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

畫家呂月華小姐的油畫_她把梵谷換成我_
臉色好像有點病容_滿適合刊在病人網的

中央廣播電台王文心小姐
專訪鄭春鴻談創作

王文心：這裡是中央廣播電臺灣之音。在接下來的「生命大不同」節目當中，文心為您請到的主角人物，就是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暨公共事務部鄭春鴻主任。

王文心：主任您好！

鄭春鴻：您好！

王文心：在進入到和信醫院的網站之後，可以看到有許多的文章都是出自於鄭春鴻主任之手。在我們瞭解了鄭主任過往的一些工作經歷跟背景之後，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這些文章如此的具有職業水準。今天，我們就要請鄭春鴻主任在「生命大不同」的節目當中，一起來跟我們進行生命的對話。

  鄭主任之前曾經長時間地在報界工作，寫了很多的小說、散文、新詩，也發表了很多評論的文章，可以說是一位一直都跟創作為伍的文字工作者。鄭主任的作品也獲得了許多獎項的肯定。

  寫下一個新聞從業人員的無力感

  在您所寫的一篇叫<故事>的文章中，一開始，您是這麼說的：「我是一名報館工作的編輯，不過最近我突然對幹了十多年的工作感到倦怠，原因是我開始懷疑，曾經被我視為終身志業的工作，或許是一件蠢事。」首先，就要請教鄭主任，您是不是在有了這樣的感嘆之後，就決定要轉換生命的跑道了呢？

鄭春鴻：您正好抓到一篇可以說是我告別新聞界的作品。現在回想起來，在那個轉捩點上，或許我真的感受到一個長時間從事新聞工作上的人，身上的一種無力感。這篇文章其實也是我對新聞工作本質的反省。不過，並不是說我寫了這篇文章，然後就開始在找別的「頭路」了。當時，或許我正嘗試地問自己，新聞工作本質如此，難道它就真的那麼不值得一個人終身投入嗎？新聞事業的真義何在？

  寫這篇文章，我幫助自己進行一些思辨，也在觀念上做一些更新，看自己能不能找到另外一個好的起點，知道應該怎麼樣做，才能夠讓我的新聞工作變得更有意義。

王文心：您在新聞工作崗位上，從記者、編輯做到副刊主編，最後還做到了執行副總編輯，可以說是在現任的和信醫院的主任之前的大半輩子，都是奉獻給了新聞媒體啊！為什麼會在工作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之後，是因為「積怨已久」；還是對於這份工作的熱情已經消失，才會覺得它只不過是一個「蠢事」了呢？

鄭春鴻：我對新聞工作從來沒有消失過熱情，包括在我現在的工作上仍然如此。其實，如果有人要我自我介紹的話，我還是會說我是一個journalist，我是一個新聞記者，因為我認為我骨子裡就是一個新聞記者，所以我的新聞熱情並沒有消失。您剛剛講到，我是從記者、編輯一直做到報社的總分稿，我想也正是因為這樣子，才讓我熟悉整個新聞「製造」的環結，一步一步地去感受做為一個新聞記者，一個新聞從業人員的無力感。

  新聞人生活的「外一章」

  不過，在報館工作的歲月中，對我而言，其中有一個是「外一章」，它和我所說的新聞工作是比較不一樣的，就是其中有八年的時間，我在報館主編一個文學副刊。那個副刊現在已經看不到了。副刊的名字叫作《西子灣》。

王文心：嗯？不過，網站上還是有啊！在臺灣新聞報的網站上還是有《西子灣副刊》呢！

鄭春鴻：就我所知道，現在臺灣新聞報已經沒有紙本發行了，電子報也沒有經常更新，現在刊在上面的東西，我想，大概都是舊的東西吧！但是《西子灣》這個副刊倒是值得一提。西副比我年紀還要大的，早期臺灣的作家，很多都在這裡發表過作品，這些作者後來都變成知名的作家，包括原來在鳳山、左營服軍職，後來都到臺北來的軍中作家，瘂弦先生，張默先生等人，他們這一些很優秀的作家，年輕當兵的時候都在《西子灣副刊》投過稿的。

