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不滿意這家醫院對待病人的態度，那是明顯地不尊重病人。同時我不認為病人應該坐在一張沒有靠背的椅子上，即使他是個小孩。
文 / 鄭春鴻
「有一次，我到台灣一所病人最多的醫院做評鑑工作，當時他們正在小兒科做教學。」黃達夫院長身為衛生署國家醫療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衛生研究院醫學院評鑑委員會委員。他說︰「那一天的病人是一個 歲的小男生，他坐在一張沒有靠背而有輪子的小圓椅。正確地說，孩子並沒有坐上去，因為椅子太高了，沒有人幫他把椅子降低下來，他的屁股才夠上椅面一角。」
孩子的外婆和爸爸沒有椅子可坐，他們站在孩子後面，周圍的醫師們全都坐著，聚神地看著孩子。
病人應該坐在一張沒有靠背的椅子上
黃達夫院長說︰「我非常不滿意這家醫院對待病人的態度，那是明顯地不尊重病人。同時我不認為病人應該坐在一張沒有靠背的椅子上，即使他是個小孩。」他把這個意見寫在評鑑的備忘錄上。
後來據說這家醫院的醫師仍然極力反對病人的座椅可以有靠背，因為他們要為病人檢查背部會被靠背擋著。不過，既然黃達夫這麼「挑剔」，所以該醫院就特製了一種「低靠背」的椅子讓病人坐，一方面方便醫師聽檢病人的背部；一方面滿足黃達夫的要求。
「我被這些幽默的醫師逗得無言以對。」黃達夫院長說︰「他們怎麼也不能妥協讓病人躺下來，把被單好好地蓋在病人不應該被看到的身體部位，然後醫師好整以暇地為病人做檢查。」或許因為如果真的這麼做，會嚴重影響他們門診看病的速度，打擊他們在醫院服勤的業績吧！
台灣的醫學教育不符「普世價值」的規格
評鑑 ( accreditation ) 源自法文，用於對外交人員的委派；英文則表示執業資格的認可，以得到社會的信任。換句話說，評鑑即是經由委任、徵信、證明與信任的過程，獲得社會公認的資格。而醫院評鑑即為認證醫院作業標準化的過程。
1998年，附屬於美國教育部的National Committee on Foreign Medical Education and Accreditation（NCFMEA），全面評估有美國子弟前往習醫之世界各國之醫學院評鑑機制，並將其與美國評鑑醫學院之嚴謹度相較決定其教育品質是否值得採認。該委員會評估之後，裁定結果分為二類，一稱comparable，意指與美國評鑑機制雷同，二為noncomparable，意指不如美國之評鑑機制之品質。台灣除被裁定為後者之外，該委會並指陳我國醫學教育之多項實際缺點。
雖然醫學是一門與人文息息相關的學問，以不同的文化標準拿來打量他國的醫學教育，不盡合理。但是，相對於這一個觀點，現代醫學經過大約150年的努力，已經逐漸形成每一個步驟都可堪驗證的科學，並且有了世人都能接受的普遍價值。美國對台灣的醫學教育這樣的評價，雖然令人感到有點不悅，但是美國是全世界醫學最發達的地方，台灣的醫學教育基本上走的還是美國路線，它確實也若干程度顯示台灣的醫學教育在現代醫學的「普世價值」上不符規格。
Flexner report 成為醫學教育的基本準則
美國發展出來的醫學價值觀可以成為普世價值並非偶然。他們從20世紀初小學生受訓就可以當醫生，一直到現今的成就，得力於其間許多觀念的折衝、妥協、堅持，從錯誤中學習的成果。
20世紀初，美國醫界都很想在醫學教育上思圖改進。教育工作者希望能訓練出良好的醫師讓大眾安心；學術型醫師認為改革可以使專職教師的理想成真；醫師認為改革有助於提昇其低落的公眾形象。儘管理由不同，但教育改革的目標相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過程中，執業醫師都是跟隨者，學術型醫師為領導者，醫師廣泛的支持成為醫學教育者寶貴的資產。
1910年大家對於醫學教育需有基礎科學知識，以及必須透過實驗室研究及臨床見習成為主動的學習者都已有共識。同時醫師也都感受到科學知識及科學方法可以應用到醫療實務上，所以醫師大都支持更嚴謹的教學法。至此，標準化的醫學教學可以說是已經誕生，但是標準化的醫學院則尚未產生。
