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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說明)一憂招百病。病蟲最愛鑽進眉頭 深鎖的人的身裡。哈密的維吾爾人天生樂觀， 又有天賜的美瓜和葡萄享用不盡，孩子赤身裸體 也不會生病。(鄭春鴻攝於新疆哈密，1990， 八九民運隔年中國大陸採訪) |
愛斯科勒皮歐斯是冥王的剋星，卻是病人的救星，病人感謝他、尊敬他都唯恐不及，為什麼現在的病人會越來越不特別感謝醫師呢？
文 / 鄭春鴻
愛斯科勒皮歐斯 (Asklepios) 是古希臘神話的名醫，他由於救人無數，該死的病人因為他高明的醫術而活下來，以致於人間變得越來越擁擠，冥界地獄反而空空盪盪，他因干擾人間與冥界的「自然律」而遭受處死的天罰。
自古以來，健康和長壽都是人類最大的渴求，只有那冥界的惡魔才會嫉妒人類的長壽，並且與賜福人類享受健康的醫師為敵。愛斯科勒皮歐斯是冥王的剋星，卻是病人的救星，病人感謝他、尊敬他都唯恐不及，為什麼現在的病人會越來越不特別感謝醫師呢？
醫院門口披麻帶孝抬棺事件層出不窮
台灣的電視畫面，經常出現一群病人家屬披麻帶孝，糾結親朋好友和不知名的群眾聚集在醫院門口，抬棺、高舉自認「被誤診」的死者相片，撒冥紙、丟雞蛋，哭啼叫罵，抗議醫院及醫師醫療過失致人於死而不負責任。警察只有在一旁觀看，偶而驅前擋一擋，好像也沒有加以取締制止的意思，似乎連執法人都覺得無論如何病人家屬總是可憫的。
每當發生醫療爭議事件，社會人士通常同情病人一方，而且許多人相信上法庭無法獲得公正的審理，所以不忍取締譴責聚眾抗議的違法行為。而醫療糾紛訴訟沒能獲得公正的審理，多半是因為醫療糾紛鑑定有醫醫相護的弊端。
這樣追究醫師不義的故事幾乎天天都發生，而杏林芬芳的美事一年到頭上不了幾次電視，不禁令人察覺到這似乎是一個病人已經不特別感謝醫師的時代。
醫師不快樂的原因，除了自己或許就不適合當醫師之外，病人越來越不特別感謝醫師，使得做為一名醫師，在他們在職業上普遍沒有「榮譽」的感覺，這也是讓他們越來越不快樂的原因。
病人會恢復對醫護人員的敬重嗎？
醫師和病人的關係，要恢復到「每一次的醫治都是一場精彩的佈道」，先決條件必須醫師可以自由意識，本乎悲憫來對待苦難中的病人。
過去，醫師可堪使用的藥物與器械不多，照顧病人的熱情卻令人懷念。
「台灣當年物資缺乏，藥物更是有限。宋瑞樓教授『往診』去看病人，皮箱裡只有裝著金雞納片、毛地黃、阿斯匹靈等簡單的藥物。遇到重症病人，只能跟家屬一樣，握著病人的手，希望他不要死去。」黃達夫院長曾經說。
現代的醫師可以有更多的『武器』去對抗疾病，不過這些『武器』都十分昂貴，並非私人診所可以輕易取得的，現代醫院於是變成醫師的老闆。現代醫學分科日細，各司其職，醫師不與其他醫事、醫技人員合作無法竟其功，於是醫師變成醫院的一個部品，一種零件。真正奪去醫師以自由意識去照顧病人的能力的人，還不只是日益龐大的醫院隊伍；為了創造利潤，保險業者、藥商等與醫院掛鉤，以病人為魚肉，醫師在整個醫療隊伍中，在照顧病人的深度上可以說幾乎完全失去主導權。
對於一個醫師而言，要他看病、要他做研究、要他做教學，還要他來關心承受這些病人內心深層的感受與期待。這樣的要求有多少醫師做得到呢？如果醫師真的「聖人化」了，不但能精確地診療疾病，同時可以以「全人」的觀念無微不至地照顧病人。那麼，病人就會恢復對醫護人員的敬重，同時報以真誠的感謝嗎？理論上確實說得通，但是實際上要廣大的病人恢復對醫業的敬重，要努力的事自然不只一端。
消費主義的興起，消費者權利的高漲，對知(the right to be informed)，敘述(the right to be heard)，安全(the right to safety)與選擇(the right to choose)等權利都有相當的覺醒。醫病關係原本就不應該是消費關係，但是，無法避免的，消費者的觀念還是走進入醫院了。有人說，這不能怪病人，是醫院和醫師先把自己定位成醫療業務的供應商，病人才以消費者自處。
病人把醫護人員當成「高級佣人」
文 / 鄭春鴻
愛斯科勒皮歐斯 (Asklepios) 是古希臘神話的名醫，他由於救人無數，該死的病人因為他高明的醫術而活下來，以致於人間變得越來越擁擠，冥界地獄反而空空盪盪，他因干擾人間與冥界的「自然律」而遭受處死的天罰。
自古以來，健康和長壽都是人類最大的渴求，只有那冥界的惡魔才會嫉妒人類的長壽，並且與賜福人類享受健康的醫師為敵。愛斯科勒皮歐斯是冥王的剋星，卻是病人的救星，病人感謝他、尊敬他都唯恐不及，為什麼現在的病人會越來越不特別感謝醫師呢？
醫院門口披麻帶孝抬棺事件層出不窮
台灣的電視畫面，經常出現一群病人家屬披麻帶孝，糾結親朋好友和不知名的群眾聚集在醫院門口，抬棺、高舉自認「被誤診」的死者相片，撒冥紙、丟雞蛋，哭啼叫罵，抗議醫院及醫師醫療過失致人於死而不負責任。警察只有在一旁觀看，偶而驅前擋一擋，好像也沒有加以取締制止的意思，似乎連執法人都覺得無論如何病人家屬總是可憫的。
每當發生醫療爭議事件，社會人士通常同情病人一方，而且許多人相信上法庭無法獲得公正的審理，所以不忍取締譴責聚眾抗議的違法行為。而醫療糾紛訴訟沒能獲得公正的審理，多半是因為醫療糾紛鑑定有醫醫相護的弊端。
這樣追究醫師不義的故事幾乎天天都發生，而杏林芬芳的美事一年到頭上不了幾次電視，不禁令人察覺到這似乎是一個病人已經不特別感謝醫師的時代。
醫師不快樂的原因，除了自己或許就不適合當醫師之外，病人越來越不特別感謝醫師，使得做為一名醫師，在他們在職業上普遍沒有「榮譽」的感覺，這也是讓他們越來越不快樂的原因。
病人會恢復對醫護人員的敬重嗎？
醫師和病人的關係，要恢復到「每一次的醫治都是一場精彩的佈道」，先決條件必須醫師可以自由意識，本乎悲憫來對待苦難中的病人。
過去，醫師可堪使用的藥物與器械不多，照顧病人的熱情卻令人懷念。
「台灣當年物資缺乏，藥物更是有限。宋瑞樓教授『往診』去看病人，皮箱裡只有裝著金雞納片、毛地黃、阿斯匹靈等簡單的藥物。遇到重症病人，只能跟家屬一樣，握著病人的手，希望他不要死去。」黃達夫院長曾經說。
現代的醫師可以有更多的『武器』去對抗疾病，不過這些『武器』都十分昂貴，並非私人診所可以輕易取得的，現代醫院於是變成醫師的老闆。現代醫學分科日細，各司其職，醫師不與其他醫事、醫技人員合作無法竟其功，於是醫師變成醫院的一個部品，一種零件。真正奪去醫師以自由意識去照顧病人的能力的人，還不只是日益龐大的醫院隊伍；為了創造利潤，保險業者、藥商等與醫院掛鉤，以病人為魚肉，醫師在整個醫療隊伍中，在照顧病人的深度上可以說幾乎完全失去主導權。
對於一個醫師而言，要他看病、要他做研究、要他做教學，還要他來關心承受這些病人內心深層的感受與期待。這樣的要求有多少醫師做得到呢？如果醫師真的「聖人化」了，不但能精確地診療疾病，同時可以以「全人」的觀念無微不至地照顧病人。那麼，病人就會恢復對醫護人員的敬重，同時報以真誠的感謝嗎？理論上確實說得通，但是實際上要廣大的病人恢復對醫業的敬重，要努力的事自然不只一端。
消費主義的興起，消費者權利的高漲，對知(the right to be informed)，敘述(the right to be heard)，安全(the right to safety)與選擇(the right to choose)等權利都有相當的覺醒。醫病關係原本就不應該是消費關係，但是，無法避免的，消費者的觀念還是走進入醫院了。有人說，這不能怪病人，是醫院和醫師先把自己定位成醫療業務的供應商，病人才以消費者自處。
病人把醫護人員當成「高級佣人」