王文心：《西子灣副刊》應該是以高雄的西子灣而命名的。您本身就是高雄人，所以後來您就一直在高雄工作發展嗎？

鄭春鴻：對。我之所以回高雄是因為要陪我父母親。那個時候我真的心裡就單純這樣想。我不清楚現在孩子還是不是跟我們以前一樣的想法，心裡還會惦記著父母，想陪陪父母親，我是因為這樣才回高雄的。我們那個generation，那個世代，一般人都想找到一個比較安定的工作。當時高雄有三家報社，我當然找一家最穩定的，那就選擇了《臺灣新聞報》，因為它是一個省政府的報紙，最早它叫作《臺灣新生報》的「南部版」。

主編西副思想上有了沉潛的機會

王文心：《臺灣新生報》大家就比較有點印象了。《臺灣新聞報》我倒覺得滿陌生的。

鄭春鴻：對。《臺灣新生報》對一個臺灣人來講，不應該只有印象。因為它是臺灣光復以後第一個報紙，它有這麼一個劃時代的意義。政府接收《臺灣新生報》以後，過了兩年，就在南部的高雄，成立了《臺灣新聞報》。也就是那個時候，有很多很優秀的台灣早期的新聞工作者，包括後來又回到台北的民生報總主筆張繼高先生、歐陽醇先生，以及我的前任的《西子灣副刊》主編魏端先生，他是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的，他非常提攜後進，是一個大家很敬重的一個文人。他們也都是從《新生報》南下，到高雄《台灣新聞報》來工作。《台灣新聞報》成立不久，《西子灣副刊》就成立了。

我在《西子灣副刊》編了八年，那是我新聞工作的「外一章」。這段期間，我跟新聞比較沒「貼」得那麼緊，行有餘力可以關心時期性的文化議題和文化現象。不過，畢竟這是天天見報的媒體，我還是要關心新聞的動態，當時的報紙副刊已經開始注意必須配合新聞的脈動，報紙副刊也要反映當時的新聞話題，至少是文化新聞的話題。相對於有一段時間，我白天編晚報；晚上編日報，整個腦子都是新聞標題；主編西副八年的期間，使我在思想上有沉潛的機會，心思暫時沒有被「新聞」這個東西箝制了。

退稿作者是我的老師，教我寫作

王文心：所以那個時候，您自己也寫了很多的小說、散文、新詩，是嗎？是不是在那個時候寫的？

鄭春鴻：那個時候，我基本上寫的還是應景、應急之作。不過，這應該是我寫作的醞釀期。現在在聽我們節目的聽眾，或許有很多喜歡寫作的朋友，我認為我有一個經驗，是很多人沒有的，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一般去讀文學，都會去選好文章看。我們去買一本書，也是因為我們心儀這個作者或是我們看到其中某一個篇章喜歡，然後我們就買了這本書看。可是我的經驗跟大家不太一樣，因為我每天要看很多投稿來的文章，大多是一些不是那麼理想的文章。像這樣的「閱讀經驗」我看很少人有，除非你是一個選稿的編輯，尤其是你要做的是一個文學副刊的編輯的話，才有這麼樣一個Privilege特權；也可以說是一種福氣。也就是說，我每天要從很多「不理想」的文章，再挑出幾篇好的文章來。所以說，我的文學老師其實不一定是這個挑出來的文章的作者；而是這一些我認為不理想的文章的作者。是這些作者他們教育了我，讓我知道文章是怎麼把它「寫壞」的。

寫自己的父母最不容易寫好

我特別要舉一個例子，這個很好笑哦，我現在印象裡面，八年來我退得比較多的稿子，有一批稿子是作者寫自己的父母親。

我總認為寫自己的父母，這很不好寫。我們一說起父母親，所謂「子為父隱」，總不好對父母講太多不體面的話。不過，都講好的，好像又不太真實。一般作者什麼時候寫自己的父母親呢？有很多人都在父母親過世的時候，作紀念的文章。寫紀念的文章，那更不能寫父母親的「壞話」了，這種文章刊在家譜裡是比較適合的，似乎沒有多大必要叫大家一起來讀。