卡內基基金會 ( Carnegie Foundation ) 的總裁普立卻特 ( Henry Pritchett ) 終生致力於提昇美國學術水準，其理念對形塑醫學教育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普立卻特曾委請Flexner 視察一五五所美國及加拿大的醫學院，並於一九一○年完成Flexner report，這一份報告後來成為醫學教育的名著，也成為為世人所敬重的醫學教育基本準則。
主張「醫學科學實證主義」及「從做中學」
Flexner report報告第一部分說明現代醫學教育的原則與理論，第二部份從入學標準、師資陣容、財務資源、實驗室及臨床設施等五方面評估每所醫學院。全篇報告充斥「醫學科學實證主義」及「從做中學」的理念。
報告指出，醫學是受生物法則主宰的實驗科學，因為人體就像其他動物一樣有成長、繁衍及衰敗的過程。科學包括二個概念：(1)理化、生物為現代醫學的基礎；(2)科學方法適用於理論，也適用於實務。從事醫療實務的醫師應具有科學家的特質，意指須仔細診斷病患的病史及病情，必要時需作身體檢查，並根據檢驗結果及治療情形修正先前的評估。此外，現代醫學應該像基礎科學的教學一樣，不只是看、聽，培養學生成為重複背誦者，而是要在實驗室及醫院病房實際操作，培養學生具備探究精神及批判能力的思考者。精通科學方法的學生會知道如何獲得資訊，以及當資訊到手時該如何處理。
Flexner report 對後續醫學教育有重要影響。第一，理想的醫學教育有三大特徵：(1)設備良好：需有現代科學化的實驗室及教學醫院，可供教學及研究之用，惟有設備完善才有可能成為一流學校； (2)招收學術優異的學生：醫學科學的實驗課及臨床課都需要堅實的科學基礎，入醫學院前需有二年的理化、生物訓練；(3)研究為醫學教育的核心：研究能使教學生動、活潑，雖然不要求每位教授都研究優異，但堅信惟有研究者才有可能成為好教師。
Flexner 的調查結果雖引起部份人士強烈不滿，但大多數醫學教育者對該報告予以肯定。有趣的是，醫學院的成敗與學校對該報告的反應成正比。二十六所對報告正面回應的學校迄今仍有二十二所存在，十一所對該報告持敵視態度的學校迄今已有十所消失。而支持該報告最力者都是頂尖的學校。Flexner 認為以研究為導向、追求學術卓越的大學才是醫學教育的最佳模式，以實務為導向、非研究導向的實務訓練學校即使教學優異，也無存在的空間，所以Flexner report 對關閉實務訓練學校有催化作用。
醫院的自評才是真正最可貴
「不必等待別人來評鑑，醫院的自評才是真正最可貴。」黃達夫院長說，美國自評最嚴厲的醫院如約翰霍布金斯大學的醫院，主任點名罵人是司空見慣的。醫院如此無情的自剖，追求的就是更完美的醫療服務。
和信醫院對自評的看法及院內自評的實施。
我國醫學院評鑑由國家衛生研究院規劃機制
醫學院教育評鑑工作，已經被世界先進國家列為國家的重要工作。除了美國之外，澳洲AMC以英國General Medical Council（簡稱GMC）的Recommendations on Basic Medical Education為基礎，再配合由AMC訂定的 “Assessment and Accreditation of Medical School and Medical Education”，作為評鑑的準則。同年六月評鑑委員會成立，並於1986年1月開始澳洲全國醫學院教育評鑑工作。而AMC有鑒於澳洲國內之開業醫師可能來自於其他教育品質未知之國家，遂於1991年與紐西蘭醫學委員會協商，並於1992年8月起由AMC將紐西蘭國內之醫學院納入評鑑，以維持澳紐兩國的醫學教育水準及品質。AMC評鑑澳紐醫學院較之美國之LCME，特別注重醫學院與教學醫院之間的互動與配合。
我國教育部於民國八十八年春委託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規劃醫學院評鑑之新機制。國家衛生研究院之評鑑規劃委員會經規劃後決定成立獨立之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進行定期之評鑑。