的確，這顯然不能責怪病人，因為是那些把醫業當做營利事業的管理專家、保險專家、精算師先把醫業的遊戲規則設計成「純消費」場所。病人在這種環境下被這樣對待久了，自然而然就把自己當成消費者，而一有機會就會把醫護人員當成「高級佣人」。
「病人按鈴，為了怕有緊急狀況，我們一定會立刻奔前去處理。可是當我們進了病房，發現病人跟家屬或訪客有說有笑，家屬手一揮，對我們說『請妳把窗簾拉開』。如果你是醫護人員，你做何感想？」一位資深的護理人員感嘆地說︰「現在的病人及家屬普遍地以消費者自居，很自然地對醫護人員，尤其是對護理人員指頤氣使的，明明順手可做的事，都會要護理人員代勞。」和信醫院為了降低院內感染率，規定「健保房」為兩床一房，病人必須支付健保給付外的差額，更使病人及家屬容易認為既然多繳了病房費，不差遣護士多做點事，可不就吃大虧了？殊不知和信醫院的護理人員必須在醫師巡房之前，對每一位照顧的病人的情況提出報告，並且給予建議；對於醫師的處方要做初步的校對，有時候還會找出大錯誤來。護理人員該做的「正事」太多了，如果大家都差遣她們去做一些小事，吃虧的應該是病人。
傳統醫學的醫病關係互動頻繁而親密
從醫學史的發展看來，醫病之間的關係演變到如此的薄情，似乎也有一些線索可供思考。
早期的西方醫學，如我們所提到希臘醫學，尤其是希波克拉底和蓋侖，都是一種整體醫學；它強調心與身、人體與自然的相互聯繫；它非常重視保持健康，認爲健康主要取決於生活方式、心理和情緒狀態、環境、飲食、鍛煉、心態平和以及意志力等因素的影響。在這個傳統中，要求醫生應當特別重視研究每個病人個體健康的特殊性和獨特性。它關注的是病人而不是疾病，強調的是病人和醫生之間的主動合作。換句話說，傳統醫學的醫病關係是互動比較頻繁而親密的。
文藝復興後疾病被看得比病人變得更重要
這樣「看病人而不只是看病」的美好歲月，一直到16世紀文藝復興以後，蓋侖和其他希臘－羅馬醫學家的著作逐漸被抛棄，人們認爲真理不是在於過去而是在於現在和未來；不是在書本中而是在軀體上；醫學進步不是取決於更好地理解古代的權威而是取決於觀察、實驗、新事實的收集以及對病人生前和死後的密切檢查。
在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方，解剖技術已十分普及、並獲得了威望和合法化。此後，屍體解剖開闢了細緻觀察骨的結構、血管系統和神經系統以及組織本身的新天地。西方醫學因此闖入了迄今爲止一直是神聖的領域――在亞洲醫學傳統中依然保持著神聖領域。
其後果是，在西方醫學進一步發展中，疾病比病人變得越來越重要了，解剖學、生理學比生病個體的後果變得越來越重要了。通過連續不斷的新技術――顯微鏡、聽診器、血壓計、體溫計和其他記錄裝置，然後是以X線開始的各種影響技術――西方醫學以一種全新的方式思考健康和疾病，這是不同于它原來的和亞洲醫學體系的思考方式。
這是一種越來越傾向於唯物論的和還原論的方式，關於健康的生物學系統的焦點集中在細胞，而有關疾病的原因則集中在細菌或病毒方面。這種思想突出了疾病和治療的特異性――魔彈，即針對每一種疾病的藥品。隨著埃利希（Paul Ehrlich）的魔彈――對抗梅毒的灑爾福散――後來是20世紀30年代的磺胺藥物，然後是40年代青黴素和其他抗生素的到來，世界上有了第一批前所未有的、能有效治療特殊疾病的藥物。它們創造了非常強有力的醫療手段並取得了醫學的勝利；正象西方認爲已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戰勝了極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一樣，西方醫學則在醫學領域也獲得了同樣的成就。
病人被簡化爲需要修理的生命機器
醫學在20世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龐大的現代化醫院裏那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種診斷治療儀器和設備：從X射線、心電圖、電鏡、內窺鏡、示蹤儀、超聲診斷儀，到自動生化分析儀、CT掃描、正電子攝影（PET）、核磁共振（MRI），使醫生能準確、動態、自動地診斷、分析疾病原因和機體的功能變化。腎透析機、 心肺機、起搏器、人工臟器等在臨床治療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化學藥物、器官移植、生殖技術、介入性治療等提供了多種有效治療手段。現代化的診斷治療將醫生的注意力從關注病人吸引到尋找致病原因、分析偏離正常值的資料、發現細胞或分子的結構和功能變化上。爲了更準確、有效地診治疾病，建立起按疾病的不同位置或類型分類的臨床專科，在此病人被簡化爲因機體的某一部位損傷或功能失常需要修理和更換的生命機器。爲了便於現代化醫院的管理，病人的姓名被半軍事化的番號所取代。專業化的發展導致了醫療保健的分解，於是，在現代醫學的辭彙中病人一詞被分解爲單個的詞素，病人的痛苦被轉化爲疾病的症狀和體征。作爲一個整體的病人就這樣逐漸地在現代醫學診療過程中被消解了。儘管對病人的關照依然被提及，但那已是現代醫學技術範疇之外的事情了。醫學中的人文精神在現代科學技術洪流的沖刷下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儘管醫學在20世紀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現在對醫學失望和懷疑氣氛卻更濃。60年代樂觀主義的搖旗呐喊已消失殆盡。青黴素發明産生的激動、心臟移植帶來的喜悅、1978年第一例試管嬰兒出生的歡呼已不復存在。存在的是對遺傳工程和生物技術發展可能出現後果的恐懼日益增長，對醫療保健非人格化傾向的不滿，對不堪重負的醫療費用和衛生資源分配不公的批評。在這種情況下，公衆對於科學醫學所採用的高技術“能做和將做”的驚恐必定增加。醫學有時似乎由主要對發展它的技術能力感興趣的精英領導，而他們很少考慮它的社會目的和價值，甚至個體的痛苦。病人被看作爲“問題”，或等待修理的“生命機器”。因此，就不奇怪公衆爲何對此反感，而樂於接受更人道地對待他們的傳統醫學或自然療法。
醫學界湧動著回歸人文的思潮
爲此，醫學界和社會上的有識之士急切地呼喚醫學需要新的轉向，需要重新定義其目的，需要人文精神的關注。20世紀70年代在西方國家出現的病人權利運動、自我保健運動、自然療法運動、整體醫學運動，生命倫理學的誕生和發展，以及70年代後期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提出，都充分地顯示出醫學已開始出現新的轉向，即從在生物學因素方面探尋疾病的原因和治療的傾向，向立體化、網路化、多維度地審視健康和疾病問題轉向。與此同時，隨著生命科學研究的深入，人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生物機械論的局限性和人的整體有機聯繫。醫學界湧動著回歸人、回歸社會、回歸人文的思潮，強調醫學的目的是以人爲本，醫學不僅只是對疾病的治療（cure），而且更需要對病人的關懷和照料(care)。
對待病人的最好方式是你對他們的愛
然而，要扭轉長期以來生物醫學模式所形成的思維定勢並非易事。即使到目前，許多醫生並未充分認識到生物醫學模式的局限性，不理解醫學本質和價值。在技術社會中，人們強調硬科學的定量資料，回避模糊性和多元化，對生命的價值和疾病的意義等哲學問題感到窘迫。但就醫學而言，由於它經常面對病痛與死亡，若醫生忽視病人的價值、不探求生命的意義和醫學的目的，其後果是難以想象的。
好醫生是承諾對病人實施最好的保健的醫生。現代醫生面臨的挑戰是在科技知識和人文素養之間保持平衡。解決這一問題的最重要一步是強調成爲一個醫生不僅需要自然科學知識，而且也需要人文社會科學知識。