王文心：有盲點，對不對？

鄭春鴻：對。報喜不報憂，太「光明」了，太完美了。「文如看山不喜平」嘛，寫一篇文章，寫成一面倒，都是寫好的，會變得沒景深，變成很平面，這樣的文章我退得最多。

王文心：你也寫了父親和母親，不是嗎？

鄭春鴻：哈！正因為這樣的文章我退得最多啊，我就挑戰我自己：「你給人家退那麼多，要不你自己寫寫看」。的確，如果我來寫父親母親的話，那我怎麼寫？結果呢，我就寫了一下。寫得好不好，當然這個可以接受公評啦。

  文章是自己的好，我覺得還算滿意吧。我寫我的父親是在父親過世一段時間以後，我非常非常地想念他，就寫一篇回憶童年的文章；我寫我的母親是在我母親退休以後。我母親工作到七十歲才退休。退休以後，我看她落寞的生活，有一陣子她甚至不敢獨處，她適應不良的生活起居，以及我無法隨侍左右，使我有很深的歉疚感。這兩篇東西我覺得寫得還算是滿意的。

為人子女最難的就是陪在父母身邊

王文心：嗯，對，像您寫母親的這一篇，其實我看了之後有非常深的感觸。您以自身的經驗，出發寫出自己跟母親相處的難處，感到愧疚不足，很想要去彌補的那種心情，還有不知道究竟怎麼樣對待母親才是孝順。我覺得這個問題提出來之後，很多的讀者都會有共鳴，像我自己本身也碰到同樣的問題。所以在看完您寫母親之後，我就覺得，您對於母子親情之間的觀察是非常得細膩的。我覺得是成功的。

鄭春鴻：謝謝您。這篇文章首刊是在《中華副刊》。刊出來以後，有很多人寫信給我。

王文心：說進了很多人的心坎兒裡，對不對？提出了很多人都有的問題。

鄭春鴻：大概吧。事實上，我覺得我們為人子女的，最難的就是陪在父母親的身邊。現在我們也都為人父母哦，為人父母的最在意的就是能夠看到自己的孩子，可以跟他說說話。

生活底子夠厚實，文章自然就好

王文心：很多人都會從自身的經驗出發，從父母親開始寫起，在中西方文學界，很多成功的文學創作者，這些大文豪，也經常就是從自己本身的經驗出發開始寫作。寫自己最有感觸的事情，先感動自己，繼而能夠感動別人。

鄭春鴻：是。想要寫作的人，很自然地就會先去寫自己的生命經驗，尤其是童年，這是個生命經驗的起點。一個作家最大的資產，應該就是有非常豐富的生活底子啦。我記得編副刊的時候，跟我很親近的一個文學團體，有一個我很敬重的人，的陳冠學先生(按：2011年過世)。陳冠學先生在本土作家裡面地位很高的，他曾經跟我講過一句話，他說：「外省人……（那個時候還叫外省人，現在正式說法已經不太叫外省人），外省作家啊，他們的散文寫得很好！」我問為什麼，冠學先生說：「他們的生活底子夠。」

上帝就在細節裡面，魔鬼也在細節裡面

王文心：哦，就是顛沛流離，從大陸到臺灣的這一段生活經歷。

鄭春鴻：是的。他特別舉出，比方說像王鼎鈞，寫的散文很好，所謂人情練達即文章，要有相當的生活底子，才能夠寫出好東西來。我們再來看魯迅先生，他寫的<社戲>、他寫的這個祥林嫂，都是他童年的記憶，或者是他個人不能夠磨滅的一些生命的經驗。在他們紹興，他所感所受所見所聞的題材。

  我現很敬重的和信醫院院長黃達夫教授，他很喜歡講的一句話；Devil is in the detail，當然 God is in the detail,。上帝就在細節裡面，魔鬼也在細節裡面。

