯示病人的甲狀腺功能其實呈現低下,而且沒有甲狀腺疼痛與腫大的現象。起初醫師認為是由於濾過性病毒感染而引發且不具傳染性的亞急性甲狀腺炎,再加上每個人對疼痛感的耐受性不一,所以醫師也不以為意,於是決定以抗發炎藥物來治療。
這位病人經過兩個月的治療不但沒有好轉,反而有惡化的情形。病人的飲食中並沒有含高碘的食物,到了6月,當地又出現四個這樣的病例,其中一例是第一位病人的母親。由於甲狀腺炎是不具傳染性的疾病,而且美國歷史上稱得上流行的只有一次記載,是發生在廿世紀初因為食鹽加碘後造成,所以醫師仍沒有特別在意。但是醫師從學會報告文獻中發現1984年1-3月間在內內布拉斯加州的約克鎮曾經有54個所謂「不痛的甲狀腺炎」病例,沒有死亡病例,至今仍然原因不明。這份文獻引起了醫師的注意,於是展開調查。醫師向美國疾病管制局通報,並請求派人支援,於是就在這三位醫師的仔細追查以及跨州資源整合下,查出原來是牛脖子部位瘦肉絞成的漢堡肉惹的禍。
由於合成甲狀腺素的發明與問市,不再需要收集動物的甲狀腺來粹取甲狀腺素,連帶使得屠宰場改變屠宰方式,屠宰前不再放血,也使得牛脖子肉上的甲狀腺不易被辨認,所以沒有被切除就一併被絞碎製成漢堡肉,這些人都是因為食用了這種不帶油又便宜卻含有牛甲狀腺及其分泌之甲狀腺素的漢堡肉,而成了甲狀腺炎病人。

不要做一個永遠不會「發現任何事情」的醫師

本篇文章告訴我們一些重要的思考的方式,行醫就該像偵探辦案,也就是說,你必須像一名「醫學偵探」(medical sleuth),像福爾摩斯那樣的偵探。如果你希望自己成為不辜負病人及社會所託的醫師,你同時必須自許自己的行醫生涯,永遠都保有這份打破砂鍋問到底的「赤子之心」。
讀過這篇文章之後,我們就非常容易理解,為什麼在國內醫界很少有人有足夠的能力趕在世界的尖端,去發現一種新的病毒、一種新的治病策略。或者更悲觀地說,即使這一種新病毒、新疾病就在我們眼前,我們都渾然不知?原因是我們的醫師沒有那一股熱誠去詳細地詢問病史 ( taking very detailed history ),所以我們找不出疾病的特殊性。
大多數的醫師執業時面對著坐在眼前的病人,通常只會問:
「哪裡不舒服?」
病人回答:「我咳嗽、頭痛、發燒。」
於是你就邊敲電腦邊跟著唸:「頭痛、咳嗽、發燒。」
頭痛開什麼藥;咳嗽開什麼藥;發燒開什麼藥,大約都是固定的,頂多「換湯不換藥」。這就是台灣醫師看病,一點都不誇張,它已經是幾十年來台灣民眾看病的「共同記憶」了。
所以台灣的醫師所做的事情是完全可以預料的 (totally predictable),都是同一類的,所以永遠不會「發現任何事情」,也不會覺得這個病人「夠不夠特殊」 (unique), 分辨不出哪一個發現是常見的,一般特徵 ( common feature ) 或是極少見的特徵 ( uncommon manifestation )。病人的主訴是很平常?還是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因為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差異性,譬如得了B型肝炎,也不是每個人的病徵都是完全一樣,有些症狀比較重;有的比較輕,對於有求知精神、肯負責任的醫師,這些「特異性」哪怕是很微小的,都是他們認為必須掌握的。這樣子你給予病人的照顧才會是specific to that patient ;而不是只做一種尺碼的鞋子,要病人都把腳穿進去。

醫師都變成電腦的奴隸

國內偵查不出來SARS,就是因為沒有特別去詳問病史。The Medical Detectives這本書裡有很多篇文章告訴我們外國醫師是如何看病的。我原本想讓你們看的是本書的另一篇文章,篇名為The Orange Man,這也是一篇非常有用的文章。故事敘述前來求診病人全身變成橘黃色,醫師摸到他的胃下面有一個瘤,於是邊看病人就開始邊動腦筋。精彩之處就在這位好奇而認真的醫師的思路。他思考的過程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些外國醫師在看病人的時候,是跟我們在台灣看到的有多大的不同?人家腦筋是怎麼動的?
我們大部分的醫師在看病人時腦筋是不動的,只有手動,忙著趕緊開藥,一般大醫院的電腦軟體也是引導我們往那樣的方向,催促著我們點、點、點,檢驗的過程也是如此。其結果是我們的醫師都變成電腦的奴隸,病人是來給「機器人」看病的, 而不是來給靠動腦筋的人看病。

