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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說明) 醫學再進步，可以無中生有開出一朵 這麼美的木棉花嗎? (鄭春鴻攝) |
文 / 鄭春鴻
醫院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小社會，這裡充滿了故事，每一刻中都可能同時發生生、老、病、死；包括病人、病人家屬、醫護人員乃至於探病者，人們的七情六慾在這裡都極可能瞬間爆發。換言之，醫院是一個希望、失望、絕望潛行的地方。現代醫院，尤其是中、大型的綜合醫院，不僅是一個看病、取藥的地方。它同時也是一個健康保養的地方、傳播保健知識的地方，以及一般人奉獻親情關懷、以探病營造公共關係的地方。
如果你曾經關心過醫院的歷史，你會很溫暖地發現醫院誕生與成長的歷史，是一個接著一個愛的故事，一串接著一串美的體驗所交織而成的。這些古老的故事，幾乎都與基督教有關。
「醫院」的定義是「一個休息的場所」
儘管現在許多以基督教為名或是由教會創辦的醫院，其作風已經和商業型醫院無異了，但是我們仍然必須肯定基督教在人類醫療史上的卓越貢獻。基督教在醫院的發展史上佔了一席非常重要的地位，宗教史學家甚至認為醫院的創設本質上就是基督教。耶穌的榜樣和教導激發了許多牧師、神父、修士、修女、宣教士和無數的平信徒在世界各地提供醫療協助；西方世界的醫藥往往經由基督教宣教士引入第三世界和原始部落。
耶穌的醫治工作影響世界醫藥的發展歷史。耶穌對於低下階層病人的醫治和關懷，成為基督徒最佳的模範。西元313年，基督教被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大帝公開為合法的宗教，醫療事業由此推廣至社會低下階層。特別是西元313年教會召開的尼西亞大公會議，頒佈有名的尼西亞信經以外，而會議中更宣佈凡有教會所在的地方都要設立醫院醫治病人，教會醫療事業因此發展起來。在1680年，芮契雷（Richelet）給醫院（Hospital）下的定義：「醫院是一個休息的場所，提供無法謀生貧窮者居住之處，並且給予救濟。」若說醫院是一個休息的場所，疾病對於基督徒來說似乎等於一種休息功能的宗教活動，藉由疾病與休息，讓基督徒更接近他們的牧人──耶穌基督。
每一次的醫治都是一場精彩的佈道
在福音書中我們看見耶穌到處去醫治病痛者；耶穌按手在人們身上，他們就得醫治。祂甚至可「遙控」治病，祂只要口出話語，在另外一處的人就得了醫治（參太 8 章 5～13 節）。基督所教導的信息因著祂的醫治而得以具體呈現給眾人；每一次的醫治都是一場精彩的佈道，說明耶穌是掌管病痛和死亡的主宰。耶穌基督告訴信徒去做同樣的事──照顧貧苦生病的人。兩千年來，成千上萬的基督徒不斷地照著耶穌所說的去隨從而行。在基督教之前的羅馬帝國，醫院只為軍人、劍客和奴隸而設立；一般的勞工和其他窮人絲毫沒有被收容的地方。人們懼怕死亡，對病人毫不關心，往往把他們趕出家門，任他們自己去面對命運。有些文化下的人們會把病人安排在零星的簡陋地點，例如羅馬兵會被送到軍隊中的專屬醫院，而古希臘人卻只能把病人送到醫藥之神亞克里比阿（Aesculapuis）的神殿，在那兒不但迷信充斥，為非作歹的祭司甚至還蹂躪病人。
醫院提供庇護慷慨接待沒有金錢的朝聖者
最早，許多醫院算不上是「醫治工廠」，只能算是「接待所」。許多早期的醫院不只是照顧病人，還收容貧窮人。艾斯特大學（Exeter University）考古歷史學系的教授科林瓊斯（Colin Jones）寫道：「從極度資源匱乏的情形來大膽推測，在 1450 或 1500 年之前可能只有大城市的大醫院裡有醫療人員。」十九世紀以前，醫院都是只有窮人在使用，並非是人人會去的地方；有謀生能力的人一旦生病，則在家申請人照顧。草創的醫院不管其設立的動機如何美善，裡面總是髒亂不堪。
醫院一直到了十九世紀科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在細菌學研究大有斬獲，而利斯特（Joseph Lister）亦提倡消毒殺菌外科手術，於是醫院變得比較安全，才漸為一般大眾所接受。不管最早的醫院有多簡陋，至少它是當今醫院的雛型。
自從四世紀君士坦丁將基督教合法化之後，基督徒就在各地建立無數的醫院，有時候甚至在「偏遠危險」的地區蓋醫院以提供庇護，讓基督徒的朝聖者得以遠行到聖地；有些朝聖者沒有金錢，完全仰賴其他基督徒「慷慨接待的善心」。這種醫院並不是只限於提供膳宿，也不是只專一於醫治疾病。
凡是建立教會者就必須同時建立醫院
在 325 年尼西亞大公會議中，不但正式認定聖經所教導的三位一體的教義，並且宣佈了一項規定，對整個醫院歷史有著極重大的影響；會中宣佈凡是建立教會者就必須同時建立醫院。史諾克（Donald Snook, Jr.）寫道： 許多大醫院的建立可以直接追溯到西元 325 年的尼西亞大公會議，那時各教會的主教都受指示要走出來，到基督教國度有教堂的每一個城市中建立醫院。
該撒利亞的主教聖巴西流（Saint Basil of Caesaria，約西元 329–379年）被尊為是第一個建立基督教醫院向病人傳福音的人。格蘭特說巴西流的醫院是第一個「非流動性的醫院」，是一個設有床位的醫院；在巴西流之前的醫院基本上都只能算是「流動診所」。馬可塔記載有關巴西流的醫院說道： 這所醫院宛如一座小鎮，病房之多足夠應付眾多的病人；它還有痳瘋病區。它所訂定之「愛的守則」包括病人的照顧與舒適，同時也接納那些過去一向被人所棄絕的痳瘋病人。