評鑑是實踐醫院願景的堅信禮
醫院評鑑應該著重於願景的承諾、信心的堅持和能力的表現。醫院評鑑的結果正面的部分是醫院榮譽的象徵，醫院的榮譽，也等於醫院的文化，評鑑此時就變成實踐願景的堅信禮。和信醫院黃達夫院長認為，評鑑醫院首先要問這一家醫院的努力目標是什麼？這樣的目標是否有明確的定位。比如榮民醫院應該朝服務退伍軍人的方向努力，並且研究與現役軍人相關的疾病；各縣市立醫院應該在社區醫學上有所專攻；而醫學中心則應該做較高深、困難度較高的醫學研究，並且為國家培育優秀的年輕醫師。倘不做此想，所有的醫院功能與服務對象相互重疊，尤其甚者，彼此惡性競爭，爭食健保大餅，評鑑的工作就根本失去意義。
其說醫學是一門自然科學不如說它社會科學
從國家衛生研究院頒布的「醫學院評鑑委員會評鑑準則」看來，評鑑的項目可謂鉅細靡遺。各醫學院及教學醫院對於評鑑項目也都可以倒背如流，有的並明列許多迎接「評鑑大員」的實行細則及因應措施，可說是準備充分。
其實，評鑑項目再怎麼鉅細靡遺，評鑑委員再如何明察秋毫，對一所醫學院及教學醫院的是否具備悲憫素樸的醫業古典精神，都不容易真的「評鑑」得出來。醫學人文的普世性，涉及生命倫理的俗世性、疾病體驗的日常性、醫學史的公共性、以及醫學哲學的先鋒性，很顯然是在一個非技術化，甚至挑戰，質疑技術化的主題。
醫學史家西格理斯，在《亨利．西格理斯論醫學史》（1959）一書中曾經這樣說：「當我說，與其說醫學是一門自然科學，不如說它是一門社會科學的時候，我曾經不止一次地使醫學聽衆感到震驚。醫學的目的是社會的。它的目的不僅是治療疾病，使某個機體康復。它的目的是使人調整以適應他的環境，作爲一個有用的社會成員。爲了做到這一點，醫學經常要應用科學的方法，但是最終目的仍然是社會的。每一個醫學行動始終涉及兩類當事人，醫生和病人，或者更廣泛地說，醫學團體和社會。醫學無非是這兩群人之間的多方面的關係。」
西格裏斯說這段話到現在，已經40多年過去了，今天在大多數人心目中，仍是將醫學視爲「自然科學」或「科學技術」範疇之內的東西，比如1979年版的《辭海》中就是這樣說的，這對於醫學的人文成分和普世性可謂大大忽視了。
文化的差異造成醫療行為的巨大差異
過去的一百年，人類憑藉科技的進步大大改變了交往關係，交通的發達使得人們在地理上的阻隔消除了，距離縮短了，現代通訊更使資訊的交流變得十分便捷，尤其是網路社會的崛起，人類已經進入一個嶄新的「e時代」，全球化不在是一種社會理想，而是一幅實實在在的生活圖景——就醫學來說，在今天哪怕只患一次輕微的感冒，病原也可能是源於境外流行的某種病毒的亞型，也可能在求醫過程中接受日本儀器的檢查，服用美國專利的感冒藥。但是，這僅僅是時代特徵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類自我反身的關係愈來愈緊張，不同文明與文化之間的衝突愈來愈加劇，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地緣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鴻溝、隔膜、摩擦比比皆是，瞬息萬變。因爲交流、溝通並不一定導致人類理解上的共通共識，並不會必然導致價值與秩序的共用。
評鑑究竟要把標準放在哪樣的文化體系？
琳恩•貝厄在她的《醫學與文化：美國、英國、聯邦德國和法國的不同醫療方法》（Lynn Payer: Medicine & Culture: Varieties of Trea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England, West Germany and France）的書，將這四個國家中常見的醫學診斷做了比較，發現差異極大。例如，在這四個國家中，醫生開處的藥量會有十至二十倍的差別；美國的人均外科手術率是英國的兩倍；乳房切除術的比例是英國的三倍；冠狀動脈手術是英國的六倍；美國的高血壓到了英國則是正常的，而在德國這則算病狀；歐洲使用的抗生素量遠遠小於美國；……而我們都知道，在這四個國家之間的交流和溝通應該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了。貝厄女士認爲，醫療中的這種巨大差異，是由於文化的差異造成的。此這本從文化的角度來分析醫學的書出版之後，引起了各界的重視。
