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春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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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漂亮的水果_努力地讓自己長得豐滿多汁_ 最終還要供人當成活命之物_不偷也不搶 _人有它們高貴嗎?(鄭春鴻攝於高雄三民市場) |
我們要做一個高貴的人。我們要在人間領有一張「好駕駛」(good driver)的證書，在天堂的保險費才會便宜一點。
文：鄭春鴻
人之初，嚴格說就開始有職責。呱呱墜地之後，小貝比的職責就是活下來。這時候，他看來沒什麼本領，其實他一身的天賦，包括從母體獲得的抗體，看他肚子餓的時候使勁地大哭，就看得出他正在盡自己的天職，勇敢地讓自己活下來。孩子大哭，大人才會來餵養照顧他，他大哭的時候，也許不知道他正在盡職責，不過這確實是他唯一能做的，以不辜負上天的好生之德。
人漸漸長大之後，各種職責就開始出現了。不同的群己的關係，使每一個人的職責不盡相同；有趣的是即使相同的群己關係，不同的人自認應盡的職責也不盡相同。比如，華人父母傳統要為子女的牛馬，一般要留點財產給孩子，至少得儘量栽培孩子上大學。父母將它視為職責；洋人爸媽則一般認為孩子長大，自己要承擔一切。當然，同樣是華人父母，同樣是洋爸洋媽，大家的看法和做法也都不盡相同。
職責是怎麼來的呢？大多數的職責是一旦我們扮演了某個角色，社會就把一定的職責派到我們的頭上來。這樣的角色，有的是經由我們自己選擇的，比如當一名醫師、一名計程車司機；也有是天生就有的職位，比如當人家的兒子。
職責也有我們自己主動去承擔的。比如，傳教士馬偕大老遠從加拿大到淡水來做了一番令人動容的事業；四川大地震，世界各地的救難人員紛紛到場，一直到現在還有很多人義務到山區去幫忙。這些職責沒有人要求你一定要去做，而是你覺得自己心靈上有「負擔」，是心甘情願地去做的。這樣自己找來的職責，最常見的是社會上的志工、義工，他們沒有酬勞地去服務陌生人，他們做的一些事，有很多即使給人酬勞也沒有人願意去做的。
德國哲學家康德 ( Immanuel Kant, 17241804 ) 對於什麼是「職責」也滿有興趣的。他為此做出「完全職責」 (perfect duty) 和「不完全的職責」 (Imperfect duty) 的區別。
在名著《道德形而上學》中，他指出，「完全職責」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完成的職責；「不完全職責」是一種不一定要履行的職責，我們有很大尺度的自由去決定要不要去履行「不完全職責」。在「完全職責」中，行為有必然的目的，並由一種必然的命令式所要求，比如「不要撒謊」。另一方面，在「不完全職責」中，我們可以運用例外的規則，允許有時選擇執行，有時不執行，比如「救濟窮人」，為什麼《聖經》上說富人上天堂是不容易的，正是因為他們深信「善門難開」。「不完全職責」是允許在必然的良善準則之下，有偶然的良善行為，比如富人對於能抵稅的事才願意捐款，因為捐款可邀令譽，反正不捐也會被政府課稅。不過，他會宣稱怎麼說都不能把「捐款」這碼子事賴在他身上，說是他的職責。
康德說：「不完全職責相應地只是德性的職責。實行它是優點........；但不實行它，並非本身即應該受到譴責，而只是道德價值上有缺陷，除非本體把不履行這樣的職責做為他的原則。」這樣的論述，只會令人越讀越不帶勁。
因為人的罪性，先哲先賢早就放棄對人的德性有較高的評價與期待。
蘇格蘭哲理哈奇森 (Francis Hutcheson, 1694-1746) 在他的名著《關於我們的美與德性觀念的起源》說：「給最大多數的人獲得最多幸福的行為是善的，給最大多數人的的最大痛苦的行為是至惡的。」的確，「最大幸福原則」，這是古典功利主義的核心思想。根據這條原則，如果一個人行為可以帶給最大多數人幸福，這個行為就是善的。「最大幸福」意謂著「最大的快樂」和「最小的痛苦」。古典功利主義從這個原則中，發展出善、權力、責任等主要的術語。不過，這個原則本身需要說明，因為有一個分配問題：如果一個行為，給予一個小團體巨大的幸福，卻給其他人微小的幸福，它即使達到給最多數人最大的幸福，這個行為未必是善，這裏還有怎樣對幸福的量加以測量的問題。