希波克拉底說，你對待人的最好方式是你對他們的愛，對他們的事情感興趣。美國著名醫學家、人文主義者奧斯勒指出，作爲醫生需要不斷提醒自己，在看病人時，應當坐下來，哪怕只是30秒鐘，病人會因此放鬆，更容易交流思想，至少感到醫生願意花時間對他的病人有興趣。這是醫生的基本哲學。目前，歐美各國已深刻認識到加強醫學人文社會科學知識教育的必要性，許多大學的醫學院和臨床醫院都設置了相應的課程和實踐訓練，以促進醫學科學與人文精神的結合。
「這刀開下去，到底誰要付帳？」
在沒有醫療保險制度之前，醫師和病人的關係是比較單純而親密的。病人身體不舒服，直接找醫師看病；醫師對求診者竭盡所能，用心照顧，期能使病人早日康復。過去，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老醫生望著發高燒的小孩，對著年輕的父母罵道︰「做什麼父母？孩子燒成這樣才帶來。」他說話時，急切之情與關懷之意就像孩子的爺爺一樣，因此，被罵的年輕父母不但不以為忤，還會感到溫暖與感謝。
有了醫療保險制度之後，醫師和病人的關係就顯得複雜而疏遠多了。醫師是在醫院當差的，你直接找他看病也沒用，因為重要的檢驗及治療器材都在大醫院裡，你必須向醫院掛號，按照醫院的程序去看病，而醫院的主要收入來自保險公司，因此他的看病程序與診療邏輯，可以說完全配合醫院未來跟保險公司打交道那一套而已設計的，這就是所謂的「管理式醫療」(Managed Medicine)。醫師受制於以賺錢為目標的醫院，醫院受制於保險公司，因此，面對一個岌岌可危的病人，醫師可能要一手拿手術刀，一手拿電話筒問保險公司︰「這刀開下去，到底誰要付帳？」
以美國為例，他們的醫療保險已經高度商品化了，保險產品其契約複雜的程度已經不是一般人可以讀得通的，儘管保險經紀人在你簽下保單之前，每一條都儘可能讀給你聽，不過，事過三天，條約上的規定已經忘卻殆半，非得等到壞事臨頭，才又回過頭去請教經紀人，結果才發現，保單上保險公司願意認帳的壞事，你一樣都沒發生；保單上保險公司沒有義務付錢的，你都碰上了。
孩子命在旦夕醫院和醫師卻什麼都不做
電影 “ John Q ” ( 燃眉之急，或譯迫在眉梢 )演的就是這麼回事。
故事敘述一個黑人小孩瀕危，爸爸在變賣家當、四處籌錢不果，決定不惜犯險孤注一擲單槍匹馬封鎖醫院的急診室，只希望醫院把他兒子放進心臟移植的等候名單中。
飾演男主角約翰的是剛贏得本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丹素華盛頓。約翰是個是一個在工作上兢兢業業、愛家庭的好男人，他的妻子丹妮絲和他的小兒子麥可就是他世界的全部。工廠生意不景氣使他瀕臨失業，然而他是個樂觀而堅強的人，有太太與兒子在身邊，他仍然感到滿足，再大的難關他都會咬緊牙關獨自承受下去。然而禍不單行，他九歲的兒子在學校運動會上突然休克，醫生診斷的結果是先天性心臟病，治療方法只有儘快進行換心手術。可是約翰發現上司只給他買了最低額的保險，這對鉅額手術費來說簡直微不足道，醫院以此為理由拒絕為約翰兒子做手術，政府各部門對此事也表現得異常冷漠。約翰感到自己被整個世界欺騙了，焦慮、無助、憤怒一同湧上心頭，看著逼近鬼門關的兒子和傷透了心幾近失控的妻子，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才走上絕路。
什麼才是一個有情有義的社會所當為的
這部電影很戲劇性地對美國的醫療保險制度做了有力的控訴。美國目前有五千萬人沒有醫療保險；有醫療保險的人，大多數也都在保險公司的算計下，真的害大病的時候也得不到太多的好處，平常的小病根本就都要自己掏腰包。
對約翰而言，他沒有能力去理解醫療保險制度如何形成社會安全體系這樣政治性的大問題；精算師如何和保險公司掛鉤，把醫師當工具訂定出連自己生病都不見得搞得清楚的條款，他也無力去抗議。他知道的只是他天天努力上工，流的汗水不輸給任何一個在冷氣房裡工作的醫師。他的薪水每個月也都被醫療保險公司抽去一部分，但是，保險公司未了避開更多的醫療支出，他們所提供的健康檢查故意忽略某些檢查，因此從未告知他的孩子有先天性心臟病；而當自己心愛的孩子命在旦夕時，醫院和醫師卻什麼都不做，只要他把孩子帶回家等死。
這是一個有情的社會所當為的嗎？這是一個有義的國家可以看得過去的事嗎？
醫師被迫成為醫療保險組織的業務員
這樣的醫療保險不但病人深受其害，對於有道德良心的醫師成為他們無法擺脫的內疚。1995年5月的JAMA（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Crawshaw R, Rogers DE, Pellegrino ED, Bulger RJ, Lundberg GD, Bristow LR, Cassel CK, Barondess JA.等八位資深醫師發表了一份「病醫協約（Patient-Physician Covenant）」的聲明，擲地有聲地反思醫業的傳統精神，並對現實惡劣環境與物質化自利追求所帶來對醫學人文精神的戕害提出了嚴肅的批評，內容確實發人深省。聲明上說︰
『就醫學的核心而言，它是建立在信賴協約上的道德事業；這份協約要求醫師必須稱職，並運用其能力謀求病人最大的利益，因此，醫師無論就理智上或道德上而言，都有義務在病人的福祉受威脅時給予支持，並應時時刻刻做為其健康的後盾。
但今日這份信賴協定已嚴重受到威脅。就內部而言，醫師追求物質享樂的自利現象越來越有合理化的趨勢；就外部而言，醫療組織追求利潤已迫使醫師成為提高其獲利能力的業務員。這種醫師責任的扭曲已削弱做為臨床照護核心及架構的醫病關係，若屈從現實而改變原有的信賴關係，則無異於改變醫師做為治療者、照護者、幫助者、病患及所有人健康之後盾的角色。
根據醫學的傳統及本質，它是一種特殊的人類活動。若缺乏謙遜、誠實、理性的正直、同情、對過度自利的自我克制等德行，它就無從有效地進行；這些特性刻畫醫師為一致力追求自身利益以外事物之道德社群成員。
我們首要的義務必是提供那些尋求我們幫助、並信賴我們能給予幫助的人們（健康上的）利益；醫師既做為醫師，就不是、且永遠不該是企業家、守門員或有違我們信賴之國家財政代理人，一旦未將病人福祉置於第一優先，就可能使病人受到較差的醫護品質，甚至使其無法受到醫療照護。
醫業對病人負有首要的義務，我們相信醫療專業必會透過全國、各州及地方醫師公會、學術、研究及醫院組織、特別是透過個人行為來重行肯定這一點。做為促進人們健康及給予病人支持的後盾，我們必須極盡倫理上可行的方法討論、辯護並宣揚醫療照護。唯有關心並給予病人支持，醫學專業的誠信才得以被肯定，如此我們也才得以兌現我們與病人的信賴協定。』
The Patient-Physician Covenant: An Affirmation of Asklepios
Medicine is, at its center, a moral enterprise grounded in a covenant of trust. This covenant obliges physicians to be competent and to use their competence in the patient's best interests. Physicians, therefore, are both intellectually and morally obliged to act as advocates for the sick wherever their welfare is threatened and for their health at all times.