從這樣的比較看來，所謂醫學的評鑑，或許在實證的科學層面上，標準是比較明確的，但是評鑑究竟要把標準放在哪樣的文化體系？放在怎樣的高度上？醫學人文問題就顯得複雜而不容易評價。
醫生也會生病，成爲病人
不過也有人認為普世倫理是一種以人類公共理性和共用的價值秩序爲基礎，以人類基本道德生活，特別是有關人類基本生存和發展的淑世道德問題爲基本立題的整合性倫理理念。即「一種具有普遍約束力的世俗生活的底線倫理學」，也就是暫時放棄最高限度的理想化方式（終極關懷），轉而尋求寬容、寬泛前提下的公共理性。在羅爾斯的著作中有一個專門術語叫「最起碼的最大化」（minmaxmization）方式。或許這是一醫學倫理評鑑工作必須尋求的的一些準則。
醫學人文尋求普世性比起其他的倫理領域要比較容易令人接受，因爲，生老病死是大衆體驗，是最最日常的人生節目，每個人都有發言權。也許是爲了自身的傷痛與保健，也許是爲了家人、朋友的疾患與康復。即使是醫生也同樣會領略到病患的痛苦與死亡的恐懼。醫生也會生病，成爲病人；而我們每個人誰未曾自己設法救治過自己的小傷小痛，小毛小病？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是我們自己的醫生。
考察是否在積極提高醫護人員的人文素養
我們既然已經認識到醫學教育和實踐中人文成分的重要性，在醫學院的評鑑上，如何考察是否在提高醫護人員的人文素養，當成一個緊迫的目標來努力就變得革外重要。比如在現有醫學教育中開設醫學史或科學史課程做為溝通自然科學和人文學術的橋樑。但這恐怕是遠遠不夠的，爲了進一步培養學生的人文關懷，某種形式的文學或文學史課程也是極爲有益的。
「有一次，我到台灣一所病人最多的醫院做評鑑工作，當時他們正在小兒科做教學。」黃達夫院長身為衛生署國家醫療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衛生研究院醫學院評鑑委員會委員。他說︰「那一天的病人是一個 歲的小男生，他坐在一張沒有靠背而有輪子的小圓椅。正確地說，孩子並沒有坐上去，因為椅子太高了，沒有人幫他把椅子降低下來，他的屁股才夠上椅面一角。」
孩子的外婆和爸爸沒有椅子可坐，他們站在孩子後面，周圍的醫師們全都坐著，聚神地看著孩子。
病人應該坐在一張沒有靠背的椅子上
黃達夫院長說︰「我非常不滿意這家醫院對待病人的態度，那是明顯地不尊重病人。同時我不認為病人應該坐在一張沒有靠背的椅子上，即使他是個小孩。」他把這個意見寫在評鑑的備忘錄上。
後來據說這家醫院的醫師仍然極力反對病人的座椅可以有靠背，因為他們要為病人檢查背部會被靠背擋著。不過，既然黃達夫這麼「挑剔」，所以該醫院就特製了一種「低靠背」的椅子讓病人坐，一方面方便醫師聽檢病人的背部；一方面滿足黃達夫的要求。
「我被這些幽默的醫師逗得無言以對。」黃達夫院長說︰「他們怎麼也不能妥協讓病人躺下來，把被單好好地蓋在病人不應該被看到的身體部位，然後醫師好整以暇地為病人做檢查。」或許因為如果真的這麼做，會嚴重影響他們門診看病的速度，打擊他們在醫院服勤的業績吧！
台灣的醫學教育不符「普世價值」的規格
評鑑 ( accreditation ) 源自法文，用於對外交人員的委派；英文則表示執業資格的認可，以得到社會的信任。換句話說，評鑑即是經由委任、徵信、證明與信任的過程，獲得社會公認的資格。而醫院評鑑即為認證醫院作業標準化的過程。
1998年，附屬於美國教育部的National Committee on Foreign Medical Education and Accreditation（NCFMEA），全面評估有美國子弟前往習醫之世界各國之醫學院評鑑機制，並將其與美國評鑑醫學院之嚴謹度相較決定其教育品質是否值得採認。該委員會評估之後，裁定結果分為二類，一稱comparable，意指與美國評鑑機制雷同，二為noncomparable，意指不如美國之評鑑機制之品質。台灣除被裁定為後者之外，該委會並指陳我國醫學教育之多項實際缺點。