富有的基督徒婦人法比奧拉（Fabiola）是耶柔米（St. Jerome）的門徒，據說她在大約西元 400 年時於羅馬蓋了第一家西方的醫院。 至今仍在運作的最古老醫院是巴黎的「上帝旅館」，由聖蘭德理（St. Landry）建於大約西元 600 年。這所醫院在當時是一項重大的醫療建設；史諾克說：「即使以現代的標準來看，這間早期的法國醫院仍可以稱之為醫療中心，因為它對於照顧病人的諸多設備與機能都一應俱全。」 在美國，至今仍存在的最古老醫院是墨西哥市的拿撒勒耶穌醫院，於 1524 年由柯特茲（Cortez）所建。的確，基督教在健康方面影響很大，特別是對病人的照顧。
在有信仰的時代，慈善機構總是做得很好
在中古世紀時，責任和慈善是不可分的，慈善工作是人的一份責任。「基督的窮人」的整個概念源自馬太福音廿五章所提綿羊與山羊的比喻，基督的窮人應是基督教慈善工作的主要受益人。瓊斯寫道：「施捨的慈善行為完全是因為人們把基督和窮人劃上等號……」雖然所謂的「基督的窮人」在慈善奉獻者的心目中沒有一定的範圍，是涵蓋廣大的一群，然而醫院仍總是人們在遺囑中特別吩咐要關照的一個機構。
和基督教影響甚鉅的中古世紀形成對比的是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時期；那時候有一股反教會的力量，使得醫院體系整個崩潰，有三分之一的法國醫院停止了運作。事實上，在這個無神論駕馭的時期，「私人慈善行為也似乎全部終止了。」瓊斯又說：「在有信仰的時代，慈善機構總是做得很好。」
美國的醫院脫胎於救濟院以救助窮人為要
在美國，第一批的醫院大部份是基督徒建立的。賓州醫院是第一家醫院，1751 年建於費城，貴格會信徒貢獻最大；在這之前有救濟院，由基督徒首創，專門收容窮人和病人。
美國的救濟院始於十八世紀，是醫院的前身，以救助都市窮人為要。第一家救濟院由著名的貴格會信徒賓威廉（William Penn）在 1713 年建於費城；起初，此救濟院只救助貧困的貴格會信徒，於 1782 年則擴及所有需要救濟的人們。
賓州大學歷史社會學教授羅森柏格（Charles E. Rosenberg）的著作《照顧陌生人：美國醫院制度的興起》（The Care of Strangers :The Rise of America's Hospital System）精彩地記錄了美國醫院的創辦歷史。羅森柏格說，美國早期醫院的建立「起因」並「架構」於「基督徒管理經營的責任感」。毫無疑問地，救濟院細菌叢生，必是人們的最後選擇，亦是別無選擇的窮人之唯一去處；它們比較像中古世紀的醫院，和今日的現代醫院差異極大。救濟院收容的人往往一待就直到死亡之日。
相對的，有許多改革者（大部份是基督徒）試圖建立醫院，幫助貧窮的病人，但是不收長期的病人，免得又變成另一種救濟院。一位支持建立醫院的波士頓人士寫道：「一旦基督教信仰付諸行動，首要之事應是探訪和醫治病人。」
早期的美國醫院不但認為身體健康十分重要，也看重心靈的健康。例如，在紐約醫院裡，「每間病房都擺了聖經」，而「被逐出醫院者所犯的典型過錯是「咒詛、玩牌、喝酒和不知節制」。在美國，基督徒的影響力對醫院的建立早已是個不爭的事實。1888 年有位牧師提到當地的一家醫療院時說，這個機構的每日工作是將「基督教的思想和信念付諸行動」。
你們必須去尋找窮苦病人，照著主所做的來行
促使醫院衛生化並提供安全環境的最重要因素可能是「護理的專業化」，虔誠的南丁格爾與此有莫大的關係，等會兒我們就會談到；細菌學家巴斯德和利斯特醫師在這方面也影響重大。
護理已經成為保健工作的重要一環，而基督教也是護理工作的創始者。出於對基督的愛，婦女加入了修道院，成為今日護士的先驅。「遣使會」（Daughters of Charity）是著名的護理團體之一，瓊斯稱之為「最重要的護士姊妹團體」。天主教改革者聖味增爵（St. Vincent de Paul, 1581–1660）和聖路意斯（St. Louise de Marrilac）是「遣使會」的共同創始者。聖味增爵告訴婦女們「你們必須去尋找窮苦病人，照著主所做的來行，祂走遍各鄉鎮，醫治祂所遇見的人們。」瓊斯記載了「遣使會」的重要性：
到了法國大革命的前夕，也就是舊制度的末期，這些女士已經接管法國近乎全部的醫院和慈書機構；這整個過程應算是職業婦女在現代初期的顯著成就。她們對醫院經營的改善和「醫療化」具有莫大的貢獻。這些基督徒婦女經營醫院的醫藥部門，她們認為自己比實習醫生還高一等；她們負責婦女病房，對於外科手術懂得相當多，有時候還得遞補缺席的外科醫師。連常常抱持懷疑論的法國作家伏爾泰（Voltaire）亦對這些委身的婦女給予佳評：「那些致力於救助貧困者和照顧病人的宗教機構應該受到最高的敬意。這世界上最偉大的人，莫過於是那些犧牲外貌和青春的女士，她們在醫院裡照顧各種苦難的受害者；那樣苦難的光景對人的尊嚴是一種羞辱，而對我們這些講究高雅的人士而言，又是一種何等噁心的情境。」
南丁格爾從耶穌基督學習榜樣
現代護士的鼻祖南丁格爾（1820–1910）乃是從耶穌基督的榜樣得到她事工的靈感。她非常的敬虔，雖然她的神學認知並不全然合乎正統；然而若沒有基督的啟發，她不可能完成她所做的一切。若沒有基督，就沒有南丁格爾。她對人類的健康有極大深遠的影響。
她說她十七歲時神即呼召她參與服事，不過直到三十歲出頭，她才明白神要她服事的方向。影響南丁格爾的是德國路德會的牧師夫利涅（Theodor Fliedner, 1800–1864），他在路德會中組織了女執事會，這些婦女先在德國的凱澤窩斯（Kaiserwerth）以基督教社區團體的名義協助有前科的人，並參與教育及護理指導的工作。1850 年代初期，具有強烈意志力的南丁格爾在家族（社會地位頗高）的抗議聲中到了此地，她第一次體會到「快樂」的真義，她初次接觸到護理工作就是和這些基督教女執事一起同工的。