Today, this covenant of trust is significantly threatened. From within, there is growing legitimation of the physician's materialistic self-interest; from without, for-profit forces press the physician into the role of commercial agent to enhance the profitability of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s. Such distortions of the physician's responsibility degrade the 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that is the central element and structure of clinical care. To capitulate to these alterations of the trust relationship is to significantly alter the physician's role as healer, carer, helper, and advocate for the sick and for the health of all.
By its traditions and very nature, medicine is a special kind of human activity-one that cannot be pursued effectively without the virtues of humility, honesty, intellectual integrity, compassion, and effacement of excessive self-interest. These traits mark physicians as members of a moral community dedicated to something other than its own self-interest.
Our first obligation must be to serve the good of those persons who seek our help and trust us to provide it. Physicians, as physicians, are not, and must never be, commercial entrepreneurs, gateclosers, or agents of fiscal policy that runs counter to our trust. Any defection from primacy of the patient's well-being places the patient at risk by treatment that may compromise quality of or access to medical care.
We believe the medical profession must reaffirm the primacy of its obligation to the patient through 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professional societies; our academic, research, and hospital organizations; and especially through personal behavior. As advocates for the promotion of health and support of the sick, we are called upon to discuss, defend, and promulgate medical care by every ethical means available. Only by caring and advocating for the patient can the integrity of our profession be affirmed. Thus we honor our covenant of trust with patients.
「病」除了生物醫學的因由也具有社會因素
從趨勢上看，過去的醫療行為過程中，通常是一種以「醫生為中心」（physician-centered）的模式，但現代的醫療已經邁向「病人為中心」（patient-centered）的模式，也正是和信醫院的基本信念。做一位現代醫師，確實比起過去是困難多了。
「醫生為中心」的醫療模式是以疾病為中心的。過去，醫療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正確判斷病人的疾病，而對症下藥來醫治病人。換句話說，醫師有點像是「看病不看人」的，至少病「人」本身不是醫師主要關心的對象。這樣的思維與做法是認為疾病一旦沒有了，病人就會好了，也不全然是錯的。我們也可以稱為「疾病為中心」（Disease-centered）的模式。
雖然這個模式並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但這個傳統的方法已被很多學者認為太簡化了生病的問題。畢竟醫學的進步使我們發現「病」，常常並不是一個單一事件，比方說只由病菌的感染所引起，「病」除了生物醫學的因由外，也具有社會行為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層面。醫生要醫治的不只在消除促人生病的病毒，更要對整個生病（illness）的病人加以關照。疾病（Disease）是禍因，而生病則是病人所忍受的痛苦。雖然疾病一痊癒，生病情況也會跟著消失，但重心已不只放在疾病上，更要於在病人身上。在治療上，病人對自己的身體也擁有絕對的自主權，並不是醫師認為怎樣治療，就是最好的治療；因此，就治療的行為與方向而言，醫師必須充分與病人溝通並且了解病人的需求，才能擬定治療步驟並做進一步治療。
醫生必須擴展至親切關懷病人和善照顧病人
一位現代的醫生最重要的工作已不再只是對症下藥及病得醫治，而必須擴展至親切關懷病人，和善照顧病人，促進病人信心，減輕病人畏懼並促進健康。以病人為中心的倫理思維，因之提出了四個基本信念，可簡稱為FIFE，也就是：病人的感受（Feeling），病人的認知（Ideas），病人身體的功能（Functioning），及病人的期待（Expectation）等四個需要：
1. Feeling(感受)：病人怕病嗎？也許不必然，不過如果不怕，就不會來尋求醫助，特別是莫名或威脅性命的病症，病人的感受可以用恐懼（Fear）及不安（anxiety）來描述。恐懼、不安、憂慮都會影響病人的心情，感受與能力。醫生曾注意到嗎？
2. Ideas(病人對病的認知)：在一個醫療知識水平低落的地區，通常會有很有認知上的誤差，比方說，把盲腸炎看成消化不良而自行服藥，或肝炎認為只是熬夜過度工作疲累，只要休息就好了。或說吃腦補腦，吃腰子補腰子的傳統觀念，有的更以為中西藥一起服用會效果倍加。病人對自已的病情因觀念認知的誤差而有不同的了解，也影響到就醫行為。到了什麼都無效之後，病人開始想到是不是得了絕症？會不會死？會不會失去某種身體功能…？認知的影響太大了。
3. Functioning(身體功能)：每一個病疾對病人本身都會造成不同的影響，雖然頭痛還不致於使一個人不能正常運作，但工作成效則會下降，精神也受影響。當一個人不能隨心所欲去從事工作時，就會出現暴燥、沮喪，…等不同的反應，影響生活與身體機能。
4. Expectation(期待)：不能稱心的去做該做的事或想做的事，病人就會希望能以某種方法來恢復失去的機能。”我該怎麼辦？”是這個期待中最主要的疑惑，因之病人願意吃藥，打針，開刀，也會使病人變得脆弱聽任擺佈。有時為了得痊癒可以不顧一切。台灣俗語所說的「死馬當作活馬醫」就是這個期待的心裡寫照。
醫病關係的改善病人也需要努力
醫病關係的改善，顯然不只是制度和醫師的問題，病人也需要努力，以求與醫師建立起互信的關係。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賴其萬教授說︰「我常以『醫病關係』為題在各醫學院或醫院演講，期待能喚醒我們的醫學生、醫生如何善盡醫師的天職，但如果周遭的大環境是這般的不合理，我們又怎能期待這些年輕醫師繼續做到我們的期許呢？如果社會大眾的求醫態度就有如到7-11的超商購物一樣，以『方便』為首要考量的話，我們又如何能使醫療人員發揮愛心重視品質呢？」