雖然醫學是一門與人文息息相關的學問，以不同的文化標準拿來打量他國的醫學教育，不盡合理。但是，相對於這一個觀點，現代醫學經過大約150年的努力，已經逐漸形成每一個步驟都可堪驗證的科學，並且有了世人都能接受的普遍價值。美國對台灣的醫學教育這樣的評價，雖然令人感到有點不悅，但是美國是全世界醫學最發達的地方，台灣的醫學教育基本上走的還是美國路線，它確實也若干程度顯示台灣的醫學教育在現代醫學的「普世價值」上不符規格。
Flexner report 成為醫學教育的基本準則
美國發展出來的醫學價值觀可以成為普世價值並非偶然。他們從20世紀初小學生受訓就可以當醫生，一直到現今的成就，得力於其間許多觀念的折衝、妥協、堅持，從錯誤中學習的成果。
20世紀初，美國醫界都很想在醫學教育上思圖改進。教育工作者希望能訓練出良好的醫師讓大眾安心；學術型醫師認為改革可以使專職教師的理想成真；醫師認為改革有助於提昇其低落的公眾形象。儘管理由不同，但教育改革的目標相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過程中，執業醫師都是跟隨者，學術型醫師為領導者，醫師廣泛的支持成為醫學教育者寶貴的資產。
1910年大家對於醫學教育需有基礎科學知識，以及必須透過實驗室研究及臨床見習成為主動的學習者都已有共識。同時醫師也都感受到科學知識及科學方法可以應用到醫療實務上，所以醫師大都支持更嚴謹的教學法。至此，標準化的醫學教學可以說是已經誕生，但是標準化的醫學院則尚未產生。
卡內基基金會 ( Carnegie Foundation ) 的總裁普立卻特 ( Henry Pritchett ) 終生致力於提昇美國學術水準，其理念對形塑醫學教育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普立卻特曾委請Flexner 視察一五五所美國及加拿大的醫學院，並於一九一○年完成Flexner report，這一份報告後來成為醫學教育的名著，也成為為世人所敬重的醫學教育基本準則。
主張「醫學科學實證主義」及「從做中學」
Flexner report報告第一部分說明現代醫學教育的原則與理論，第二部份從入學標準、師資陣容、財務資源、實驗室及臨床設施等五方面評估每所醫學院。全篇報告充斥「醫學科學實證主義」及「從做中學」的理念。
報告指出，醫學是受生物法則主宰的實驗科學，因為人體就像其他動物一樣有成長、繁衍及衰敗的過程。科學包括二個概念：(1)理化、生物為現代醫學的基礎；(2)科學方法適用於理論，也適用於實務。從事醫療實務的醫師應具有科學家的特質，意指須仔細診斷病患的病史及病情，必要時需作身體檢查，並根據檢驗結果及治療情形修正先前的評估。此外，現代醫學應該像基礎科學的教學一樣，不只是看、聽，培養學生成為重複背誦者，而是要在實驗室及醫院病房實際操作，培養學生具備探究精神及批判能力的思考者。精通科學方法的學生會知道如何獲得資訊，以及當資訊到手時該如何處理。
Flexner report 對後續醫學教育有重要影響。第一，理想的醫學教育有三大特徵：(1)設備良好：需有現代科學化的實驗室及教學醫院，可供教學及研究之用，惟有設備完善才有可能成為一流學校； (2)招收學術優異的學生：醫學科學的實驗課及臨床課都需要堅實的科學基礎，入醫學院前需有二年的理化、生物訓練；(3)研究為醫學教育的核心：研究能使教學生動、活潑，雖然不要求每位教授都研究優異，但堅信惟有研究者才有可能成為好教師。
Flexner 的調查結果雖引起部份人士強烈不滿，但大多數醫學教育者對該報告予以肯定。有趣的是，醫學院的成敗與學校對該報告的反應成正比。二十六所對報告正面回應的學校迄今仍有二十二所存在，十一所對該報告持敵視態度的學校迄今已有十所消失。而支持該報告最力者都是頂尖的學校。Flexner 認為以研究為導向、追求學術卓越的大學才是醫學教育的最佳模式，以實務為導向、非研究導向的實務訓練學校即使教學優異，也無存在的空間，所以Flexner report 對關閉實務訓練學校有催化作用。