接著，1854 年她在克里米亞戰爭時期來到英法軍苦戰俄軍之地––克里米亞的 Scutari。當時基督教影響非常之大，因此當徵求護士的號令一出，各種基督教團體的婦女們都欣然響應，南丁格爾必須從中作一個挑選。她呼召「具有健康遠見的護士」，而且是「不分宗教派別，無論是羅馬天主教修女、新教女執事、基督教醫院的護士、英國國教的姊妹等都不可分彼此」。她和護士們遠赴遼闊的戰場，開始她那偉大崇高的護士生涯。在那個時代南丁格爾成為一個傳奇人物––「提著燈籠的女士」為傷患裹傷並照料瀕死之人；一夕之間她成為民族英雄。
她回到英國後，寫了一本很具影響力的書，書名是《醫院筆記》（Notes on Hospitals），於 1859 年出版。這本書對歐陸和美國改善醫院衛生環境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也使得她對「醫院主動重視衛生設計以及井然有序的行政效率」等方面有著莫大的貢獻。 1860 年她在倫敦聖湯姆斯醫院開辦南丁格爾護理訓練學校，這是現代護理教育的開端。她個人影響成千上萬位願意接受訓練的護士，縱使在她生病成殘之後仍繼續不斷發揮其影響力。
台灣醫學史的教會醫療時期
台灣醫學史也有一段令人稱頌的教會醫療時期，一直到現在，台灣教會在台灣的醫療史上仍然在持續貢獻力量。
西元1865年5月27日杜嘉德牧師率蘇格蘭宣教士馬雅各醫師及助手吳文水、黃嘉智及陳子路由廈門抵打狗旗後傳道，史學家稱其開啟了台灣西洋醫學黎明期。他所創辦的新樓醫院為台灣最早的西醫院，而今仍然薪火相傳。所以台灣第一家醫院就是非營利性質的醫院。台北馬偕醫院和彰化基督教醫院也是在19世紀末由教會設立，這三家教會醫院是台灣現存最古老的醫院，在當時都是免費提供醫療服務，為不少民眾維護健康。基督教和天主教會又相繼在台灣各地設立醫院達26所，尤其是在花蓮、台東、埔里、恆春等離島及偏遠地區，本著宗教的慈悲精神，服務民眾、造福人群、毫不考慮商業的利潤。從台灣的醫療史看來，從新樓、彰基、馬偕到門諾、嘉義基督教醫院、屏基等教會醫院我們可以看出非營利性質的宗教醫院在台灣醫界一直佔有很重要的角色。
和信醫院黃達夫院長對於外國神職人員在國內醫療的發展史的貢獻十分推崇。他說︰「台灣在日據時代以前，國內的西醫體系是以早期外國傳教士設立的基督教醫院為主。在日據時代，雖然日本政府建立了公立醫院體系，基督教醫院仍然在國內的醫療領域裏，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甚至到光復以後，當時因國內經濟困頓、資源不足，外國傳教士本著宗教的博愛精神，藉著國外的募款，不但深入島內偏遠醫療匱乏地區，提供弱勢貧困族群醫療與其他社會的需求，同時也引進新的醫療觀念和科技，如社會服務的功能，成立生命線的組織，加護病房等。因此，這些神職人員在國內醫療的發展史上貢獻良多，而他們為病人犧牲奉獻的表現更在國人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多年來國內醫療奉獻獎的得主，絕大多數都是這些四、五十年前到台灣終其一生默默的在第一線上，照顧國內病人的傳教士們，他們的事蹟固然令人感動和懷念，但是隨著最近羅慧夫醫師的退休返美，相信已經為國內這一段傳教士的醫療劃上句點。」
台灣的醫院診所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全台灣的醫學中心有16家，台大、成大是國立醫學院附設醫院，高醫、中國是私立醫學院附設醫院，三總、台北、台中、高雄榮民總醫院、省桃是公立醫院，長庚(台北、林口、高雄)、馬偕、國泰是財團法人醫院，彰基是宗教法人醫院，區域醫院共有45家，公立或法人醫院也佔了相當的比例。所以，台灣的醫學中心全部是由公立、財團法人和宗教法人醫院組成，而區域醫院也大多是由法律定位為非營利的醫院所構成。
包含公立醫院、財團及宗教法人醫院等非屬營利性質的醫院，佔全台灣醫院總數的25%；在這些醫院執業的醫事人員佔全部醫事人員的74.20%；病床數目佔全台灣病床的68.48%。所以，我們可以這麼說，台灣的醫院大部分是由非屬營利性質的公立及法人醫院所組成。不過，這也只能說台灣的醫院大部分都以非營利的法人團體登記，因為我們在大多數的醫院都非常明顯地嗅到濃厚的商業味道。
所得稅法規定：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應依本法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營業稅法第二章第八條規定：醫院、診所、療養院提供的醫療勞務、藥品、病房之住宿及膳食免徵營業稅。未成立財團法人的私立醫療院所，縱然有所得或盈餘，亦被視為執行業務所得，只課徵負責人之所得稅，而不是和一般營利性質的工商事業，須繳納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因此，若按照廣義的定義，我國所有醫療院所都應該是非屬營利性質的醫院。
應該查核法人醫院的財務避免行營利之實
企業設立的財團法人醫院，在法律上定位為公益法人，享有免稅的好處，應該是社會的公器。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應該根據法律查核法人醫院的財務，避免使其佔有免稅的好處而行營利之實，或是依循資本主義的法則，賺取利潤後大量擴充。
非營利醫院若是採用商業行銷及擴充利潤的手段，對其享有的免稅優惠，合法性將受到質疑。美國的愛德和州的一家醫院，郡政府撤銷其非營利醫院的免稅優惠，要求該醫院繳納340萬元的稅款(盈餘1,800萬美元)。這些個案顯示，美國的社會，已經逐漸開始注意非營利醫院的社會責任。在同樣的效率及品質之下，相同的某項醫療照顧，由於非營利醫院享有的免稅優惠，應該要比營利醫院要達到容易損益平衡。非營利醫院若要繼續享有免稅的優惠和社區的支持，就應該本諸慈善的精神照顧病人及服務社區來作為回報。