台灣之光將因你們而發亮

各位看完這些篇章,千萬別告訴我:「台灣沒有這樣的看病的環境。」當然,你這麼想或許沒什麼錯,但是你會不會勇敢地對我說:「臺灣現在沒有這樣的環境,但是我希望可以製造出這樣的環境。」。我們就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是要改變環境?還是向環境投降?如果大部分的人都是向環境投降,那麼台灣就沒有希望,你們要是對我說:「我來改變它。」 那麼台灣之光就因你們而發亮。
最近有人請我吃飯,父母親是來自新加坡,兒子在美國唸大學,想畢業後唸醫學院,但是有點猶豫。兒子和很多醫師談過,包括新加坡的醫師,大家都對當前醫療環境非常失望。他原本興趣盎然地想當醫師,但是聽到那麼多負面的說法,心裡難免有點猶豫,不過跟我談過之後,他說他不再猶豫了,這會兒,他真的想要做醫師了。我聽了非常開心。
當醫師可以是世間最幸福的人,閱讀The Medical Detectives這本書不但讓我們了解有心人是怎麼看病的;留心的讀者也會從書中體會到,他們這樣當醫師,一生一定會很快樂The Orange Man 和The Lean Cuisine兩篇文章,雖然兩者談的是不相同的病,書中人追求真理的精神,同樣帶給讀者真誠的感動。

醫學生應該要對醫學史有一定的修養

接下來,我就以漫談的方式,與你們分享一些醫學史上值得一提再提的故事。臨床醫學及醫學史相關的好書可謂不勝枚舉,我們都應該排定一生的讀書計畫,醫學生應該要對醫學史有一定的了解與修養。比如你們有人對器官移植有興趣,就應該要看The Puzzle People這本書。本書是有「世界肝臟移植鼻祖」之稱的美國匹茲堡大學的史塔哲教授(Thomas Starzl ) 執筆的,他專門做腎臟和肝臟移植的人。台灣做肝臟移植的人,大部份都是跟著他學習的。例如高雄長庚的陳肇隆醫師,台大的李伯皇醫師都是他的門生。這本書等於是他的自傳,書中從他學醫及以後立志要專攻移植手術說起,他一邊做免疫學的研究;一邊在臨床上開始換腎換肝,就是如何使用免疫抑制劑 ( immunosuppressants )運用在移植上。對外科有興趣的同學,以後移植是外科的主要可以發展的方向之一,目前的移植還是很粗糙的,只是壓制病人的免疫力,挑出最適當的來移植,所以還是很粗糙。將來因為越知道淋巴細胞的功能所以有很多藥物或生物製劑可以改變淋巴球的功能。所以將來移植會做得更好。以後,進一步還會因為母細胞及基因研究 ( Stem cell and Genome research ) 的發達 很多器官可以在試管中製造,用自體母細胞( Stem cells )來培養製造,然後再植回體內,所以就比較免除排斥問題的擔憂。這樣的書很值得你們去閱讀,看這種好書有鼓舞的作用,因為寫此書的人跟你們一樣,也只是一般的醫生。

實證的精神是科學的起步

做腎臟移植也可以得諾貝爾獎。上一期的「紐約客雜誌」 ( The New Yorker ) 有一篇提及摩爾 ( Francis Moore,1883-1960 ) 。摩爾是以前的哈佛的外科主任,這篇文章寫他一生的故事,談到他如何來推動腎臟移植。摩爾從年輕進入哈佛醫學院 ,畢業、受訓,然後很快當上哈佛的外科主任。
一直到我這一代當醫學生時,還不知道人的身體裡面水份有多少,鹽分有多少,多少其他化學成份。後來我們又如何知道呢?就是因為摩爾這個人的實證精神帶給大家的。他的一個朋友剛好用Deuterium製造了重水 D2O ,他於是就給了摩爾一些標示的重水。先做動物實驗,然後才做人體實驗。他把重水打到人體裡面,然後看deuterium稀釋的程度來推算人身體內水份的量有多少;他也用鈉 (sodium) 和鉀 ( potassium) 的同位素來推算人身體內全身的量有多少。例如你缺少多少的鉀離子?需要補充多少?這些計量的標準與方法,都是在摩爾那時候做出來的。摩爾對於醫術上的進步以及推動器官移植都有很大的貢獻,但是他自己卻沒得諾貝爾獎,而是他的部屬Joseph Murray得到的,聽起來有點不公平,但是又很公平,因為真正去做的不是他;他是push他的學生去做的。將來想走外科的人,看這篇文章對你會有引導的功用。我剛談到的那本The Puzzle People也是可以引導各位。

