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沒有好醫師

文 / 鄭春鴻

我是一個新聞記者，十年前剛剛到和信醫院服務的時候，一口氣看到了這麼多好醫師和好護士，感到很驚訝。因為在我過去的採訪經驗以及就醫經驗，對醫師和護士的服務態度，其實是不太敢恭維的。

我對宋瑞樓教授說，我有一個採訪的構想，希望他和我一起來合作。我說：「您幾乎見證了整部台灣現代醫學史，台灣很多名醫都是您的學生，您一定知道有哪一些醫師是好醫師。我們一個一個來寫他們的故事。您口述，我來記錄。重要的是在說他們故事的同時，讓讀者知道好醫師的條件是什麼，提供給病人及家屬在選擇、判斷好醫師的時候做參考；也給未來要做醫師的醫學生知道，他們應該怎麼努力，才會變成一個病人及家屬尊敬的好醫師。」

對一個膚淺的新聞記者如我而言，覺得自己提出了一個很好的採訪計畫，心裡洋洋得意，猜想宋教授也應該會同意這個合作計劃。一直到不久前不是還有知名雜誌做什麼「百大名醫」的專題報導嗎？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宋樓教授幾乎不假思索地，笑嘻嘻地對著我搖搖頭說：「我心目中沒有好醫師，最多只能說我知道有哪一些醫師做了什麼好事情。」

做採訪工作多年，同時在編輯台上也自認經驗豐富的我，聽到宋教授簡單地而直接的回答，立刻汗顏不已，覺得自己蠢到不行。

新聞記者和編輯每天費盡心思，只知道同中求異，狗咬人的不是新聞，天天去打聽哪裡有人咬狗；街頭巷尾去找一些最好的、最壞的、最快的、最慢、最大、最小的新聞，以為這才是讀者喜歡看的。

宋教授的一句話給一個在新聞工作上做了二十年的記者和編輯打了一巴掌，恍然只能承認那些「最」新聞，大都是新聞記者製造出來的，經常不過是「假新聞」，即使它真的是「最」，其實也不如何；反是那些最美的故事、相對有價值的故事都是發生在看似無聊而例行的工作過程之中。

在醫院工作十年之後，我確實發現，要評斷一個醫生的好壞，特別不能以成敗論英雄。對病人和家屬而言，把病治好，讓病人康復回家確實是最大的想望，但是上帝透露給醫生治病的能力顯然非常有限，醫學可以說是最年輕的科學，醫療充滿了不確定性。「病名」只是醫學上的代號，不同的病人即使被派得了相同的「病名」，他們所患的病，以及被建議做的治療，可能差別很大。

病人不會照書生病；醫生也不能完全照書來照顧病人。從統計學上，從醫療的準則上為病人找到「醫界共識」的醫療方法，這些所謂「實證醫學」只是醫生最基本的技能。一個好醫師必須了解病人對人生的期待；清楚病人的家庭支持程度；知道病人的財力狀況等等，凡事都替病人著想。這樣在病人生病的過程當中所付出的愛與關心，其所貢獻的精神、時間與智慧，都不下於醫療本身。而這也往往正是故事最美的部分。

我們天天在報紙的醫療新聞上，看到的經常都只是一些所謂的「醫學新知」，更多的是置入性的商業醫學報導。至於病人與醫師之間最美的故事，卻因為媒體的商品化、記者的膚淺以及編輯對新聞價值判斷的自以為是而被遺忘。久而久之，醫師就被形塑成像一般的技術人員，或藥商的業務員；病醫的關係也就自然成為交易的關係。令人擔憂的是病人和醫師，以及醫院的經營者，甚至國家的決策者，似乎也都逐漸接受了醫業這樣的形象與角色。

宋瑞棲教授一句簡單地回答，直指新聞價值的現代荒謬，也為醫療新聞的寫作開啟了另一扇窗。

後來我在宋教授的書中看到一段故事，略謂他在考高中的時候，作文題目是「我心目最欽佩的民族英雄」。宋教授說他是這樣寫的：「我心目中沒有最欽佩的民族英雄，我心目中只有哪一些歷史人物做了什麼值得我欽佩的事。……」結果分數好像很低。我讀了之後為之莞爾，原來這位老頑童，從小就已經是這種「學者」的調調了。早看到這個故事，我就不問那個蠢問題了。(作者為和信醫院文教暨公共事務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