幸福和道德都要稱斤論兩才行得出來，這和事實相符嗎？
當一個人得了重病躺在床上，人，軟弱的人類馬上變得沒有力量，他們立刻把躺在床上的那個人的幸福問題丟給上帝。病人的幸福萎縮到、貶值到只剩下「被告知」，也就是所謂的「知情同意」( informed consent )。
「知情同意」被認為是醫療倫理的一個道德要求。指出病人有權以他可以理解的語言，知道治療對他的益處，以及可能危險，和其他治療的方法。任何治療都不應該在病人不知情之下，或者沒有經過他同意的條件之下進行。這一個論証是病人在原則上是自主的，病人有權拒絕，允許自己的身體被接觸。讓病人參與做出影響到他的生命的重大決定過程，是合乎病人利益的。
這時候，人和社會的關係突然被切斷了，人只剩下和上帝的關係。因此，一個人在病床上才信上帝，這比世界任何事件更自然不過了。
在舊世代，一個人在怎樣的職份上，應該盡哪些責任，基本上大家是遵循的。個人主義盛行之後，這些職份的分際就越來越混淆了，從廿年前當我們的父母聽到年輕人喊出「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時，我們被罵成離經叛道；當我們為人父母之後，發現現在得年輕人不只在宣告身體思想的自主，他們基本沒有什麼責任感，罵他兩句，他會毫無悔意地對你「嗆聲」說：「我擺爛 ，不行啊？」父母的心，又只是一個「碎」字？世界已經無情到在一個想要做個平凡的父母，在他們的臉上塗鴉，搞得面目可憎。
高貴，對了。向這樣醜陋的世界打招呼的方式，不是向它諂媚，接受它的招降；而是告訴這個世界，我們正在重新溫習什麼是「高貴」。
人之所以高貴，正是把「不完全職責」當成「完全職責」來執行。這是偉大心靈的養成之路。
一個偉大心靈的人，是人格偉岸的人，有著完善的德性，他既不算計，也不猜疑，他樂善好施，但羞於接受他人的恩惠。他有一個顯著的地位，卻又能公正對待比他低下的人的意見。他意識到他配得上偉大的尊榮，配得上它們。不過，他以適當的態度對待他的德性所帶來的榮譽，不會不分青紅皂白地拒斥它或追求它。他不會讓自己的生活被他人所決定，被人牽著鼻子走。
我們要做一個高貴的人。我們要在人間領有一張「好駕駛」(good driver)的證書，在天堂的保險費才會便宜一點。
人漸漸長大之後，各種職責就開始出現了。不同的群己的關係，使每一個人的職責不盡相同；有趣的是即使相同的群己關係，不同的人自認應盡的職責也不盡相同。比如，華人父母傳統要為子女的牛馬，一般要留點財產給孩子，至少得儘量栽培孩子上大學。父母將它視為職責；洋人爸媽則一般認為孩子長大，自己要承擔一切。當然，同樣是華人父母，同樣是洋爸洋媽，大家的看法和做法也都不盡相同。
職責是怎麼來的呢？大多數的職責是一旦我們扮演了某個角色，社會就把一定的職責派到我們的頭上來。這樣的角色，有的是經由我們自己選擇的，比如當一名醫師、一名計程車司機；也有是天生就有的職位，比如當人家的兒子。
職責也有我們自己主動去承擔的。比如，傳教士馬偕大老遠從加拿大到淡水來做了一番令人動容的事業；四川大地震，世界各地的救難人員紛紛到場，一直到現在還有很多人義務到山區去幫忙。這些職責沒有人要求你一定要去做，而是你覺得自己心靈上有「負擔」，是心甘情願地去做的。這樣自己找來的職責，最常見的是社會上的志工、義工，他們沒有酬勞地去服務陌生人，他們做的一些事，有很多即使給人酬勞也沒有人願意去做的。
德國哲學家康德 ( Immanuel Kant, 17241804 ) 對於什麼是「職責」也滿有興趣的。他為此做出「完全職責」 (perfect duty) 和「不完全的職責」 (Imperfect duty) 的區別。