奧斯樂是一位教學生變成好醫師的人

我經常也跟同學們提到威廉.奧斯樂 ( William Osler ,1849-1919 ) 他從加拿大到費城到巴爾的摩到牛津然後在那兒過世,凡是他走過的地方都改變了當地的醫學教育,當他在翰霍布金斯 ( Johns Hopkins ) 時貢獻最大。讀他一生的歷史也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他是一位教學生變成好醫師的人。
當時在約翰霍布金斯大學有四位教授奠定了美國的醫學教育。以前美國的醫學教育非常差,翰霍布金斯醫學院是當時全美唯一可以跟得上歐洲醫學院水準的學校。翰霍布金斯是經由創校的四位老師,也可以說是美國現代醫學的先驅,而才真正走入正軌,發揚光大的。
奧斯樂是內科教授。在傳統的醫院裡,內科是最基礎的科。內兒科強了,才能有強的外科;翰霍布金斯醫學院創校第二位很有名的是外科的海斯特 ( William Halsted,1852-1922 ) 很多手術是從他開始的;第三位是婦產科的Howard Kelly,開刀房的開刀床就是他發明的;另外一位是翰霍布金斯醫學院第一任醫學院院長威爾胥 ( William Welch ),此人就是你們知道的Clostridium perfringens, Welchii 的那一位。他的學生賽蒙.佛萊斯納 (Simon Flexner) 是很有名的細菌學家,就是發現Neisseria Group的那一位。有很多已知的細菌是在西蒙.佛萊斯納他們那一年代分離出來的 Neisseria Flexneri 就是賽蒙.佛萊斯納發現的。後來賽蒙.佛萊斯納被洛克菲勒研究院 (Rockefeller Institute) 延請去擔任院長。這個機構後來成了全世界疫苗的重要研發地,如黃熱病 (Yellow Fever) , 還有白喉等最初的抗毒素、類毒素等藥都是由洛克菲勒機構研發出來的。

「佛萊斯納報告」影響美國醫學教育至深且鉅

而對於美國醫學教育影響至深且鉅的,則首推賽蒙.佛萊斯納之弟,亞伯拉罕.佛萊斯納 ( Abraham Flexner,1866-1959 ) 。他著名的<佛萊斯納報告 > ( Flexner Report ) 改變了日後美國醫學院教育的方法和態度。
廿世紀初,當時美國社會上對醫學教育水準太低而表示抗議之聲時有所聞。可是很少人完全了解真實情況究竟糟到什麼程度。亞伯拉罕.佛萊斯納接受卡內基基金會的委託,進行了一次全美及加拿大醫學院教學情況的深入調查,他在1910年發表了他的報告書,真相才大白於天下。
美國的醫學教育由於這這個報告而引起革命性的改革。經他到全美國以及加拿大各地的醫學院全部走了一趟,仔細地看過一遍之後,他在 <佛萊斯納報告 >上建議美國的醫學教育必須進行大整頓,一個革命性的改革。他畫了兩個地圖,一個是舊的,也就是他眼前看到的;一個是新的,也就是他理想中的美國醫學教育藍圖。他告訴大家全美及加拿大哪裡的醫學院是不夠格的?哪一個醫學院可以繼續下去?而這些可以繼續辦學的醫學院要怎樣改革?需要哪些支持?。完成「佛萊斯納報告」之後,他認識了幫助洛克菲勒管理慈善捐贈的腓得烈.蓋茲 ( Frederick Gates ) 這位宗教家,蓋茲聽亞伯拉罕.佛萊斯納敘述了美國醫療的問題之後,問他要怎麼改革。他拿出那這兩個地圖,指出舊的圖要廢掉,換成新的圖。蓋茲問那麼照這個新的圖去做要多少錢?亞伯拉罕.佛萊斯納回答要五千萬元美金。諸君想想,在1913年五千萬美金是多大的一筆錢啊。蓋茲居然說好,真的就給了這個計劃五千萬元美金。

有頭腦、有經費還不能成事,必須要有道德勇氣

有頭腦、有經費還不能成事,必須要有道德勇氣,才能成就一番大事業。亞伯拉罕.佛萊斯納這個擋人財路的調查文件公開之後,受到的壓力可想而知。他在事件過後三十年的回憶錄中自述︰「這份報告的發表,立即引起一陣轟動,影響深遠,如果我們今天所常說的,上了的報紙的第一版。醫學界以及各醫學院的教授,還有某些州的考試委員們,由於與這一個無情的揭發而狼狽不堪。我則受到的控訴和威脅,有一個地方真的對我提出控告,要求賠償誹謗的損失十五萬元。我接到許多匿名信,警告我不要前往芝加哥,否則一定會被開槍打死。結果,我還是出席全國醫學教育委員會召開的一次大會,,並在會中發表的演說,然後,我安然歸來,毫髮未傷。」
我們有資格笑話百年前美國醫學教育的貧瘠嗎?
有了藍圖、經費,加上無比的勇氣,一群有理想、有遠見的人就這樣把美國的醫療制度,尤其是醫學教育給完全改觀了。亞伯拉罕.佛萊斯納是一個說話單刀直入的人,什麼話都敢講,他可以罵人罵得狗血淋頭,不挑字眼。他形容芝加哥是最骯髒最下流的地方,所以芝加哥就關到目前剩下的那幾所醫學院。他形容洛杉磯的加州醫學院︰「加州法律竟容許這樣的學校存在,純屬可恥。」
今天和大家談到一百年前發生在美國醫學教育改革的這段令人動容的歷史,無非是希望與大家共勉,我們千萬不要向現實低頭,如果我們覺得我們的醫界、我們的社會有哪些地方不好的地方,千萬不要因循茍且就照著做,而要想辦法改變它。我們來想一想,台灣當今的醫學教育與醫院的醫療品質相對於民眾對我們的期待,今日的我們可以笑話一百年前的美國醫學教育如此貧瘠嗎?醫學經過一百年的努力,台灣醫師還是不詳問病史,花兩、三分鐘看一個病人,我們的社會允許這樣的醫院和這種醫師存在,難道不也「純屬可恥」嗎?
單靠亞伯拉罕.佛萊斯納一個人是無法成功地改造美國的醫學教育的,除了洛克菲勒的金援,最重要的事情,必須有很多菁英,一大群志同道合 ( like-minded ) 的人跟他一起改革。諸君如果把我們今日的相聚,當做我們彼此相約信守改革台灣醫界的起點,那將是多麼意義重大啊!