在美國，營利與非營利醫院分得很清楚；不過，在台灣就顯然有點混淆不清，甚至有掛羊頭賣狗肉的現象。比如和信醫院是一所財團法人醫院，是一所非營利(non-profit)的醫院，它是真的如此，因為它的所有的醫療及行政都是以這樣的宗旨為依歸的。但是「財團法人」及「非營利」並非和信醫院獨有的特色；這兩個身分，應該是台灣醫院的特色，因為台灣的醫學中心名義上全部都是非營利的醫院。
醫院可能恢復它的古老與美麗嗎？
醫院的古老是一個美麗的故事，那麼現代醫院可能再環原到早期救濟院的風貌，成一個照顧不幸者的所在嗎？而醫師可不可能再變一個義人，過著受人尊敬、物質條件不那麼好但是忙碌依舊的日子呢？
從醫學的發展、醫院的演變，以及醫師與醫學家角色變化看來，前者已經是一個不可能的事實；後者端看行醫者對醫業的看待，以及自己的人生觀而定。
儘管無數的金錢花在醫學教育、醫學研究及醫療照顧，但是醫界已經好久沒有可以媲美三、四十年代發現抗生素、及五○年代發現小兒麻痺疫苗的研究發現了。而癌症、心臟病、愛滋病等的進展仍相當緩慢、令人沮喪。雖然醫學研究的成果相當不錯，但應用於改善大眾的健康卻不太明顯。然而，大眾對醫學的投資似乎有增無減。
如今醫學已經變成一種是極昂貴的貴族企業，且價格日益攀升，像個無底洞。以美國為例，醫學院經費不斷增加，佔用大學太多資源，引起其他學院的不快，甚而敵視。醫療費用昂貴部分是因為以先進科技為基礎，提供的醫療照顧相當昂貴。
大眾感到醫療費用無法負荷
進步的醫學背後，最早的確有一批將提高人類健康視天職，對社會具有高度熱忱的教育家及企業家帶頭前進，但是他們的殫精竭慮、他們的慷慨解囊吸引來的不見得全是與他們一樣有奉獻理念的醫學相關工作者，大多數反而是一些視醫學院為名利跳板的人。事實上，後來他們對醫學進步所投下的努力，反被自己所建立的醫學教育科層體系所主宰。以募款為例，醫學教育者知道取得經費的目的在於追求學術興趣，但相對的也將醫學教育的自主權向捐款者捐輸。
為了讓醫學更進步，醫學研究及醫院發展的經費越來越高，一次大戰期間大眾對昂貴的醫療費已有反彈，近幾十年來大眾尤其感到醫療費用已經不是一般人所能負荷的了。
和信醫院賴其萬教授認為滿足社會大眾的信任是醫學的責任之一。他說，醫學這個職業擁有許多的優勢與特權，但是它必須對社會大眾的需求負責任，其中最重要也最根本的，就是提供容易取得且負擔得起的照護。
不過，對包括台灣在內的一些實施強制性全民醫療保險的國家而言，人們對醫療照顧範圍的需求不斷擴大，並認為這是「天賦人權」，多數人認為，每一條命都是同樣值錢的，如果有錢人可以享有腎臟透析、心臟移植等昂貴的醫療服務，政府就應確保每個人都不能被拒絕這些醫療服務。醫療費用於是不斷高漲，但是醫療服務卻不斷地下降。
我們對醫師的要求應該是負責任的專業表現
現代醫院已經不可能再還原到素樸的風貌，即使醫院恢復成救濟院，恐怕也已經不符合現代人的需求。但是今人與古人一樣都會生病，他們對優質醫療的需求，以及對醫師溫暖的照顧，殷切之情可以說是古今相照的。
病人的需求沒變，換句話說，醫師的天職也沒有變。醫師不是醫院的賺錢機器人，也不是醫療保險業者的奴隸，醫師是一個有獨立人格，可以追求完美人生，以及完整的個人尊嚴的個體。醫師願不願做為一個義人，過著受人尊敬的人生，是個人的問題。
黃達夫院長說︰「今天的醫療已經不再是慈善工作，而是一種專業。跟著社會的演進，在先進國家，醫療的工作與責任已都由慈善和宗教組織轉移到政府與一般社會團體。其實在國內也不例外，國內早自公、勞、農保開始，直至全民健保制度成立以後，不論是什麼性質，營利、非營利、宗教、公、私立、軍方或什麼層級，診所、地區、區域或醫學中心的醫院，它們的經營經費大多來自醫療保險給付。因此，現今宗教醫院的功能和經營方法並無異於其他醫院，同樣的都不是慈善事業了。所以，醫院對社會是否有貢獻，決定於醫院的醫療品質，而不是宗教精神。」
所以他認為，如果在今天的時空背景下，仍然期待醫療工作者為了國家社會而犧牲奉獻，則不但不切實際，而且也不是一件合理的事。今天，我們對醫師的要求應該是負責任的專業表現。
醫學院最在意的是選擇適合當醫師的人
「最近常有人問我：『醫術與醫德何者重要？』我的回答是『兩者都不可或缺』。半個世紀以前，因為對疾病原理的了解不夠，醫術有限，慰藉和扶持是醫師的主要任務。所以，在那時候，也許醫德比較重要。但是，今天，診斷和治療的正確與否，往往可以決定一個人生命的得失。所以，醫術也和醫德同等的重要。在美國醫界有這麼一個說法：『最危險的醫師是很慈祥的握著病人的手，卻為他一再做錯誤的決定的人』。」黃達夫院長說道。
黃院長特別提到，同樣可怕的另一種醫師是，他對求知識、做研究或磨練技術的興趣遠高於病人。當你不是學術上一個值得研究的病例時，他可以兩、三分鐘就把你打發掉。或者是，在他的眼裏，所有的病人都是試驗、練功或獲利的對象，而對照顧病人的工作感到無聊而不關心。
他說，這就是為什麼在尊重人權的美國，對於醫學生性向的了解極為重視。例如杜克大學醫學院每年約有七千位申請入校者，他們先根據申請者在大學時的表現，醫學院入學鑑定考試的成績及個人散文的綜合評估中篩選出約六百位後，再安排他們經過三到五位醫學院教授一一面試，從中選出一百位應屆入學生。這是一件曠日費時的工作，但是，醫學院最在意的是；選擇適合當醫師的人。
醫師和病人最後的救贖
儘管時空改變了，但是「每一次的醫治都是一場精彩的佈道」，這句話對於一個現職的醫師而言是一句多麼動人的話啊！我相信一個真正的良醫，他精湛的醫術親切地；他在病人身上的觸診；以及他對病人溫柔的寬慰聲，在耶穌基督的眼中都是一場最精彩的佈道。從醫院的誕生與發展史讓我們感到人性的光輝，但是當我們生病了，跟醫院以及在醫院工作的人，以及精明的醫療保險業者有了接觸之後，才發現那些已經被世人拋到腦後的古老而美麗的故事，可能是醫師和病人最後的救贖。