王文心：那兩者有什麼不同？

鄭春鴻：那我們也可以把它解釋成：「善就在細節裡面，惡也在細節裡面」。換句話說呢，要寫一個東西，要寫到最細微最detail的地方，它才能夠把真正的善跟真正的惡寫出來。有時候善跟惡正好是銜接在一起，比方說，最醜陋，醜陋到最極點的時候，它就變成最美。，美到這個不能再美的那個地方，它可能就會變成一個極惡，一個醜陋的東西出來。

  不可迴避的道德與良心問題

  我們看莫泊桑的小說，我們看契訶夫的小說，都可以看到他們這麼關心中下階層的老百姓。大陸的聽眾朋友一定特別會瞭解，大陸對莫泊桑、契訶夫的小說特別推崇哦！為什麼他們推崇？因為大陸有工農兵寫實文學的背景，這些作家他們正是很關心弱者，關心小人物的生命的。

  比方說像莫泊桑他寫<比埃洛>，寫一隻狗，因為主人怕繳「狗稅」，被主人丟到井裡面去，後來，主人一直有良心的譴責。中國大陸特別強調這種對卑微小人物關心的文學作品。卑微小人物因為生活所迫，也許不得已或很自然就幹出來最卑微的最醜陋的事情，莫泊桑讓他們同時又去碰觸到不可迴避的道德與良心問題，因而創造出至善至真的人性境界。作家要表現這個偉大的命題與衝突，就必須從他們厚實的生活底子才能反映出來，沒有生活底子是寫不出來的。

  多看電影，多讀小說

  當然，一個人的生命經驗不一定要自己的真的去遇上了，偉大的作家擁有的厚實的生活底子有的也是聽來的。太平盛世的今日，沒被「無聊」整死就已經是好漢了，要奢談有什麼生活底子也還真難。

  我經常鼓勵孩子要多看電影、小說，包括我自己都這麼做。我是捷運族，我的包包裡面都放這麼一個七寸的DVD Player。每天早上我一上車，就開始看電影，要不就是看書，有時看啊看的，車都坐過頭了。我最近就在看電影。六十年坎城影展的最佳影片，我已經快要看完了。最近正在K今年剛剛過世的瑞典國寶導演英格瑪伯格曼全集。

  我們年輕的時候，都得等金馬獎國際影展才能在一天裡連看三、四部歐洲大導演的作品，這種沒有市場價值的藝術電影，內容都特別厚重，當時年紀小，理解力有限，看起來很勉強。我們經常從早上看第一部，看到晚上最後一部，前面看的情節都已經忘掉了或弄混了，所以現在再看這些「大片」，不能說是「重看」；根本就是新看。現在因為有這麼好的看電影的工具，片子也都好找到，真是享受。

當我們多看了一部電影，多看了一篇小說，等於使我們多活了一輩子，甚至多活了好幾輩子。本來，我們一個人只能活一輩子啊，生活底子才會這麼淺，你還想寫什麼好東西呢？為了要擴展我們的人生經驗，延續我們生命的廣度和深度，我認為看電影和看小說是個竅門，是一條捷徑。

新聞是經過解釋，甚至是「編造」的

王文心：是。您以前做的工作就是記者、編輯，這個工作上對於許多社會的現象、文化的趨勢，對整個社會，小人物中的不同生活階層的人都要有非常敏銳的觀察力。您擔任副刊的編輯又看到了很多不一樣的文學人的生活經歷。我想這是不是對訓練了您自己在寫作的時候的觀察、思考有一些幫助？

鄭春鴻：我想，這個是必然會有影響；至於有沒有幫助，這還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新聞事件基本上是流動的，新聞發展的過程中，它不一定有「意義」。新聞事件變得有「意義」，經常是人把它「做」出來的，是經過記者解釋，甚至是「編造」的。