醫學教育的革命使美國的醫學領先世界

約翰霍布金斯大學醫學院的成功的故事、亞伯拉罕.佛萊斯納成功的故事,最近一直縈迴在我的腦海中。
1910年代佛萊斯納以約翰霍布金斯大學醫學院當做美國醫學院的模範,要求全美國的醫學院改革,他成功了,所以百年之後的美國醫學依然強盛。原來英國的醫學是凌駕在美國之上,德國又凌駕在英國之上,尤其是第一次大戰前的德國從Rudolf Virchow ( Virchow’s Node ), Ludwig Aschoff (心臟傳導 Heart conduction, Aschoff’s node, AV node ), Robert Koch 和法國的巴斯德 ( Louis Pasteur ) 都是1880年代醫學的巨人,那是他們為祖國發光的時代,但是後來一個個都被取代了。當年法國在神經學方面很強 幾乎現在神經學 ( Neurology ) 的一些症候群 ( syndrome ) 都冠以法國學者的名字,醫學在那個年代就是從德法到英國到美國的。美國從廿世紀初的那一場醫學教育的革命之後,他們的醫學,無論基礎研究或臨床技術,一直強盛到現在,並且凌駕於世界各國之上。 <佛萊斯納報告> 應居首功,因為它,醫學教育制度的成功改變了美國。

日本醫學教育改革學閥包袱太重

美國在醫學教育改革路上的成功經驗,讓我想起日本和中國。
日本的醫學院教育因為學閥的傳統,一直也有相當的包袱。本來有些日本人想著,是不是可以改制一個模範學校,在東京附近設立一個筑波大學,以此來影響其他的學校進行改革。但是想要改變日本大學教育幾乎是不可能的,它的包袱太重,很遺憾地,我們在台大的身上多少也看到東大身影。
東大是非常老舊的一個學校,東大認為自己是全世界最好的,沒有一個學校敵得過它,它選的學生也是日本最優秀的。在日本舊時代裡要進入東大要先進高等學校,例如東京的一高以及京都的三高,大概只有這些一高、二高、三高等學校的畢業生才能進得了東大。一旦進去東大就是鐵飯碗,學法科的畢業以後就進入政府工作;商科的以後就是經營管理大商社。要改變東大幾乎是不可能,原本筑波大學被期待成為令人耳目一新的高等學府,據我一位在那裡執教的朋友說,「筑波經驗」也沒成功,它採取的方式雖然不像日本的其它大學那樣考試主義,而給學生很多自由,但是考試成績優異的學生仍然先選擇如東大這種較傳統的學府。日本人的個性就是那麼一板一眼,即使擺明讓你可以翹起二郎腿來跟教授講話,他們還是對教授必恭必敬,完全聽教授的話。

中國的醫學教育改革也沒有成功

我也想起中國舊北平的協和醫學院。協和醫學院是1921年9月在美國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出錢贊助,由約翰霍布金斯大學醫學院以及賓州大學延聘教授到中國大陸教學的。該校一年只收約30位學生,都是中國菁英,一時之選。學生學費全免,還有生活費可領,宿舍有專人負責整理打掃,學校給他們像王子一般的照顧。上課都由美國教授教學,當年是出現了一些大人物,例如︰盧致德先生(廣東省中山縣人, 1901-1979) 、顏春輝先生(衛生署首任署長) 、張先林先生 等等人,都是一時碩彥。但是他們那一代結束,傳承下來的精神似乎很有限,足見協和醫學院的影響沒有遍及全中國,所以中國的醫學教育改革也可以說沒有成功。
最早期的「協和」班底都是箇中翹楚,很多人在「協和」畢業之後,又被送到美國受訓,每一個人後來成為醫界不同領域的領導人。比如張先林先生是中國近代外科的標竿人物,但是他逝世之後就後繼無人了。張先林先生原來服務於台灣的三軍總醫院,榮總成立之後,盧致德先生到榮總當院長時他也跟著到榮總,因為他們是校友。
洛克菲勒基金會贊助中國成立協和醫學院培育中國的醫學菁英,意義非凡。我一直在思索為什麼「協和」的人才並沒有具體地將中國,乃至台灣的醫界帶領到一個新的境界。我想,它初期辦學確實非常好,但其影響就只限於這麼一個學校,沒有遍及全中國,影響是非常區域性。盧致德院長把國防醫學院從大陸帶到臺灣來,他當國防醫學院院長時,該院辦得非常好,緊跟在台大之後,後來就不是那麼活躍,盧致德院長的影響似乎也逐漸模糊了。盧院長對陽明醫學院的設立影響也很大,他擔任榮總院長時,榮總希望培訓自己的醫師,所以要成立醫學院。當時國防醫學院是國防部管轄的,所以後來就由退輔會出資設立了陽明醫學院,之後改由教育部掌管。陽明的第一任醫學院院長韓院長也是很了不起的人。韓院長後來因為腦瘤過世,「陽明」對於要走的路好像又要重新摸索,到底要訓練出什麼樣的醫師,每一個人說的都不太一樣。