醫院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小社會，這裡充滿了故事，每一刻中都可能同時發生生、老、病、死；包括病人、病人家屬、醫護人員乃至於探病者，人們的七情六慾在這裡都極可能瞬間爆發。換言之，醫院是一個希望、失望、絕望潛行的地方。現代醫院，尤其是中、大型的綜合醫院，不僅是一個看病、取藥的地方。它同時也是一個健康保養的地方、傳播保健知識的地方，以及一般人奉獻親情關懷、以探病營造公共關係的地方。
如果你曾經關心過醫院的歷史，你會很溫暖地發現醫院誕生與成長的歷史，是一個接著一個愛的故事，一串接著一串美的體驗所交織而成的。這些古老的故事，幾乎都與基督教有關。
「醫院」的定義是「一個休息的場所」
儘管現在許多以基督教為名或是由教會創辦的醫院，其作風已經和商業型醫院無異了，但是我們仍然必須肯定基督教在人類醫療史上的卓越貢獻。基督教在醫院的發展史上佔了一席非常重要的地位，宗教史學家甚至認為醫院的創設本質上就是基督教。耶穌的榜樣和教導激發了許多牧師、神父、修士、修女、宣教士和無數的平信徒在世界各地提供醫療協助；西方世界的醫藥往往經由基督教宣教士引入第三世界和原始部落。
耶穌的醫治工作影響世界醫藥的發展歷史。耶穌對於低下階層病人的醫治和關懷，成為基督徒最佳的模範。西元313年，基督教被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大帝公開為合法的宗教，醫療事業由此推廣至社會低下階層。特別是西元313年教會召開的尼西亞大公會議，頒佈有名的尼西亞信經以外，而會議中更宣佈凡有教會所在的地方都要設立醫院醫治病人，教會醫療事業因此發展起來。在1680年，芮契雷（Richelet）給醫院（Hospital）下的定義：「醫院是一個休息的場所，提供無法謀生貧窮者居住之處，並且給予救濟。」若說醫院是一個休息的場所，疾病對於基督徒來說似乎等於一種休息功能的宗教活動，藉由疾病與休息，讓基督徒更接近他們的牧人──耶穌基督。
每一次的醫治都是一場精彩的佈道
在福音書中我們看見耶穌到處去醫治病痛者；耶穌按手在人們身上，他們就得醫治。祂甚至可「遙控」治病，祂只要口出話語，在另外一處的人就得了醫治（參太 8 章 5～13 節）。基督所教導的信息因著祂的醫治而得以具體呈現給眾人；每一次的醫治都是一場精彩的佈道，說明耶穌是掌管病痛和死亡的主宰。耶穌基督告訴信徒去做同樣的事──照顧貧苦生病的人。兩千年來，成千上萬的基督徒不斷地照著耶穌所說的去隨從而行。在基督教之前的羅馬帝國，醫院只為軍人、劍客和奴隸而設立；一般的勞工和其他窮人絲毫沒有被收容的地方。人們懼怕死亡，對病人毫不關心，往往把他們趕出家門，任他們自己去面對命運。有些文化下的人們會把病人安排在零星的簡陋地點，例如羅馬兵會被送到軍隊中的專屬醫院，而古希臘人卻只能把病人送到醫藥之神亞克里比阿（Aesculapuis）的神殿，在那兒不但迷信充斥，為非作歹的祭司甚至還蹂躪病人。
醫院提供庇護慷慨接待沒有金錢的朝聖者
最早，許多醫院算不上是「醫治工廠」，只能算是「接待所」。許多早期的醫院不只是照顧病人，還收容貧窮人。艾斯特大學（Exeter University）考古歷史學系的教授科林瓊斯（Colin Jones）寫道：「從極度資源匱乏的情形來大膽推測，在 1450 或 1500 年之前可能只有大城市的大醫院裡有醫療人員。」十九世紀以前，醫院都是只有窮人在使用，並非是人人會去的地方；有謀生能力的人一旦生病，則在家申請人照顧。草創的醫院不管其設立的動機如何美善，裡面總是髒亂不堪。
醫院一直到了十九世紀科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在細菌學研究大有斬獲，而利斯特（Joseph Lister）亦提倡消毒殺菌外科手術，於是醫院變得比較安全，才漸為一般大眾所接受。不管最早的醫院有多簡陋，至少它是當今醫院的雛型。
自從四世紀君士坦丁將基督教合法化之後，基督徒就在各地建立無數的醫院，有時候甚至在「偏遠危險」的地區蓋醫院以提供庇護，讓基督徒的朝聖者得以遠行到聖地；有些朝聖者沒有金錢，完全仰賴其他基督徒「慷慨接待的善心」。這種醫院並不是只限於提供膳宿，也不是只專一於醫治疾病。
凡是建立教會者就必須同時建立醫院
在 325 年尼西亞大公會議中，不但正式認定聖經所教導的三位一體的教義，並且宣佈了一項規定，對整個醫院歷史有著極重大的影響；會中宣佈凡是建立教會者就必須同時建立醫院。史諾克（Donald Snook, Jr.）寫道： 許多大醫院的建立可以直接追溯到西元 325 年的尼西亞大公會議，那時各教會的主教都受指示要走出來，到基督教國度有教堂的每一個城市中建立醫院。
該撒利亞的主教聖巴西流（Saint Basil of Caesaria，約西元 329–379年）被尊為是第一個建立基督教醫院向病人傳福音的人。格蘭特說巴西流的醫院是第一個「非流動性的醫院」，是一個設有床位的醫院；在巴西流之前的醫院基本上都只能算是「流動診所」。馬可塔記載有關巴西流的醫院說道： 這所醫院宛如一座小鎮，病房之多足夠應付眾多的病人；它還有痳瘋病區。它所訂定之「愛的守則」包括病人的照顧與舒適，同時也接納那些過去一向被人所棄絕的痳瘋病人。
富有的基督徒婦人法比奧拉（Fabiola）是耶柔米（St. Jerome）的門徒，據說她在大約西元 400 年時於羅馬蓋了第一家西方的醫院。 至今仍在運作的最古老醫院是巴黎的「上帝旅館」，由聖蘭德理（St. Landry）建於大約西元 600 年。這所醫院在當時是一項重大的醫療建設；史諾克說：「即使以現代的標準來看，這間早期的法國醫院仍可以稱之為醫療中心，因為它對於照顧病人的諸多設備與機能都一應俱全。」 在美國，至今仍存在的最古老醫院是墨西哥市的拿撒勒耶穌醫院，於 1524 年由柯特茲（Cortez）所建。的確，基督教在健康方面影響很大，特別是對病人的照顧。