醫院的自評才是真正最可貴
「不必等待別人來評鑑，醫院的自評才是真正最可貴。」黃達夫院長說，美國自評最嚴厲的醫院如約翰霍布金斯大學的醫院，主任點名罵人是司空見慣的。醫院如此無情的自剖，追求的就是更完美的醫療服務。
和信醫院對自評的看法及院內自評的實施。
我國醫學院評鑑由國家衛生研究院規劃機制
醫學院教育評鑑工作，已經被世界先進國家列為國家的重要工作。除了美國之外，澳洲AMC以英國General Medical Council（簡稱GMC）的Recommendations on Basic Medical Education為基礎，再配合由AMC訂定的 “Assessment and Accreditation of Medical School and Medical Education”，作為評鑑的準則。同年六月評鑑委員會成立，並於1986年1月開始澳洲全國醫學院教育評鑑工作。而AMC有鑒於澳洲國內之開業醫師可能來自於其他教育品質未知之國家，遂於1991年與紐西蘭醫學委員會協商，並於1992年8月起由AMC將紐西蘭國內之醫學院納入評鑑，以維持澳紐兩國的醫學教育水準及品質。AMC評鑑澳紐醫學院較之美國之LCME，特別注重醫學院與教學醫院之間的互動與配合。
我國教育部於民國八十八年春委託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規劃醫學院評鑑之新機制。國家衛生研究院之評鑑規劃委員會經規劃後決定成立獨立之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進行定期之評鑑。
評鑑是實踐醫院願景的堅信禮
醫院評鑑應該著重於願景的承諾、信心的堅持和能力的表現。醫院評鑑的結果正面的部分是醫院榮譽的象徵，醫院的榮譽，也等於醫院的文化，評鑑此時就變成實踐願景的堅信禮。和信醫院黃達夫院長認為，評鑑醫院首先要問這一家醫院的努力目標是什麼？這樣的目標是否有明確的定位。比如榮民醫院應該朝服務退伍軍人的方向努力，並且研究與現役軍人相關的疾病；各縣市立醫院應該在社區醫學上有所專攻；而醫學中心則應該做較高深、困難度較高的醫學研究，並且為國家培育優秀的年輕醫師。倘不做此想，所有的醫院功能與服務對象相互重疊，尤其甚者，彼此惡性競爭，爭食健保大餅，評鑑的工作就根本失去意義。
其說醫學是一門自然科學不如說它社會科學
從國家衛生研究院頒布的「醫學院評鑑委員會評鑑準則」看來，評鑑的項目可謂鉅細靡遺。各醫學院及教學醫院對於評鑑項目也都可以倒背如流，有的並明列許多迎接「評鑑大員」的實行細則及因應措施，可說是準備充分。
其實，評鑑項目再怎麼鉅細靡遺，評鑑委員再如何明察秋毫，對一所醫學院及教學醫院的是否具備悲憫素樸的醫業古典精神，都不容易真的「評鑑」得出來。醫學人文的普世性，涉及生命倫理的俗世性、疾病體驗的日常性、醫學史的公共性、以及醫學哲學的先鋒性，很顯然是在一個非技術化，甚至挑戰，質疑技術化的主題。
醫學史家西格理斯，在《亨利．西格理斯論醫學史》（1959）一書中曾經這樣說：「當我說，與其說醫學是一門自然科學，不如說它是一門社會科學的時候，我曾經不止一次地使醫學聽衆感到震驚。醫學的目的是社會的。它的目的不僅是治療疾病，使某個機體康復。它的目的是使人調整以適應他的環境，作爲一個有用的社會成員。爲了做到這一點，醫學經常要應用科學的方法，但是最終目的仍然是社會的。每一個醫學行動始終涉及兩類當事人，醫生和病人，或者更廣泛地說，醫學團體和社會。醫學無非是這兩群人之間的多方面的關係。」
西格裏斯說這段話到現在，已經40多年過去了，今天在大多數人心目中，仍是將醫學視爲「自然科學」或「科學技術」範疇之內的東西，比如1979年版的《辭海》中就是這樣說的，這對於醫學的人文成分和普世性可謂大大忽視了。
文化的差異造成醫療行為的巨大差異