在名著《道德形而上學》中，他指出，「完全職責」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完成的職責；「不完全職責」是一種不一定要履行的職責，我們有很大尺度的自由去決定要不要去履行「不完全職責」。在「完全職責」中，行為有必然的目的，並由一種必然的命令式所要求，比如「不要撒謊」。另一方面，在「不完全職責」中，我們可以運用例外的規則，允許有時選擇執行，有時不執行，比如「救濟窮人」，為什麼《聖經》上說富人上天堂是不容易的，正是因為他們深信「善門難開」。「不完全職責」是允許在必然的良善準則之下，有偶然的良善行為，比如富人對於能抵稅的事才願意捐款，因為捐款可邀令譽，反正不捐也會被政府課稅。不過，他會宣稱怎麼說都不能把「捐款」這碼子事賴在他身上，說是他的職責。
康德說：「不完全職責相應地只是德性的職責。實行它是優點........；但不實行它，並非本身即應該受到譴責，而只是道德價值上有缺陷，除非本體把不履行這樣的職責做為他的原則。」這樣的論述，只會令人越讀越不帶勁。
因為人的罪性，先哲先賢早就放棄對人的德性有較高的評價與期待。
蘇格蘭哲理哈奇森 (Francis Hutcheson, 1694-1746) 在他的名著《關於我們的美與德性觀念的起源》說：「給最大多數的人獲得最多幸福的行為是善的，給最大多數人的的最大痛苦的行為是至惡的。」的確，「最大幸福原則」，這是古典功利主義的核心思想。根據這條原則，如果一個人行為可以帶給最大多數人幸福，這個行為就是善的。「最大幸福」意謂著「最大的快樂」和「最小的痛苦」。古典功利主義從這個原則中，發展出善、權力、責任等主要的術語。不過，這個原則本身需要說明，因為有一個分配問題：如果一個行為，給予一個小團體巨大的幸福，卻給其他人微小的幸福，它即使達到給最多數人最大的幸福，這個行為未必是善，這裏還有怎樣對幸福的量加以測量的問題。
幸福和道德都要稱斤論兩才行得出來，這和事實相符嗎？
當一個人得了重病躺在床上，人，軟弱的人類馬上變得沒有力量，他們立刻把躺在床上的那個人的幸福問題丟給上帝。病人的幸福萎縮到、貶值到只剩下「被告知」，也就是所謂的「知情同意」( informed consent )。
「知情同意」被認為是醫療倫理的一個道德要求。指出病人有權以他可以理解的語言，知道治療對他的益處，以及可能危險，和其他治療的方法。任何治療都不應該在病人不知情之下，或者沒有經過他同意的條件之下進行。這一個論証是病人在原則上是自主的，病人有權拒絕，允許自己的身體被接觸。讓病人參與做出影響到他的生命的重大決定過程，是合乎病人利益的。
這時候，人和社會的關係突然被切斷了，人只剩下和上帝的關係。因此，一個人在病床上才信上帝，這比世界任何事件更自然不過了。
在舊世代，一個人在怎樣的職份上，應該盡哪些責任，基本上大家是遵循的。個人主義盛行之後，這些職份的分際就越來越混淆了，從廿年前當我們的父母聽到年輕人喊出「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時，我們被罵成離經叛道；當我們為人父母之後，發現現在得年輕人不只在宣告身體思想的自主，他們基本沒有什麼責任感，罵他兩句，他會毫無悔意地對你「嗆聲」說：「我擺爛 ，不行啊？」父母的心，又只是一個「碎」字？世界已經無情到在一個想要做個平凡的父母，在他們的臉上塗鴉，搞得面目可憎。
高貴，對了。向這樣醜陋的世界打招呼的方式，不是向它諂媚，接受它的招降；而是告訴這個世界，我們正在重新溫習什麼是「高貴」。
人之所以高貴，正是把「不完全職責」當成「完全職責」來執行。這是偉大心靈的養成之路。
一個偉大心靈的人，是人格偉岸的人，有著完善的德性，他既不算計，也不猜疑，他樂善好施，但羞於接受他人的恩惠。他有一個顯著的地位，卻又能公正對待比他低下的人的意見。他意識到他配得上偉大的尊榮，配得上它們。不過，他以適當的態度對待他的德性所帶來的榮譽，不會不分青紅皂白地拒斥它或追求它。他不會讓自己的生活被他人所決定，被人牽著鼻子走。
我們要做一個高貴的人。我們要在人間領有一張「好駕駛」(good driver)的證書，在天堂的保險費才會便宜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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