在有信仰的時代，慈善機構總是做得很好
在中古世紀時，責任和慈善是不可分的，慈善工作是人的一份責任。「基督的窮人」的整個概念源自馬太福音廿五章所提綿羊與山羊的比喻，基督的窮人應是基督教慈善工作的主要受益人。瓊斯寫道：「施捨的慈善行為完全是因為人們把基督和窮人劃上等號……」雖然所謂的「基督的窮人」在慈善奉獻者的心目中沒有一定的範圍，是涵蓋廣大的一群，然而醫院仍總是人們在遺囑中特別吩咐要關照的一個機構。
和基督教影響甚鉅的中古世紀形成對比的是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時期；那時候有一股反教會的力量，使得醫院體系整個崩潰，有三分之一的法國醫院停止了運作。事實上，在這個無神論駕馭的時期，「私人慈善行為也似乎全部終止了。」瓊斯又說：「在有信仰的時代，慈善機構總是做得很好。」
美國的醫院脫胎於救濟院以救助窮人為要
在美國，第一批的醫院大部份是基督徒建立的。賓州醫院是第一家醫院，1751 年建於費城，貴格會信徒貢獻最大；在這之前有救濟院，由基督徒首創，專門收容窮人和病人。
美國的救濟院始於十八世紀，是醫院的前身，以救助都市窮人為要。第一家救濟院由著名的貴格會信徒賓威廉（William Penn）在 1713 年建於費城；起初，此救濟院只救助貧困的貴格會信徒，於 1782 年則擴及所有需要救濟的人們。
賓州大學歷史社會學教授羅森柏格（Charles E. Rosenberg）的著作《照顧陌生人：美國醫院制度的興起》（The Care of Strangers :The Rise of America's Hospital System）精彩地記錄了美國醫院的創辦歷史。羅森柏格說，美國早期醫院的建立「起因」並「架構」於「基督徒管理經營的責任感」。毫無疑問地，救濟院細菌叢生，必是人們的最後選擇，亦是別無選擇的窮人之唯一去處；它們比較像中古世紀的醫院，和今日的現代醫院差異極大。救濟院收容的人往往一待就直到死亡之日。
相對的，有許多改革者（大部份是基督徒）試圖建立醫院，幫助貧窮的病人，但是不收長期的病人，免得又變成另一種救濟院。一位支持建立醫院的波士頓人士寫道：「一旦基督教信仰付諸行動，首要之事應是探訪和醫治病人。」
早期的美國醫院不但認為身體健康十分重要，也看重心靈的健康。例如，在紐約醫院裡，「每間病房都擺了聖經」，而「被逐出醫院者所犯的典型過錯是「咒詛、玩牌、喝酒和不知節制」。在美國，基督徒的影響力對醫院的建立早已是個不爭的事實。1888 年有位牧師提到當地的一家醫療院時說，這個機構的每日工作是將「基督教的思想和信念付諸行動」。
你們必須去尋找窮苦病人，照著主所做的來行
促使醫院衛生化並提供安全環境的最重要因素可能是「護理的專業化」，虔誠的南丁格爾與此有莫大的關係，等會兒我們就會談到；細菌學家巴斯德和利斯特醫師在這方面也影響重大。
護理已經成為保健工作的重要一環，而基督教也是護理工作的創始者。出於對基督的愛，婦女加入了修道院，成為今日護士的先驅。「遣使會」（Daughters of Charity）是著名的護理團體之一，瓊斯稱之為「最重要的護士姊妹團體」。天主教改革者聖味增爵（St. Vincent de Paul, 1581–1660）和聖路意斯（St. Louise de Marrilac）是「遣使會」的共同創始者。聖味增爵告訴婦女們「你們必須去尋找窮苦病人，照著主所做的來行，祂走遍各鄉鎮，醫治祂所遇見的人們。」瓊斯記載了「遣使會」的重要性：
到了法國大革命的前夕，也就是舊制度的末期，這些女士已經接管法國近乎全部的醫院和慈書機構；這整個過程應算是職業婦女在現代初期的顯著成就。她們對醫院經營的改善和「醫療化」具有莫大的貢獻。這些基督徒婦女經營醫院的醫藥部門，她們認為自己比實習醫生還高一等；她們負責婦女病房，對於外科手術懂得相當多，有時候還得遞補缺席的外科醫師。連常常抱持懷疑論的法國作家伏爾泰（Voltaire）亦對這些委身的婦女給予佳評：「那些致力於救助貧困者和照顧病人的宗教機構應該受到最高的敬意。這世界上最偉大的人，莫過於是那些犧牲外貌和青春的女士，她們在醫院裡照顧各種苦難的受害者；那樣苦難的光景對人的尊嚴是一種羞辱，而對我們這些講究高雅的人士而言，又是一種何等噁心的情境。」
南丁格爾從耶穌基督學習榜樣
現代護士的鼻祖南丁格爾（1820–1910）乃是從耶穌基督的榜樣得到她事工的靈感。她非常的敬虔，雖然她的神學認知並不全然合乎正統；然而若沒有基督的啟發，她不可能完成她所做的一切。若沒有基督，就沒有南丁格爾。她對人類的健康有極大深遠的影響。
她說她十七歲時神即呼召她參與服事，不過直到三十歲出頭，她才明白神要她服事的方向。影響南丁格爾的是德國路德會的牧師夫利涅（Theodor Fliedner, 1800–1864），他在路德會中組織了女執事會，這些婦女先在德國的凱澤窩斯（Kaiserwerth）以基督教社區團體的名義協助有前科的人，並參與教育及護理指導的工作。1850 年代初期，具有強烈意志力的南丁格爾在家族（社會地位頗高）的抗議聲中到了此地，她第一次體會到「快樂」的真義，她初次接觸到護理工作就是和這些基督教女執事一起同工的。
接著，1854 年她在克里米亞戰爭時期來到英法軍苦戰俄軍之地––克里米亞的 Scutari。當時基督教影響非常之大，因此當徵求護士的號令一出，各種基督教團體的婦女們都欣然響應，南丁格爾必須從中作一個挑選。她呼召「具有健康遠見的護士」，而且是「不分宗教派別，無論是羅馬天主教修女、新教女執事、基督教醫院的護士、英國國教的姊妹等都不可分彼此」。她和護士們遠赴遼闊的戰場，開始她那偉大崇高的護士生涯。在那個時代南丁格爾成為一個傳奇人物––「提著燈籠的女士」為傷患裹傷並照料瀕死之人；一夕之間她成為民族英雄。