過去的一百年，人類憑藉科技的進步大大改變了交往關係，交通的發達使得人們在地理上的阻隔消除了，距離縮短了，現代通訊更使資訊的交流變得十分便捷，尤其是網路社會的崛起，人類已經進入一個嶄新的「e時代」，全球化不在是一種社會理想，而是一幅實實在在的生活圖景——就醫學來說，在今天哪怕只患一次輕微的感冒，病原也可能是源於境外流行的某種病毒的亞型，也可能在求醫過程中接受日本儀器的檢查，服用美國專利的感冒藥。但是，這僅僅是時代特徵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類自我反身的關係愈來愈緊張，不同文明與文化之間的衝突愈來愈加劇，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地緣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鴻溝、隔膜、摩擦比比皆是，瞬息萬變。因爲交流、溝通並不一定導致人類理解上的共通共識，並不會必然導致價值與秩序的共用。
評鑑究竟要把標準放在哪樣的文化體系？
琳恩•貝厄在她的《醫學與文化：美國、英國、聯邦德國和法國的不同醫療方法》（Lynn Payer: Medicine & Culture: Varieties of Trea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England, West Germany and France）的書，將這四個國家中常見的醫學診斷做了比較，發現差異極大。例如，在這四個國家中，醫生開處的藥量會有十至二十倍的差別；美國的人均外科手術率是英國的兩倍；乳房切除術的比例是英國的三倍；冠狀動脈手術是英國的六倍；美國的高血壓到了英國則是正常的，而在德國這則算病狀；歐洲使用的抗生素量遠遠小於美國；……而我們都知道，在這四個國家之間的交流和溝通應該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了。貝厄女士認爲，醫療中的這種巨大差異，是由於文化的差異造成的。此這本從文化的角度來分析醫學的書出版之後，引起了各界的重視。
從這樣的比較看來，所謂醫學的評鑑，或許在實證的科學層面上，標準是比較明確的，但是評鑑究竟要把標準放在哪樣的文化體系？放在怎樣的高度上？醫學人文問題就顯得複雜而不容易評價。
醫生也會生病，成爲病人
不過也有人認為普世倫理是一種以人類公共理性和共用的價值秩序爲基礎，以人類基本道德生活，特別是有關人類基本生存和發展的淑世道德問題爲基本立題的整合性倫理理念。即「一種具有普遍約束力的世俗生活的底線倫理學」，也就是暫時放棄最高限度的理想化方式（終極關懷），轉而尋求寬容、寬泛前提下的公共理性。在羅爾斯的著作中有一個專門術語叫「最起碼的最大化」（minmaxmization）方式。或許這是一醫學倫理評鑑工作必須尋求的的一些準則。
醫學人文尋求普世性比起其他的倫理領域要比較容易令人接受，因爲，生老病死是大衆體驗，是最最日常的人生節目，每個人都有發言權。也許是爲了自身的傷痛與保健，也許是爲了家人、朋友的疾患與康復。即使是醫生也同樣會領略到病患的痛苦與死亡的恐懼。醫生也會生病，成爲病人；而我們每個人誰未曾自己設法救治過自己的小傷小痛，小毛小病？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是我們自己的醫生。
考察是否在積極提高醫護人員的人文素養
我們既然已經認識到醫學教育和實踐中人文成分的重要性，在醫學院的評鑑上，如何考察是否在提高醫護人員的人文素養，當成一個緊迫的目標來努力就變得革外重要。比如在現有醫學教育中開設醫學史或科學史課程做為溝通自然科學和人文學術的橋樑。但這恐怕是遠遠不夠的，爲了進一步培養學生的人文關懷，某種形式的文學或文學史課程也是極爲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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