他指出，目前台灣還是不乏一些有愛心、有良心的醫師，而不是每個醫生都屈服於「企業管理」的淫威，或個人「物質享受」的誘惑，然而，如果社會大眾繼續這種『方便』重於『品質』的求醫態度，這些任勞任怨的『良醫』到底還能撐多久而不淪為高效率的「名醫」呢？
賴其萬教授指出，健保實施以來，國人的「一個病看三個醫生」的濫用醫療資源絕對不是當今美國醫界所推動的「第二意見」(second opinions)。因為我們的病人再看第二、第三、甚至第四位醫生時，本來看他的醫生並未被告知，所以兩位醫生也無從有會商的機會，更談不上分享過去已做過的檢查結果，以致我們的「第二意見」的醫生也就像第一位看他的醫生一樣，一切都從頭開始，而做了許多同樣的檢查，開了同樣性質的藥，等到病人或家屬失去耐心或信心時，又是依樣畫葫蘆，再找一位新的「名醫」，而又從頭開始。結果最大的輸家往往是這些可憐無知的病人，在四處求醫的折騰中，濫用了多少社會資源，也延誤了治病的時機，而最後才發覺病情日益加重，甚者回天乏術。
醫生的關懷可為病人的心門拉開百葉窗
醫者，在傳統的印度符號中，是一隻手，手掌中間畫了一隻眼睛。印度人相信手掌中央有個能量中心。當醫者的手與心聯起來時，就能獲得治療病人的智慧及能力。儘管醫學發展日新月異，但，對生命的尊重與愛，應恆常不變。
世界上大概沒有任何一種其他關係，如同病人對醫生般，希望在最短時間內，毫不保留地，與一個素不相識的陌生人──醫生，建立密切關係，渴望醫生對他的了解能再多一些，深一些。原因無他，一切攸關性命。尤其，一個人在病中往往更無助，情緒幽黯，醫生的關懷便彷若為病人的心門拉開百葉窗，可帶來光亮。
醫生的關懷對病人影響極大，甚至會是治療是否成功的關鍵。哈佛大學艾格伯特醫生等人的研究曾發現，病人在手術前一晚，如有麻醉師去探訪他，向他解釋、保證，這些病人和另一控制組（沒有醫生探望的病人）相較，他們只需一半的止痛藥物。一般而言，他們也比控制組的病人早兩天半出院。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精神科醫生法蘭克，也曾以98位動分離視網膜手術的病人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與醫生有良好信任關係的病人，會比其他病人復原得快。
病人和醫生必須全力探求『友誼』的最深意涵
翻開治療藝術的歷史，自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以來最初的行醫，與傳統部落醫學，都認知治療須透過病人的心靈來運作。直到19世紀，醫學上的作者極少不提到悲傷、絕望或是挫折，對疾病的影響，也不忽略信仰、信心及心靈平和的治療效果。但，現代醫生藉由醫藥技術，獲得對某些疾病極大的掌控力量後，現實的醫療環境裡，民眾生病時往往好醫生難求，遇到的多是冷漠的醫療機械匠：看重對「病」的檢查數據、專業知識，更甚於對「病人」的關懷與了解。
醫學需要超越科學醫療關係中，大部份情況是：醫生強勢、病人弱勢，病人與醫生不能平起平坐。兩者之間橫亙著一道無形的情感絕緣牆，醫生是醫生，病人是病人。為了病人的健康，也為了醫學專業的健康，病人和醫生必須全力探求『友誼』的最深意涵，臨床態度與獲取資訊毫不相關，要毫無保留地對病人投注愛、幽默、同理心、悲憫與同情。
做了「感心」的事，友誼就在其間
在黃達夫院長的心目中，病人和醫生之間的「友誼」不是用來體會或回憶，也不必思考演繹。它要去做，做了「感心」的事，友誼就在其間。
黃院長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秘書也傳來一封病人的e-mail，這位病人是位三十多歲的女士，她說她和她父親都是癌症病人，在我們醫院治病過程中，碰到的醫師都很詳盡地說明病情、手術的方式、術後的照護及癒後，使得病人和家屬都感到安心。我們照顧她父親的三年期間，醫院裏從醫師、護士到清掃的阿嫂們，對病人的關心程度都超越了他們的職責。她認為有些醫院內發生的點滴，我不一定看得到，所以，寫這封信來表示謝意，並祝我聖誕快樂。
她說她父親臨終前住院時，護士向她父親親切逗趣的對話一直烙印在她心中；「阿公呀！我們卡等來洗澡喔！」「免啦！沒出去身體無骯髒啦！」「哎喲！無骯髒洗一洗卡爽快啦！你等我一會兒，我先去隔壁馬上過來喔！」「免啦！免啦！未要緊啦！妳去忙妳的事情啦！」「哎喲！拜託你給我一個機會給你服務啦！你免歹勢啦！」「好啦！好啦！待會我兒子來，我叫我兒子替我洗啦！」「麥啦！你兒子卡晚才會來，咱現在就來洗洗才可早點休息呀！走啦，走啦，我先來準備。」她說她很感激護士的用心讓她看到她父親難展的笑靨，那既靦腆又燦爛猶如頑童似的笑靨，至今仍歷歷在目。之後她父親病情逐漸加重，當她父親進入臥床昏睡期時，則需被動式替他翻身換尿布，護士們動作輕柔細心地用大棉棒沾水反覆替她父親清洗屁股保持乾燥清潔時的情景，好像是對待自己的親人一般，她說如果這是醫院給護士的訓練，那麼她要向我說聲「謝謝！」並恭喜我擁有如此盡職的員工，她們做到醫院的要求了。她說她父親教導子女隨時都應存著感恩的心。人與人間原本是陌生的，但是藉由醫病的互動使她感受到「愛」是如此寬廣，是這麼的無私，也是無條件的！
看到這封信，就像打了一針振奮劑，掃盡我所有的挫敗感。我們的努力，只要有一個人或一個家庭感受到，就不是白費了，它讓我心情高漲，對新年度的工作充滿鬥志。對於任何醫療工作者而言，再也沒有比這封 e-mail更美好的禮物了！
這是一件尋常的護理工作，但是因為有人愉快地付出，有人真誠地感動，使它令人讀之落淚的一段故事。尤其經由一位細心的醫院的院長娓娓道來，讓所有的工作同仁都有偉大的感覺。可以想像得出來，和信醫院看到院長寫這樣的文章之後，就很清楚自己應該怎麼做了。
病人已經不特別感謝醫師了嗎？醫護人員做了哪些可以讓病人特別感謝的事呢？
「病人按鈴，為了怕有緊急狀況，我們一定會立刻奔前去處理。可是當我們進了病房，發現病人跟家屬或訪客有說有笑，家屬手一揮，對我們說『請妳把窗簾拉開』。如果你是醫護人員，你做何感想？」一位資深的護理人員感嘆地說︰「現在的病人及家屬普遍地以消費者自居，很自然地對醫護人員，尤其是對護理人員指頤氣使的，明明順手可做的事，都會要護理人員代勞。」和信醫院為了降低院內感染率，規定「健保房」為兩床一房，病人必須支付健保給付外的差額，更使病人及家屬容易認為既然多繳了病房費，不差遣護士多做點事，可不就吃大虧了？殊不知和信醫院的護理人員必須在醫師巡房之前，對每一位照顧的病人的情況提出報告，並且給予建議；對於醫師的處方要做初步的校對，有時候還會找出大錯誤來。護理人員該做的「正事」太多了，如果大家都差遣她們去做一些小事，吃虧的應該是病人。
傳統醫學的醫病關係互動頻繁而親密
從醫學史的發展看來，醫病之間的關係演變到如此的薄情，似乎也有一些線索可供思考。
早期的西方醫學，如我們所提到希臘醫學，尤其是希波克拉底和蓋侖，都是一種整體醫學；它強調心與身、人體與自然的相互聯繫；它非常重視保持健康，認爲健康主要取決於生活方式、心理和情緒狀態、環境、飲食、鍛煉、心態平和以及意志力等因素的影響。在這個傳統中，要求醫生應當特別重視研究每個病人個體健康的特殊性和獨特性。它關注的是病人而不是疾病，強調的是病人和醫生之間的主動合作。換句話說，傳統醫學的醫病關係是互動比較頻繁而親密的。
文藝復興後疾病被看得比病人變得更重要
這樣「看病人而不只是看病」的美好歲月，一直到16世紀文藝復興以後，蓋侖和其他希臘－羅馬醫學家的著作逐漸被抛棄，人們認爲真理不是在於過去而是在於現在和未來；不是在書本中而是在軀體上；醫學進步不是取決於更好地理解古代的權威而是取決於觀察、實驗、新事實的收集以及對病人生前和死後的密切檢查。
在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方，解剖技術已十分普及、並獲得了威望和合法化。此後，屍體解剖開闢了細緻觀察骨的結構、血管系統和神經系統以及組織本身的新天地。西方醫學因此闖入了迄今爲止一直是神聖的領域――在亞洲醫學傳統中依然保持著神聖領域。
其後果是，在西方醫學進一步發展中，疾病比病人變得越來越重要了，解剖學、生理學比生病個體的後果變得越來越重要了。通過連續不斷的新技術――顯微鏡、聽診器、血壓計、體溫計和其他記錄裝置，然後是以X線開始的各種影響技術――西方醫學以一種全新的方式思考健康和疾病，這是不同于它原來的和亞洲醫學體系的思考方式。
這是一種越來越傾向於唯物論的和還原論的方式，關於健康的生物學系統的焦點集中在細胞，而有關疾病的原因則集中在細菌或病毒方面。這種思想突出了疾病和治療的特異性――魔彈，即針對每一種疾病的藥品。隨著埃利希（Paul Ehrlich）的魔彈――對抗梅毒的灑爾福散――後來是20世紀30年代的磺胺藥物，然後是40年代青黴素和其他抗生素的到來，世界上有了第一批前所未有的、能有效治療特殊疾病的藥物。它們創造了非常強有力的醫療手段並取得了醫學的勝利；正象西方認爲已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戰勝了極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一樣，西方醫學則在醫學領域也獲得了同樣的成就。