醫界中心思想必須無私、奉獻、不流俗

這樣的現象,公平地說,其實不只陽明,應該說台灣每一所醫學院對於自己要走的方向都不清楚,因為大家對自己醫學院的使命 ( mission ) 都不夠清楚。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麼亞伯拉罕.佛萊斯納成功了,美國成功了;換成別人,別的國家就不成功。我想其成敗關鍵在於道德勇氣和做事的態度。
醫學院及醫院,更廣義地說,整個醫界的中心思想必須是無私、奉獻、不流俗的;做事情要追根究柢,不偷工減料、不走捷徑、不馬虎了事、不人云亦云的。我們當醫生的人很多都是人云亦云,我常常問我的同事為什麼這樣想?為什麼這麼做?他們回答說因為教授這樣說。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先瞭解原因,然後要能把理由說出來,如果你不能了解所知事實的道理,那就不可能有發現和創造的能力。找出事實真象的過程,就像The Medical Detectives這本書一樣,如果你真的以這樣的態度去服務病人,有一天,你就可以自成一家,並且從中得到無窮的樂趣。
更重要的,當我們都成為實事求是的醫師時,我們不只在醫學上耳聰目明,我們更可以看清整個大環境的是非,不被利誘,不求名位。我們所做的事就將會是開創時代的事。我之所以非常認真地每週帶領著年紀比我小四十歲的諸君一起討論怎樣做一名快樂的醫師,每天早上七點半前就趕到和信醫院聽取本院同仁在晨會所做的個案報告,十三年來從不間斷,目的就在希望能結合台灣醫界一股清新、勇敢的力量,希望有一天,我們當中有人可以帶領台灣的醫療走在無私、奉獻、實證的路上。

忠於科學、忠於良知、忠於病人

改革之路已經非常清楚了,接下來,我們要問的是我們下定決心了嗎?我們應該怎麼做?
最近幾年,很多人問我為什麼不設醫學院。這是可以考慮的,不過,如果我們設立醫學院,一定要走一條別人不走的路,不可能像現有的十一所醫學院,走的都是同一條路。我也經常被問到,既然有這麼崇高的理想,考不考慮從政,可以影響更多人。我想我內人的話是對的。她告訴我︰「一塊石頭 如果你將幾千幾萬公升的水一下子潑下去,那塊石頭會怎麼樣?答案是不會怎麼樣, nothing happens;但是如果是把幾千幾萬公升的水從上面就這樣一滴一滴地,慢慢地滴下去,那麼那塊石頭就會穿出一個洞來。」這十三年來,我選擇了「直接上台演戲」,而不是在台下教人應該怎麼演。我們從小小的孫逸仙治癌中心醫院,發展到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我們忠於良知、忠於科學、忠於病人,使一所理想中的醫院真正展現在台灣民眾的眼前。
這不是獨善其身或兼善天下的選擇,而是我們都必須以有限的生命,選擇自己路,以最能發光發熱溫暖別人的方式去貢獻力量。或許各位會覺得這樣的回答格局很小,但是重點是我有自信和信醫院會留下痕跡。所謂格局很難說得究竟,我跟各位提過另外一本書The Tipping Point 作者是Malcolm Gladwell,他就是一個主張從小事看大世界的人。過去,我一直認為人要有宏觀的眼界,路子才能走對;最近我突然有個「頓悟」,體悟到微觀的重要,每一個小事、小問題都是一個大世界,都可以幫助我們進入比以前更宏觀的境界。

要對社會的期待有使命感展現積極的回報

事實上,我在美國教過的學生正在美國的醫學界展現他們的影響力了。兩個月前,我在美國期間,一直密集的跟美國杜克大學醫學院的負責人以及大學的主管開會,討論要怎麼改變進入未來的杜克大學。跟我開會討論的對象之一是醫學院的院長,他是我1972年的學生,他告訴我,我說的話他完全聽得進去。我給了他一本我自己做的計劃,我要他思考的事情是如何把臨床與基礎醫學結合起來,以及把各個不同的臨床科整合起來。我要回台之前,他問我是不是可以引用我其中的某些觀點,我當然樂於與他分享。美國醫學院的一個內科,經常一科就比我們台灣一所醫院還大,它的預算就比一個台大醫院的預算還多。因此,如何整合大家的力量,將是醫院領導人必須深思的。
諸君在不久的未來,也可能是台灣某一個重要的醫學中心的領導人,你們不但要把醫術學好,更要對社會的期待有使命感,並且展現積極的回報。
每一個人都憑著良知,把份內的事做到讓自己晚上睡覺前都會微笑、吹口哨。我想,這就是讓世界看得起台灣的方法。