新聞人和文學人是不同「掛」的

王文心：新聞嘛，它第二天就舊了。

鄭春鴻：新聞它還在發展，它根本沒有故事，這個是我在寫的<故事>那篇文章裡面提到一個論點。新聞沒有一個必然的因，也沒有一個果。它也許有一個隱隱約約有一個因，但是那個因，並不必然是它的主因，可以是其中某一個因而已。但是呢，這些好事者——記者，就像我們一樣，要把它弄出一個因，然後要給他一些process，模擬出它可能的過程是怎麼樣的，然後，我們還要預言說它會變成一個什麼果。

  如果你的新聞不這樣寫的話，採訪主任、總編輯、讀者都會罵死你，因為沒頭沒尾，不知道你在寫什麼。你的讀者，他期待的也是一個故事，但是偏偏人生不一定有故事啊。也許有，但是不是當下，當下的東西都還在發展。

  所以說我跑新聞、編新聞遇到的人，他們跟我後來再接觸到，我服務的一些文學創作的作家，其實他們是兩批人，不同「掛」的，他們關心問題的向度都不一樣。作家他關心的問題，其時間規模是比較長的，他關心的對象也比較具針對性。他可能關心的是同性戀的問題；可能關心的是工人的問題，可能關心的是不一樣的族群或者是不一樣的時代。有的人關心的是台灣早期後山(花蓮)的故事、原住民的問題；還有的人關心的是新時代年輕人到底在想什麼的問題。他們關心的向度和天天「貼緊」新聞的記者不是那麼一樣的。

醫院新聞不同的故事交織在一起

王文心：您現在就轉而關心的也是另外一個族群？所以選擇了現在的工作嗎？

鄭春鴻：我之所以會到和信醫院工作，這又是一個很長的故事。

  七年前，當時候，我的報館正好要面臨結束。我剛提到《臺灣新聞報》它是一個省營的報紙，後來大家都知道有所謂「精省」又叫「凍省」，後來我們《臺灣新聞報》就變成這個新聞局管，然後接著就民營化，民營化以後我又在裡面待了一段時間，後來我才走。

  我在新聞報工作的時候，對其中有一個新聞路線是特別有興趣的。大家都知道新聞路線很廣，我對醫藥新聞特別有興趣。我一直覺得醫藥新聞，應該不只是報導一些醫學新知或者是一些就醫服務的消息。我心目中的醫院新聞，它應該是各種的故事交織在一起的。

  試想，一個人要生病可不容易啊！一般人有病都不見得去看醫生的。有病以至於非看醫生不可的時候，其實大概就是一個人很困難的階段。他生的病可能也許已經不是一個小小的感冒，這個病可能會拿去他生命，或是威脅他生命。這時候，不只是對這個病人來講，對他的家屬，其實都是在經歷一個故事，一個新的故事。我是對這個當口發生的故事感到有興趣。

 「生病」是上帝很特別設計的節目

  比方說，我最近有寫一篇散文，篇名叫<生病>。我覺得生病以至於有人來看病、治病、探病，這是人類才有的文化。我們不會看到一隻小羊生病，然後，羊伯伯就來看他，我們不會看到動物有這些動作；但是一個人生病，有人去關心他，可以給藥吃，有醫生護士照顧，這多特別啊！我們有沒有看過有小牛醫生啊？小牛生病有醫生有護士來照顧嗎？這樣延醫、就醫的文化，顯然是人類才有的文化。

  我們知道人有生、老、病、死。既有生當然會老，老到一個定日，直接死掉就好了，為什麼還要再經過一個「病」程呢？我相信上帝一定有特別的安排。

「生」，廣義的說，應該是指在成長的過程，都叫「生」。至於「老」，人差不多到中年以後就可以言老了。「病」呢？通常也不會太長，當然也有人一病就病個一、二十年，但是畢竟並不多，一般人大概病個一兩年，差不多也要向人間摯愛告別了。

  為什麼人生四階段還要有個「病」？我相信這一定有上帝的安排。要不嘛，如果你會康復的話，就是說希望這個生病的人能夠在這麼一段時間裡，可以對某些事有所體悟。或許，上帝同時希望你的周圍的人，看到你生病也有所警惕，對人的生命有新的發想，也許跟你的互動也不一樣。讓他自己，或者是生病的人，都有不一樣的人生體會。