病人被簡化爲需要修理的生命機器
醫學在20世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龐大的現代化醫院裏那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種診斷治療儀器和設備：從X射線、心電圖、電鏡、內窺鏡、示蹤儀、超聲診斷儀，到自動生化分析儀、CT掃描、正電子攝影（PET）、核磁共振（MRI），使醫生能準確、動態、自動地診斷、分析疾病原因和機體的功能變化。腎透析機、 心肺機、起搏器、人工臟器等在臨床治療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化學藥物、器官移植、生殖技術、介入性治療等提供了多種有效治療手段。現代化的診斷治療將醫生的注意力從關注病人吸引到尋找致病原因、分析偏離正常值的資料、發現細胞或分子的結構和功能變化上。爲了更準確、有效地診治疾病，建立起按疾病的不同位置或類型分類的臨床專科，在此病人被簡化爲因機體的某一部位損傷或功能失常需要修理和更換的生命機器。爲了便於現代化醫院的管理，病人的姓名被半軍事化的番號所取代。專業化的發展導致了醫療保健的分解，於是，在現代醫學的辭彙中病人一詞被分解爲單個的詞素，病人的痛苦被轉化爲疾病的症狀和體征。作爲一個整體的病人就這樣逐漸地在現代醫學診療過程中被消解了。儘管對病人的關照依然被提及，但那已是現代醫學技術範疇之外的事情了。醫學中的人文精神在現代科學技術洪流的沖刷下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儘管醫學在20世紀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現在對醫學失望和懷疑氣氛卻更濃。60年代樂觀主義的搖旗呐喊已消失殆盡。青黴素發明産生的激動、心臟移植帶來的喜悅、1978年第一例試管嬰兒出生的歡呼已不復存在。存在的是對遺傳工程和生物技術發展可能出現後果的恐懼日益增長，對醫療保健非人格化傾向的不滿，對不堪重負的醫療費用和衛生資源分配不公的批評。在這種情況下，公衆對於科學醫學所採用的高技術“能做和將做”的驚恐必定增加。醫學有時似乎由主要對發展它的技術能力感興趣的精英領導，而他們很少考慮它的社會目的和價值，甚至個體的痛苦。病人被看作爲“問題”，或等待修理的“生命機器”。因此，就不奇怪公衆爲何對此反感，而樂於接受更人道地對待他們的傳統醫學或自然療法。
醫學界湧動著回歸人文的思潮
爲此，醫學界和社會上的有識之士急切地呼喚醫學需要新的轉向，需要重新定義其目的，需要人文精神的關注。20世紀70年代在西方國家出現的病人權利運動、自我保健運動、自然療法運動、整體醫學運動，生命倫理學的誕生和發展，以及70年代後期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提出，都充分地顯示出醫學已開始出現新的轉向，即從在生物學因素方面探尋疾病的原因和治療的傾向，向立體化、網路化、多維度地審視健康和疾病問題轉向。與此同時，隨著生命科學研究的深入，人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生物機械論的局限性和人的整體有機聯繫。醫學界湧動著回歸人、回歸社會、回歸人文的思潮，強調醫學的目的是以人爲本，醫學不僅只是對疾病的治療（cure），而且更需要對病人的關懷和照料(care)。
對待病人的最好方式是你對他們的愛
然而，要扭轉長期以來生物醫學模式所形成的思維定勢並非易事。即使到目前，許多醫生並未充分認識到生物醫學模式的局限性，不理解醫學本質和價值。在技術社會中，人們強調硬科學的定量資料，回避模糊性和多元化，對生命的價值和疾病的意義等哲學問題感到窘迫。但就醫學而言，由於它經常面對病痛與死亡，若醫生忽視病人的價值、不探求生命的意義和醫學的目的，其後果是難以想象的。
好醫生是承諾對病人實施最好的保健的醫生。現代醫生面臨的挑戰是在科技知識和人文素養之間保持平衡。解決這一問題的最重要一步是強調成爲一個醫生不僅需要自然科學知識，而且也需要人文社會科學知識。
希波克拉底說，你對待人的最好方式是你對他們的愛，對他們的事情感興趣。美國著名醫學家、人文主義者奧斯勒指出，作爲醫生需要不斷提醒自己，在看病人時，應當坐下來，哪怕只是30秒鐘，病人會因此放鬆，更容易交流思想，至少感到醫生願意花時間對他的病人有興趣。這是醫生的基本哲學。目前，歐美各國已深刻認識到加強醫學人文社會科學知識教育的必要性，許多大學的醫學院和臨床醫院都設置了相應的課程和實踐訓練，以促進醫學科學與人文精神的結合。
「這刀開下去，到底誰要付帳？」
在沒有醫療保險制度之前，醫師和病人的關係是比較單純而親密的。病人身體不舒服，直接找醫師看病；醫師對求診者竭盡所能，用心照顧，期能使病人早日康復。過去，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老醫生望著發高燒的小孩，對著年輕的父母罵道︰「做什麼父母？孩子燒成這樣才帶來。」他說話時，急切之情與關懷之意就像孩子的爺爺一樣，因此，被罵的年輕父母不但不以為忤，還會感到溫暖與感謝。
有了醫療保險制度之後，醫師和病人的關係就顯得複雜而疏遠多了。醫師是在醫院當差的，你直接找他看病也沒用，因為重要的檢驗及治療器材都在大醫院裡，你必須向醫院掛號，按照醫院的程序去看病，而醫院的主要收入來自保險公司，因此他的看病程序與診療邏輯，可以說完全配合醫院未來跟保險公司打交道那一套而已設計的，這就是所謂的「管理式醫療」(Managed Medicine)。醫師受制於以賺錢為目標的醫院，醫院受制於保險公司，因此，面對一個岌岌可危的病人，醫師可能要一手拿手術刀，一手拿電話筒問保險公司︰「這刀開下去，到底誰要付帳？」
以美國為例，他們的醫療保險已經高度商品化了，保險產品其契約複雜的程度已經不是一般人可以讀得通的，儘管保險經紀人在你簽下保單之前，每一條都儘可能讀給你聽，不過，事過三天，條約上的規定已經忘卻殆半，非得等到壞事臨頭，才又回過頭去請教經紀人，結果才發現，保單上保險公司願意認帳的壞事，你一樣都沒發生；保單上保險公司沒有義務付錢的，你都碰上了。
孩子命在旦夕醫院和醫師卻什麼都不做
電影 “ John Q ” ( 燃眉之急，或譯迫在眉梢 )演的就是這麼回事。
故事敘述一個黑人小孩瀕危，爸爸在變賣家當、四處籌錢不果，決定不惜犯險孤注一擲單槍匹馬封鎖醫院的急診室，只希望醫院把他兒子放進心臟移植的等候名單中。
飾演男主角約翰的是剛贏得本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丹素華盛頓。約翰是個是一個在工作上兢兢業業、愛家庭的好男人，他的妻子丹妮絲和他的小兒子麥可就是他世界的全部。工廠生意不景氣使他瀕臨失業，然而他是個樂觀而堅強的人，有太太與兒子在身邊，他仍然感到滿足，再大的難關他都會咬緊牙關獨自承受下去。然而禍不單行，他九歲的兒子在學校運動會上突然休克，醫生診斷的結果是先天性心臟病，治療方法只有儘快進行換心手術。可是約翰發現上司只給他買了最低額的保險，這對鉅額手術費來說簡直微不足道，醫院以此為理由拒絕為約翰兒子做手術，政府各部門對此事也表現得異常冷漠。約翰感到自己被整個世界欺騙了，焦慮、無助、憤怒一同湧上心頭，看著逼近鬼門關的兒子和傷透了心幾近失控的妻子，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才走上絕路。
什麼才是一個有情有義的社會所當為的
這部電影很戲劇性地對美國的醫療保險制度做了有力的控訴。美國目前有五千萬人沒有醫療保險；有醫療保險的人，大多數也都在保險公司的算計下，真的害大病的時候也得不到太多的好處，平常的小病根本就都要自己掏腰包。
對約翰而言，他沒有能力去理解醫療保險制度如何形成社會安全體系這樣政治性的大問題；精算師如何和保險公司掛鉤，把醫師當工具訂定出連自己生病都不見得搞得清楚的條款，他也無力去抗議。他知道的只是他天天努力上工，流的汗水不輸給任何一個在冷氣房裡工作的醫師。他的薪水每個月也都被醫療保險公司抽去一部分，但是，保險公司未了避開更多的醫療支出，他們所提供的健康檢查故意忽略某些檢查，因此從未告知他的孩子有先天性心臟病；而當自己心愛的孩子命在旦夕時，醫院和醫師卻什麼都不做，只要他把孩子帶回家等死。
這是一個有情的社會所當為的嗎？這是一個有義的國家可以看得過去的事嗎？
醫師被迫成為醫療保險組織的業務員