老人與金錢

老人不是別人,他們可能是你我的父母,也可能是未來的你我。福利先進國家為老人問題貢獻了這麼多年,如今卻回了鼓勵「三代同堂」的中國傳統老路,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文 / 鄭春鴻
最近幾年台灣每有選舉 「老人年金」就經常變成新聞的焦點。有人說,這不過是政黨鬥爭討好老百姓的手段。炒作物改成「老人」罷了。不過 有人炒作,總比沒人聞問的好。老人能發發選舉財 也不是什麼壞事。
中國人自古以來雖無具體的老人福利措施,但是對於養老、敬老的觀念大都守之不汽的。孟子就曾經舉出王道政治,至少要做到﹁頒白者不負戴於道,七十衣帛食肉﹂。【禮記】對於老年人的奉養並且做了詳細的規定:五十歲的人,可以吃較精美的糧食。六十歲的人,可以常備肉食。對於七十歲的老人,家人要為他準備另一份膳食。而高壽八十的老人,可以要求經常食用時鮮的食品。活到九十的人瑞,飲食之物便要常設於室,即使出遊,也要隨時供應於左右。另外,六十歲的人非肉食就不夠營養,七十歲的人非絲帛就不足以保持溫暖,至於八旬老人則須取暖於人。
【禮記‧曲禮上】說: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者,指使。七十曰老,而傅。八十九十曰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中國老人,年至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看似享有特權,其實殊不盡然。蓋權利與義務永遠是相對的,也是相生的。欲享優遇,必先付出。【禮記】對八十歲以上的老人予以刑罰之豁免權是有條件的,這些條件包括:學(知書達禮)、冠(把持成人本分)、有室(撫育妻子)、仕(進入基層服務)、服官政(為大眾貢獻智慧)、指使(善於領導統御)、傳(將智慧與經驗傳予後代)。由此而進入悼與耄,始稱為人格健全、人生經歷完整的老人,如此老人理應不致犯罪而竟入罪,此罪恐怕不在老人,而應該是社會的新課程題。老人發掘此一新課題以供大眾省思,自然不應加刑。或有老人,因體力耗弱、思考遲鈍以致犯罪,社會也應考量其生理變化而予以諒解。