她回到英國後，寫了一本很具影響力的書，書名是《醫院筆記》（Notes on Hospitals），於 1859 年出版。這本書對歐陸和美國改善醫院衛生環境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也使得她對「醫院主動重視衛生設計以及井然有序的行政效率」等方面有著莫大的貢獻。 1860 年她在倫敦聖湯姆斯醫院開辦南丁格爾護理訓練學校，這是現代護理教育的開端。她個人影響成千上萬位願意接受訓練的護士，縱使在她生病成殘之後仍繼續不斷發揮其影響力。
台灣醫學史的教會醫療時期
台灣醫學史也有一段令人稱頌的教會醫療時期，一直到現在，台灣教會在台灣的醫療史上仍然在持續貢獻力量。
西元1865年5月27日杜嘉德牧師率蘇格蘭宣教士馬雅各醫師及助手吳文水、黃嘉智及陳子路由廈門抵打狗旗後傳道，史學家稱其開啟了台灣西洋醫學黎明期。他所創辦的新樓醫院為台灣最早的西醫院，而今仍然薪火相傳。所以台灣第一家醫院就是非營利性質的醫院。台北馬偕醫院和彰化基督教醫院也是在19世紀末由教會設立，這三家教會醫院是台灣現存最古老的醫院，在當時都是免費提供醫療服務，為不少民眾維護健康。基督教和天主教會又相繼在台灣各地設立醫院達26所，尤其是在花蓮、台東、埔里、恆春等離島及偏遠地區，本著宗教的慈悲精神，服務民眾、造福人群、毫不考慮商業的利潤。從台灣的醫療史看來，從新樓、彰基、馬偕到門諾、嘉義基督教醫院、屏基等教會醫院我們可以看出非營利性質的宗教醫院在台灣醫界一直佔有很重要的角色。
和信醫院黃達夫院長對於外國神職人員在國內醫療的發展史的貢獻十分推崇。他說︰「台灣在日據時代以前，國內的西醫體系是以早期外國傳教士設立的基督教醫院為主。在日據時代，雖然日本政府建立了公立醫院體系，基督教醫院仍然在國內的醫療領域裏，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甚至到光復以後，當時因國內經濟困頓、資源不足，外國傳教士本著宗教的博愛精神，藉著國外的募款，不但深入島內偏遠醫療匱乏地區，提供弱勢貧困族群醫療與其他社會的需求，同時也引進新的醫療觀念和科技，如社會服務的功能，成立生命線的組織，加護病房等。因此，這些神職人員在國內醫療的發展史上貢獻良多，而他們為病人犧牲奉獻的表現更在國人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多年來國內醫療奉獻獎的得主，絕大多數都是這些四、五十年前到台灣終其一生默默的在第一線上，照顧國內病人的傳教士們，他們的事蹟固然令人感動和懷念，但是隨著最近羅慧夫醫師的退休返美，相信已經為國內這一段傳教士的醫療劃上句點。」
台灣的醫院診所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全台灣的醫學中心有16家，台大、成大是國立醫學院附設醫院，高醫、中國是私立醫學院附設醫院，三總、台北、台中、高雄榮民總醫院、省桃是公立醫院，長庚(台北、林口、高雄)、馬偕、國泰是財團法人醫院，彰基是宗教法人醫院，區域醫院共有45家，公立或法人醫院也佔了相當的比例。所以，台灣的醫學中心全部是由公立、財團法人和宗教法人醫院組成，而區域醫院也大多是由法律定位為非營利的醫院所構成。
包含公立醫院、財團及宗教法人醫院等非屬營利性質的醫院，佔全台灣醫院總數的25%；在這些醫院執業的醫事人員佔全部醫事人員的74.20%；病床數目佔全台灣病床的68.48%。所以，我們可以這麼說，台灣的醫院大部分是由非屬營利性質的公立及法人醫院所組成。不過，這也只能說台灣的醫院大部分都以非營利的法人團體登記，因為我們在大多數的醫院都非常明顯地嗅到濃厚的商業味道。
所得稅法規定：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應依本法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營業稅法第二章第八條規定：醫院、診所、療養院提供的醫療勞務、藥品、病房之住宿及膳食免徵營業稅。未成立財團法人的私立醫療院所，縱然有所得或盈餘，亦被視為執行業務所得，只課徵負責人之所得稅，而不是和一般營利性質的工商事業，須繳納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因此，若按照廣義的定義，我國所有醫療院所都應該是非屬營利性質的醫院。
應該查核法人醫院的財務避免行營利之實
企業設立的財團法人醫院，在法律上定位為公益法人，享有免稅的好處，應該是社會的公器。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應該根據法律查核法人醫院的財務，避免使其佔有免稅的好處而行營利之實，或是依循資本主義的法則，賺取利潤後大量擴充。
非營利醫院若是採用商業行銷及擴充利潤的手段，對其享有的免稅優惠，合法性將受到質疑。美國的愛德和州的一家醫院，郡政府撤銷其非營利醫院的免稅優惠，要求該醫院繳納340萬元的稅款(盈餘1,800萬美元)。這些個案顯示，美國的社會，已經逐漸開始注意非營利醫院的社會責任。在同樣的效率及品質之下，相同的某項醫療照顧，由於非營利醫院享有的免稅優惠，應該要比營利醫院要達到容易損益平衡。非營利醫院若要繼續享有免稅的優惠和社區的支持，就應該本諸慈善的精神照顧病人及服務社區來作為回報。