這樣的醫療保險不但病人深受其害，對於有道德良心的醫師成為他們無法擺脫的內疚。1995年5月的JAMA（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Crawshaw R, Rogers DE, Pellegrino ED, Bulger RJ, Lundberg GD, Bristow LR, Cassel CK, Barondess JA.等八位資深醫師發表了一份「病醫協約（Patient-Physician Covenant）」的聲明，擲地有聲地反思醫業的傳統精神，並對現實惡劣環境與物質化自利追求所帶來對醫學人文精神的戕害提出了嚴肅的批評，內容確實發人深省。聲明上說︰
『就醫學的核心而言，它是建立在信賴協約上的道德事業；這份協約要求醫師必須稱職，並運用其能力謀求病人最大的利益，因此，醫師無論就理智上或道德上而言，都有義務在病人的福祉受威脅時給予支持，並應時時刻刻做為其健康的後盾。
但今日這份信賴協定已嚴重受到威脅。就內部而言，醫師追求物質享樂的自利現象越來越有合理化的趨勢；就外部而言，醫療組織追求利潤已迫使醫師成為提高其獲利能力的業務員。這種醫師責任的扭曲已削弱做為臨床照護核心及架構的醫病關係，若屈從現實而改變原有的信賴關係，則無異於改變醫師做為治療者、照護者、幫助者、病患及所有人健康之後盾的角色。
根據醫學的傳統及本質，它是一種特殊的人類活動。若缺乏謙遜、誠實、理性的正直、同情、對過度自利的自我克制等德行，它就無從有效地進行；這些特性刻畫醫師為一致力追求自身利益以外事物之道德社群成員。
我們首要的義務必是提供那些尋求我們幫助、並信賴我們能給予幫助的人們（健康上的）利益；醫師既做為醫師，就不是、且永遠不該是企業家、守門員或有違我們信賴之國家財政代理人，一旦未將病人福祉置於第一優先，就可能使病人受到較差的醫護品質，甚至使其無法受到醫療照護。
醫業對病人負有首要的義務，我們相信醫療專業必會透過全國、各州及地方醫師公會、學術、研究及醫院組織、特別是透過個人行為來重行肯定這一點。做為促進人們健康及給予病人支持的後盾，我們必須極盡倫理上可行的方法討論、辯護並宣揚醫療照護。唯有關心並給予病人支持，醫學專業的誠信才得以被肯定，如此我們也才得以兌現我們與病人的信賴協定。』
The Patient-Physician Covenant: An Affirmation of Asklepios
Medicine is, at its center, a moral enterprise grounded in a covenant of trust. This covenant obliges physicians to be competent and to use their competence in the patient's best interests. Physicians, therefore, are both intellectually and morally obliged to act as advocates for the sick wherever their welfare is threatened and for their health at all times.
Today, this covenant of trust is significantly threatened. From within, there is growing legitimation of the physician's materialistic self-interest; from without, for-profit forces press the physician into the role of commercial agent to enhance the profitability of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s. Such distortions of the physician's responsibility degrade the 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that is the central element and structure of clinical care. To capitulate to these alterations of the trust relationship is to significantly alter the physician's role as healer, carer, helper, and advocate for the sick and for the health of all.
By its traditions and very nature, medicine is a special kind of human activity-one that cannot be pursued effectively without the virtues of humility, honesty, intellectual integrity, compassion, and effacement of excessive self-interest. These traits mark physicians as members of a moral community dedicated to something other than its own self-interest.
Our first obligation must be to serve the good of those persons who seek our help and trust us to provide it. Physicians, as physicians, are not, and must never be, commercial entrepreneurs, gateclosers, or agents of fiscal policy that runs counter to our trust. Any defection from primacy of the patient's well-being places the patient at risk by treatment that may compromise quality of or access to medical care.
We believe the medical profession must reaffirm the primacy of its obligation to the patient through 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professional societies; our academic, research, and hospital organizations; and especially through personal behavior. As advocates for the promotion of health and support of the sick, we are called upon to discuss, defend, and promulgate medical care by every ethical means available. Only by caring and advocating for the patient can the integrity of our profession be affirmed. Thus we honor our covenant of trust with patients.
「病」除了生物醫學的因由也具有社會因素
從趨勢上看，過去的醫療行為過程中，通常是一種以「醫生為中心」（physician-centered）的模式，但現代的醫療已經邁向「病人為中心」（patient-centered）的模式，也正是和信醫院的基本信念。做一位現代醫師，確實比起過去是困難多了。
「醫生為中心」的醫療模式是以疾病為中心的。過去，醫療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正確判斷病人的疾病，而對症下藥來醫治病人。換句話說，醫師有點像是「看病不看人」的，至少病「人」本身不是醫師主要關心的對象。這樣的思維與做法是認為疾病一旦沒有了，病人就會好了，也不全然是錯的。我們也可以稱為「疾病為中心」（Disease-centered）的模式。