這樣對老人尊寵的規定,不僅是古代中國的人倫共識,時至今日,中國社會裡對老人至少還是有形式上的禮遇。
選舉期間有關「老人年金」的爭議,多半集中在哪些老人才有資格領錢﹖可以領多少金額。即使號稱早已對老人福利制度有良善規劃的執政黨,所標榜的也不過老人的就醫、老人的安養收容。或許我們可以這麼問,如果有一天,我們老人每個月都可以領個五千、萬把塊錢零花,看病不必花錢,都可以申請到老人安養院去住,這樣台灣的老人就快樂了嗎﹖這樣我們就認為替老人做了妥適的安排嗎﹖有人說:這樣的問題最好去問問老人,看看他們覺得如此這般,夫復何求﹖我則認為應該去問問看那些政治人物,乃至在政治人物背後,替他們捉刀策劃的社會學者:「如果你們也老了,每個月政府發零用金五千、萬把塊錢給你,把你們帶到養老院去住,你們會快樂嗎﹖」如果你不能保證自己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定會快樂,那麼,就表示我們對待老人還不夠周到,當然對未來的自己也不夠體貼。
我並不是說老人年金不應該發,也不是說老人醫療保險、安養制度不應該實施。這些制度對於維持一個老人最起碼的尊嚴是有一定的保障,一個國家沒有做到這些是可恥的;做了這些,對於民也沒有什麼值得炫耀的。國家不是會生金鶪蛋的老母鶪,它不會製造財富來照顧老人,
而老人福利制度說穿了不過是成本的轉嫁,讓年輕納稅人去分擔安養老人的開支。這種加減乘除的工程,竟然可以成為政客拉攏選民的誘餌,可見台灣的老人被棄養多久了。基本上,我是很歡迎老人年金趕快發放的,但我也極願意在此提醒大家,對於老人安養問題的思考,不要被政黨廣告「簡化」了。「使全民在銀髮歲月拾回自信與尊嚴」的條件,不但不能跟「對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者,發放敬老津貼每月五千元」劃上等號;我們甚或可以這麼說,老人的自信與尊嚴絕對不可能靠任何人、任何制度給予,更不必說是五千元或五萬元可以換得的。老人的自信與尊嚴,除非由老人自己來肯定,自己來造就,別人能幫上忙的不多。政府正視老人問題,不在於每個月要發多少錢給老人,而是要協老人在黃昏之年能得到安慰、自我肯定、自我超越。
我們的社會看待老人問題,往往只著眼於某一特定區格中的老人。比如,我們會倡議多興建一些老人院來收容無依老人,給街頭老人雪中送炭等等。這些工作該不該做,當然該做。而且,要快做,因為做得慢或沒有做,都是年輕人的奇恥大辱。但是這樣的救濟工作,只是老人問題中最容易解決的一部分,其容易的程度就跟每個月發放五千元給老人一樣,只要年輕人妥協了,願意扛下孟子為王道政治立下的擔子,「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多繳點稅,事情就敲定了。
而這些住在養老院、「仁愛之家」之類的無依老人,在所有的老人人口中所佔的比例可以說是微乎其微,由於社會一想到老人問題就想到他們,因此儘管人數不多,他們所得到的社會關懷│不論是粗糙的,或是精緻的;不論是真誠的或是作秀的,總是不如想像中那麼匱乏。反而,那些佔老人人口絕大多數,住在養老院以外的老人│就像你我的老爸老媽,他們的「老人問題」卻很少被放在檯面上來討論。
這樣絕大多數的老人,他們關心的通常不是一個能不能多領五千元零用錢,而是一些年輕人比較幫不上忙的問題。
年前我為十二指腸潰瘍病所苦。高醫王文明醫師在這種疾病上有特別的研究心得。經王醫師的內視鏡診察,那天,我為了要去看化驗報告,特別起個大早到公保中心去掛號。公保中心是早上八點半開始接受現場掛號,我早了半個鐘頭去,心想,這樣才不致於掛不上。當我上了七樓內科候診室時,差點把我嚇壞了,這時候偌大的候診室四排座椅已經黑壓壓的坐滿了一群人。還好我眼尖,在未座找到一個位子坐定,由於掛號時間還早,我從容地往前望了望,在座的病人大多雞皮鶴髮,從外形看來,我肯定自己是這一群人中最年輕的一個。我心裡想著,清晨的風光多麼美好,這一屋子的老人運氣實在欠佳,他們不能悠閒地在公園散步;不能輕鬆地在豆漿店大啃燒餅油條;不能在家裡看一段電視晨間新聞;也不能輕快地在床上跟孫子擐擐抱抱;他們是一群最需要被別人問候一聲「早安」的人。偏偏在大天光,一家人都還在被窩裡,來不及向他道早安時,他就要趕著上醫院,那些上天給予晨曦族的喜樂統統跟他們絕緣,只因為他們的身體欠安。
誰願意早上睜開眼睛之後,第一個想見的是醫師呢﹖
時間八點卅分整,掛號台的窗簾「刷」一聲拉了開來,一屋子老人全體肅立,我相信在他們日常生活中,再也找不到任何一刻,動作比現在更敏捷了。從他們迅速起身,積極地向掛號台挺進的動作,可以感受到老人們對健康的渴望與對生命的不捨。
我相信在我眼前的這些老人,他們每個月不但不缺乏五千元零用錢,有很多在退休前就打好如意算盤,希望退休以後,怎樣出國旅遊,怎麼享受人生;他們或許沒有料到,退休之後竟然忙著看病,這是多麼令人洩氣呀!
一大早就忙著看病固然叫人洩氣,但是與更不幸的老人比較;這樣可以享受免費看病的老人,能不自幸嗎﹖這樣的景象可說是福利國家的一個剪影,對於生病的老人,難道還有什麼怨言呢﹖當然,細心的年輕人會了解,「沒有怨言」並不代表滿意,它跟「快樂」當然距離更遠。
或許至此我們才能體悟到,再優渥的社會福利、社會保險,它所保的只是保你不痛,保你有藥吃、有病床躺。沒有一個福利國家,沒有一家保險公司可以﹁給付被保險人「快樂」。政客們要知道什麼是真正理想的福利國家,最好去請教那些天天在公保中心忙著掛號看病的老人,他們所了解的,所描繪的才是最接近理想的福利國。