在美國，營利與非營利醫院分得很清楚；不過，在台灣就顯然有點混淆不清，甚至有掛羊頭賣狗肉的現象。比如和信醫院是一所財團法人醫院，是一所非營利(non-profit)的醫院，它是真的如此，因為它的所有的醫療及行政都是以這樣的宗旨為依歸的。但是「財團法人」及「非營利」並非和信醫院獨有的特色；這兩個身分，應該是台灣醫院的特色，因為台灣的醫學中心名義上全部都是非營利的醫院。
醫院可能恢復它的古老與美麗嗎？
醫院的古老是一個美麗的故事，那麼現代醫院可能再環原到早期救濟院的風貌，成一個照顧不幸者的所在嗎？而醫師可不可能再變一個義人，過著受人尊敬、物質條件不那麼好但是忙碌依舊的日子呢？
從醫學的發展、醫院的演變，以及醫師與醫學家角色變化看來，前者已經是一個不可能的事實；後者端看行醫者對醫業的看待，以及自己的人生觀而定。
儘管無數的金錢花在醫學教育、醫學研究及醫療照顧，但是醫界已經好久沒有可以媲美三、四十年代發現抗生素、及五○年代發現小兒麻痺疫苗的研究發現了。而癌症、心臟病、愛滋病等的進展仍相當緩慢、令人沮喪。雖然醫學研究的成果相當不錯，但應用於改善大眾的健康卻不太明顯。然而，大眾對醫學的投資似乎有增無減。
如今醫學已經變成一種是極昂貴的貴族企業，且價格日益攀升，像個無底洞。以美國為例，醫學院經費不斷增加，佔用大學太多資源，引起其他學院的不快，甚而敵視。醫療費用昂貴部分是因為以先進科技為基礎，提供的醫療照顧相當昂貴。
大眾感到醫療費用無法負荷
進步的醫學背後，最早的確有一批將提高人類健康視天職，對社會具有高度熱忱的教育家及企業家帶頭前進，但是他們的殫精竭慮、他們的慷慨解囊吸引來的不見得全是與他們一樣有奉獻理念的醫學相關工作者，大多數反而是一些視醫學院為名利跳板的人。事實上，後來他們對醫學進步所投下的努力，反被自己所建立的醫學教育科層體系所主宰。以募款為例，醫學教育者知道取得經費的目的在於追求學術興趣，但相對的也將醫學教育的自主權向捐款者捐輸。
為了讓醫學更進步，醫學研究及醫院發展的經費越來越高，一次大戰期間大眾對昂貴的醫療費已有反彈，近幾十年來大眾尤其感到醫療費用已經不是一般人所能負荷的了。
和信醫院賴其萬教授認為滿足社會大眾的信任是醫學的責任之一。他說，醫學這個職業擁有許多的優勢與特權，但是它必須對社會大眾的需求負責任，其中最重要也最根本的，就是提供容易取得且負擔得起的照護。
不過，對包括台灣在內的一些實施強制性全民醫療保險的國家而言，人們對醫療照顧範圍的需求不斷擴大，並認為這是「天賦人權」，多數人認為，每一條命都是同樣值錢的，如果有錢人可以享有腎臟透析、心臟移植等昂貴的醫療服務，政府就應確保每個人都不能被拒絕這些醫療服務。醫療費用於是不斷高漲，但是醫療服務卻不斷地下降。
我們對醫師的要求應該是負責任的專業表現
現代醫院已經不可能再還原到素樸的風貌，即使醫院恢復成救濟院，恐怕也已經不符合現代人的需求。但是今人與古人一樣都會生病，他們對優質醫療的需求，以及對醫師溫暖的照顧，殷切之情可以說是古今相照的。
病人的需求沒變，換句話說，醫師的天職也沒有變。醫師不是醫院的賺錢機器人，也不是醫療保險業者的奴隸，醫師是一個有獨立人格，可以追求完美人生，以及完整的個人尊嚴的個體。醫師願不願做為一個義人，過著受人尊敬的人生，是個人的問題。
黃達夫院長說︰「今天的醫療已經不再是慈善工作，而是一種專業。跟著社會的演進，在先進國家，醫療的工作與責任已都由慈善和宗教組織轉移到政府與一般社會團體。其實在國內也不例外，國內早自公、勞、農保開始，直至全民健保制度成立以後，不論是什麼性質，營利、非營利、宗教、公、私立、軍方或什麼層級，診所、地區、區域或醫學中心的醫院，它們的經營經費大多來自醫療保險給付。因此，現今宗教醫院的功能和經營方法並無異於其他醫院，同樣的都不是慈善事業了。所以，醫院對社會是否有貢獻，決定於醫院的醫療品質，而不是宗教精神。」
所以他認為，如果在今天的時空背景下，仍然期待醫療工作者為了國家社會而犧牲奉獻，則不但不切實際，而且也不是一件合理的事。今天，我們對醫師的要求應該是負責任的專業表現。
醫學院最在意的是選擇適合當醫師的人
「最近常有人問我：『醫術與醫德何者重要？』我的回答是『兩者都不可或缺』。半個世紀以前，因為對疾病原理的了解不夠，醫術有限，慰藉和扶持是醫師的主要任務。所以，在那時候，也許醫德比較重要。但是，今天，診斷和治療的正確與否，往往可以決定一個人生命的得失。所以，醫術也和醫德同等的重要。在美國醫界有這麼一個說法：『最危險的醫師是很慈祥的握著病人的手，卻為他一再做錯誤的決定的人』。」黃達夫院長說道。
黃院長特別提到，同樣可怕的另一種醫師是，他對求知識、做研究或磨練技術的興趣遠高於病人。當你不是學術上一個值得研究的病例時，他可以兩、三分鐘就把你打發掉。或者是，在他的眼裏，所有的病人都是試驗、練功或獲利的對象，而對照顧病人的工作感到無聊而不關心。
他說，這就是為什麼在尊重人權的美國，對於醫學生性向的了解極為重視。例如杜克大學醫學院每年約有七千位申請入校者，他們先根據申請者在大學時的表現，醫學院入學鑑定考試的成績及個人散文的綜合評估中篩選出約六百位後，再安排他們經過三到五位醫學院教授一一面試，從中選出一百位應屆入學生。這是一件曠日費時的工作，但是，醫學院最在意的是；選擇適合當醫師的人。
醫師和病人最後的救贖
儘管時空改變了，但是「每一次的醫治都是一場精彩的佈道」，這句話對於一個現職的醫師而言是一句多麼動人的話啊！我相信一個真正的良醫，他精湛的醫術親切地；他在病人身上的觸診；以及他對病人溫柔的寬慰聲，在耶穌基督的眼中都是一場最精彩的佈道。從醫院的誕生與發展史讓我們感到人性的光輝，但是當我們生病了，跟醫院以及在醫院工作的人，以及精明的醫療保險業者有了接觸之後，才發現那些已經被世人拋到腦後的古老而美麗的故事，可能是醫師和病人最後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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