雖然這個模式並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但這個傳統的方法已被很多學者認為太簡化了生病的問題。畢竟醫學的進步使我們發現「病」，常常並不是一個單一事件，比方說只由病菌的感染所引起，「病」除了生物醫學的因由外，也具有社會行為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層面。醫生要醫治的不只在消除促人生病的病毒，更要對整個生病（illness）的病人加以關照。疾病（Disease）是禍因，而生病則是病人所忍受的痛苦。雖然疾病一痊癒，生病情況也會跟著消失，但重心已不只放在疾病上，更要於在病人身上。在治療上，病人對自己的身體也擁有絕對的自主權，並不是醫師認為怎樣治療，就是最好的治療；因此，就治療的行為與方向而言，醫師必須充分與病人溝通並且了解病人的需求，才能擬定治療步驟並做進一步治療。
醫生必須擴展至親切關懷病人和善照顧病人
一位現代的醫生最重要的工作已不再只是對症下藥及病得醫治，而必須擴展至親切關懷病人，和善照顧病人，促進病人信心，減輕病人畏懼並促進健康。以病人為中心的倫理思維，因之提出了四個基本信念，可簡稱為FIFE，也就是：病人的感受（Feeling），病人的認知（Ideas），病人身體的功能（Functioning），及病人的期待（Expectation）等四個需要：
1. Feeling(感受)：病人怕病嗎？也許不必然，不過如果不怕，就不會來尋求醫助，特別是莫名或威脅性命的病症，病人的感受可以用恐懼（Fear）及不安（anxiety）來描述。恐懼、不安、憂慮都會影響病人的心情，感受與能力。醫生曾注意到嗎？
2. Ideas(病人對病的認知)：在一個醫療知識水平低落的地區，通常會有很有認知上的誤差，比方說，把盲腸炎看成消化不良而自行服藥，或肝炎認為只是熬夜過度工作疲累，只要休息就好了。或說吃腦補腦，吃腰子補腰子的傳統觀念，有的更以為中西藥一起服用會效果倍加。病人對自已的病情因觀念認知的誤差而有不同的了解，也影響到就醫行為。到了什麼都無效之後，病人開始想到是不是得了絕症？會不會死？會不會失去某種身體功能…？認知的影響太大了。
3. Functioning(身體功能)：每一個病疾對病人本身都會造成不同的影響，雖然頭痛還不致於使一個人不能正常運作，但工作成效則會下降，精神也受影響。當一個人不能隨心所欲去從事工作時，就會出現暴燥、沮喪，…等不同的反應，影響生活與身體機能。
4. Expectation(期待)：不能稱心的去做該做的事或想做的事，病人就會希望能以某種方法來恢復失去的機能。”我該怎麼辦？”是這個期待中最主要的疑惑，因之病人願意吃藥，打針，開刀，也會使病人變得脆弱聽任擺佈。有時為了得痊癒可以不顧一切。台灣俗語所說的「死馬當作活馬醫」就是這個期待的心裡寫照。
醫病關係的改善病人也需要努力
醫病關係的改善，顯然不只是制度和醫師的問題，病人也需要努力，以求與醫師建立起互信的關係。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賴其萬教授說︰「我常以『醫病關係』為題在各醫學院或醫院演講，期待能喚醒我們的醫學生、醫生如何善盡醫師的天職，但如果周遭的大環境是這般的不合理，我們又怎能期待這些年輕醫師繼續做到我們的期許呢？如果社會大眾的求醫態度就有如到7-11的超商購物一樣，以『方便』為首要考量的話，我們又如何能使醫療人員發揮愛心重視品質呢？」
他指出，目前台灣還是不乏一些有愛心、有良心的醫師，而不是每個醫生都屈服於「企業管理」的淫威，或個人「物質享受」的誘惑，然而，如果社會大眾繼續這種『方便』重於『品質』的求醫態度，這些任勞任怨的『良醫』到底還能撐多久而不淪為高效率的「名醫」呢？
賴其萬教授指出，健保實施以來，國人的「一個病看三個醫生」的濫用醫療資源絕對不是當今美國醫界所推動的「第二意見」(second opinions)。因為我們的病人再看第二、第三、甚至第四位醫生時，本來看他的醫生並未被告知，所以兩位醫生也無從有會商的機會，更談不上分享過去已做過的檢查結果，以致我們的「第二意見」的醫生也就像第一位看他的醫生一樣，一切都從頭開始，而做了許多同樣的檢查，開了同樣性質的藥，等到病人或家屬失去耐心或信心時，又是依樣畫葫蘆，再找一位新的「名醫」，而又從頭開始。結果最大的輸家往往是這些可憐無知的病人，在四處求醫的折騰中，濫用了多少社會資源，也延誤了治病的時機，而最後才發覺病情日益加重，甚者回天乏術。
醫生的關懷可為病人的心門拉開百葉窗
醫者，在傳統的印度符號中，是一隻手，手掌中間畫了一隻眼睛。印度人相信手掌中央有個能量中心。當醫者的手與心聯起來時，就能獲得治療病人的智慧及能力。儘管醫學發展日新月異，但，對生命的尊重與愛，應恆常不變。
世界上大概沒有任何一種其他關係，如同病人對醫生般，希望在最短時間內，毫不保留地，與一個素不相識的陌生人──醫生，建立密切關係，渴望醫生對他的了解能再多一些，深一些。原因無他，一切攸關性命。尤其，一個人在病中往往更無助，情緒幽黯，醫生的關懷便彷若為病人的心門拉開百葉窗，可帶來光亮。
醫生的關懷對病人影響極大，甚至會是治療是否成功的關鍵。哈佛大學艾格伯特醫生等人的研究曾發現，病人在手術前一晚，如有麻醉師去探訪他，向他解釋、保證，這些病人和另一控制組（沒有醫生探望的病人）相較，他們只需一半的止痛藥物。一般而言，他們也比控制組的病人早兩天半出院。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精神科醫生法蘭克，也曾以98位動分離視網膜手術的病人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與醫生有良好信任關係的病人，會比其他病人復原得快。
病人和醫生必須全力探求『友誼』的最深意涵
翻開治療藝術的歷史，自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以來最初的行醫，與傳統部落醫學，都認知治療須透過病人的心靈來運作。直到19世紀，醫學上的作者極少不提到悲傷、絕望或是挫折，對疾病的影響，也不忽略信仰、信心及心靈平和的治療效果。但，現代醫生藉由醫藥技術，獲得對某些疾病極大的掌控力量後，現實的醫療環境裡，民眾生病時往往好醫生難求，遇到的多是冷漠的醫療機械匠：看重對「病」的檢查數據、專業知識，更甚於對「病人」的關懷與了解。
醫學需要超越科學醫療關係中，大部份情況是：醫生強勢、病人弱勢，病人與醫生不能平起平坐。兩者之間橫亙著一道無形的情感絕緣牆，醫生是醫生，病人是病人。為了病人的健康，也為了醫學專業的健康，病人和醫生必須全力探求『友誼』的最深意涵，臨床態度與獲取資訊毫不相關，要毫無保留地對病人投注愛、幽默、同理心、悲憫與同情。
做了「感心」的事，友誼就在其間
在黃達夫院長的心目中，病人和醫生之間的「友誼」不是用來體會或回憶，也不必思考演繹。它要去做，做了「感心」的事，友誼就在其間。
黃院長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秘書也傳來一封病人的e-mail，這位病人是位三十多歲的女士，她說她和她父親都是癌症病人，在我們醫院治病過程中，碰到的醫師都很詳盡地說明病情、手術的方式、術後的照護及癒後，使得病人和家屬都感到安心。我們照顧她父親的三年期間，醫院裏從醫師、護士到清掃的阿嫂們，對病人的關心程度都超越了他們的職責。她認為有些醫院內發生的點滴，我不一定看得到，所以，寫這封信來表示謝意，並祝我聖誕快樂。
她說她父親臨終前住院時，護士向她父親親切逗趣的對話一直烙印在她心中；「阿公呀！我們卡等來洗澡喔！」「免啦！沒出去身體無骯髒啦！」「哎喲！無骯髒洗一洗卡爽快啦！你等我一會兒，我先去隔壁馬上過來喔！」「免啦！免啦！未要緊啦！妳去忙妳的事情啦！」「哎喲！拜託你給我一個機會給你服務啦！你免歹勢啦！」「好啦！好啦！待會我兒子來，我叫我兒子替我洗啦！」「麥啦！你兒子卡晚才會來，咱現在就來洗洗才可早點休息呀！走啦，走啦，我先來準備。」她說她很感激護士的用心讓她看到她父親難展的笑靨，那既靦腆又燦爛猶如頑童似的笑靨，至今仍歷歷在目。之後她父親病情逐漸加重，當她父親進入臥床昏睡期時，則需被動式替他翻身換尿布，護士們動作輕柔細心地用大棉棒沾水反覆替她父親清洗屁股保持乾燥清潔時的情景，好像是對待自己的親人一般，她說如果這是醫院給護士的訓練，那麼她要向我說聲「謝謝！」並恭喜我擁有如此盡職的員工，她們做到醫院的要求了。她說她父親教導子女隨時都應存著感恩的心。人與人間原本是陌生的，但是藉由醫病的互動使她感受到「愛」是如此寬廣，是這麼的無私，也是無條件的！
看到這封信，就像打了一針振奮劑，掃盡我所有的挫敗感。我們的努力，只要有一個人或一個家庭感受到，就不是白費了，它讓我心情高漲，對新年度的工作充滿鬥志。對於任何醫療工作者而言，再也沒有比這封 e-mail更美好的禮物了！
這是一件尋常的護理工作，但是因為有人愉快地付出，有人真誠地感動，使它令人讀之落淚的一段故事。尤其經由一位細心的醫院的院長娓娓道來，讓所有的工作同仁都有偉大的感覺。可以想像得出來，和信醫院看到院長寫這樣的文章之後，就很清楚自己應該怎麼做了。
病人已經不特別感謝醫師了嗎？醫護人員做了哪些可以讓病人特別感謝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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