目前國人對於解決老人安養的問題,都只考慮到廣建老人安養院加以收容,我們在報章上經常看到許多私人安養院招收老人的廣告。政府的老人福利政策,也都以﹁老人收容﹂為目標。許多公設的自費安養中心,現在十分熱門,最近報載,台北某公立老人安養中心,現在申請安住的老人至少都要等個兩、三年才能搬進去。除了少數敗德商人藉開設老人安養中心以圖暴利,偶而傳出虐待老人事件之外,眼前國內的這些老人安養中心,尤其是公設安養中心,在設備及管理上,都還差強人意。基本上,因帶病臥床而被子女送進安養中心的老人,一切生活舉止幾乎談不上什麼要求,只能看人臉色。安養中心對於這樣的老人,照顧的項目也比較單純,只要一張床舖、僱人機械式地三餐餵食、處理個人衛生,除此便是看他老死,通知送終,行動自由的老人比起臥床的老人,當然要求就多了。行動自由給了他基本的尊嚴,使他勇於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儘管如此,老人生活上的要求還是相當有限的,收容及照料老人,理論上只要經費許可,都不太成問題。
今年夏天,在旅美採訪期間,我特別安排在加州的爾灣市,參觀了一家名叫Regents Point的老人安養中心。這所自費安養中心設在一個社區大公園裡,面對一個寧靜的人工湖,環境優雅怡人,其內部設施更是令我大開眼界,比起台北凱悅飯店毫不遜色。高大古典的大廳,彷如進入歐式古堡;藏書豐富的閱覽室,就像大學的圖書館;各式的休閒設備、撞球間、栽培植物的溫室、游泳池、小型高爾夫球球場、甚至有一個簡單教堂,每天有輪值的神父在懺悔室裡聆聽老人的告解。在我參觀的路上,所見的服務人員對待老人無不笑容可掬。據他的介紹,這家老人安養中心沒有來自東方國家的老人,他們很希望有東方人住進來。我和大姊聽了不約而同的把眼光放在隨行的母親身上。
「媽,他說歡迎您住進來。」我轉譯道。
一路上,媽媽本來對這個老人樂園讚不絕口,但聽我這麼說,卻踢了我屁股。
大姊笑著說,如果讓台灣的親人知道我們把媽媽「關」到美國養老院,不被罵死才怪。
像這樣設備宛若天堂的老人安養中心,過去一直是資本主義國家,乃至北歐先進國家帶領外國人參觀的社會福利櫥窗之一;從我對台灣老人福利政策的觀察,這樣的方向,恐怕也將是我們在不久的未來希望達成的目標。倘若我的看法不錯,那麼,我想提醒關心老人問題的朋友,這條路已經被證實不是完美的。福利先進國家近來已開始醒悟到,「收容式」的老人安養政策,儘管做得再精緻,基本上只是一座豪華的監獄罷了,它雖然形式上並沒有阻絕了老人的行動自由,但是它顯然妨害、剝奪老人與自己親友、尤其是親人交往的可能性,而這種親情的需求幾乎是無可替代而不可或缺的。這份親情往往是老人情緒上最佳的鎮定劑,缺乏親情滋潤的老人,物質條件再好,都很難真正快樂起來。這些福利先進國家不再在外國人面前炫耀自己的養老院蓋得多豪華,而開始倡導由子女與父母同住,共享天倫。
王梵志的【人間養男女】說:「人間養男女,直成鳥養兒。長大毛衣好,各自覓高飛。女嫁他將去,兒心死不歸。夫妻一個死,喻如黃檗皮,重重被剝削,獨苦自身知。」
養兒不求防老,這是庭訓不力、家教失敗的托辭。子女有回饋父母之義,這是中國優良的倫理傳統。當今老人問題紛雜難治,其實,只要人子各養其老,應對進退,合乎禮節,所謂老人問題就消弭殆半了。如今,政府或社會學者提及解決老人問題,皆行不由徑,唯外國制度是從,不外廣建老人安養院,以收容為取向,對於扮演重要角色的家庭支援系統卻不做冀望,等於把中國文化的寶貝棄如蔽屣。
我主張養兒育女應隨時以防老為訓,告之父母有育子之義,子女則有養老之務,義與務是相對的,也是相成的。由此,父母固可以因子女反芻而心安,子女亦因奉養父母而知感恩。既能感恩於父母,方能感恩於友朋,甚至感恩於敵對,此乃倫常效應發酵也。
或許有人會問,理想的老人安養中心,對於老人的照料也有積極正面的意義,何況它又能分擔經濟生產者│子女們對父母奉養的不周到。這個說法,基本上與倡導子女與父母同住的觀念不相違背。有些老人的確不太適合與子女同住,勉強同住,對彼此都將造成傷害。這樣的老人如果歡喜住在安養中心,社會福利政策自然可以投其所好。但如果社會福利政策以廣建老人安養中心、收容自費安養老人為目標,使子女們可以金錢投資來規避安養父母的天職,到底算不算進步,恐怕也值得商榷。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老人問題不只是社會問題,根本上,老人問題是道德問題,社會正視老人,不應該只養眼在如何集中管理、統一發放救助金,只有囚犯才需要集中管理,老人對晚年生活方式應該有更多的選擇。子女們對於父母晚年的安排,也不應該表面上特別考慮到物質硬體的條件,實際上藉以逃避自己在親情處理上的無能。父母在子女年幼無法獨立時,何嚐因為子女的專橫、不懂事而將子女棄養﹖如今父母老邁,面臨死亡亟求慰藉,子女又何忍置身事外﹖如果把老人當成一種羸弱的動物,必須由社會共同來保護,這樣問題就簡單多了!人類可以花上天文數字的金錢去做太空競賽、軍備擴張,難道會沒有錢去養老人﹖問題在於這些老人不是別人,他們可能是你我的父母,也可能是未來的你我。福利先進國家為老人問題貢獻了這麼多年,如今卻回了鼓勵「三代同堂」的中國傳統老路,是值得我們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