  所以，生病的一段時間所發生的事，我認為，對一個喜歡創作的人來講，永遠都有無窮的吸引力。

病人也要有道德和修養

王文心：對於很多生病的朋友來說，在病痛當中，要看清楚這一層，要體悟到這個生命當中寶貴的功課，也不容易啊，可能也需要有人從旁的提醒，或者說真是需要上一堂生命教育的課耶。

鄭春鴻：是。我在醫院裡面工作，有比較多的機會做一些訪問，代替病人來問醫護人員問題。另外呢，在醫護同仁的介紹下，我也會直接採訪病人。我們可以從美國的各大的癌症中心，隨便打一個patient stories，就可以看到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他們都出來講他們的生命經驗，尤其是癌症中心，病人述說得了癌症以後，他們的各種轉變。我們醫院也有很多這個癌症的病人，他們很勇敢，他們願意來跟大家分享自己得癌症以後的生命歷程。病人裡面有的是很勇敢，但是有的也是難免軟弱。那這些軟弱病人，人在這種身體非常不愉快的情況之下，心靈上的軟弱，都是可以想像的。不過，我記得我們有一個病人朋友，他就說：「作為一個病人，也應該要有作為一個病人的道德跟修養。」

王文心：什麼樣的道德修養？

鄭春鴻：對於病人來講，他的最大的道德，那就趕快好起來。（笑）

王文心：是。

鄭春鴻：就是免得大家操心嘛。

王文心：跟醫師好好配合。

鄭春鴻：對，要聽醫囑。尤其是對癌症病人來講，家屬所受到的壓力，精神上的壓力跟焦慮，其實不下於癌症病人。所以癌症病人雖然身體上因治療的副作用受到了困擾，但是呢，也儘量要擔待家人的心靈，他們也需要受到鼓勵。不只是病人需要鼓勵，癌症病人家屬也更需要鼓勵。病人的修養就是健康狀況越來越好，等於鼓勵了家屬；如果病情不能越來越好的話，也要讓家屬感受到自己越來越能夠體悟生命的無常，也希望大家一起來接受無法改變的現實。

你會想怎樣「一路玩到掛」？

王文心：對。那我在這裡也做一個小小的補充哦。鄭主任目前所服務的和信醫院，就是在臺灣第一個癌症專門的醫院。在這個醫院當中，大多數的病人都是罹患了癌症。進入到這個醫院，對於病人的家屬來說，我想就要有一個心理準備，這將是一個還滿長期的抗戰了。您看到了這麼多生命的故事，那麼再回頭看看自己的生命，您覺得有什麼樣的獲得？

鄭春鴻：最近有一個電影，我前兩天才看的，台灣片名是《一路玩到掛》(The Bucket List)，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電影，也值得大家思想。我認為《一路玩到掛》基本上只是個電影，劇中兩個病人的價值觀是俗人的；是感官的；是個人的、利己的；是戲劇的不真實的；片面的、不深刻的。

  我不是喝倒彩，完全從一種生命反省的角度看，大家也可以學他們做做看，假設自己已經面臨著生命的終點，而心裡還有一些追求。這個時候不妨寫一個LIST，告訴自己還有哪些東西須要去完成。我不想特別想去挑剔，把「去跳一次傘」，或者「去登喜瑪拉雅山」寫在於「餘生清單」裡，算不算真正優質的生命；我只想說，當你在「餘生清單」寫著；「把社區公園的垃圾場清乾淨」，這件事的高貴程度，絕不下於去跳一次傘，而且只要想做，隨時都可以去做，也應該去做，因為你這一輩子從童年到老，在社區公園製造的垃圾，也夠堆一座山了，告別人間之前，難道不該去清一清嗎？

  我想說的是真實的人生，真正的生命其實經常看來是boring，每天做的事情都是非常無聊的例行公事。不過，正是因為有人勤勤勉勉地去做了這些「無聊事」，而且一做數十年，生命才產生意義，才在自己或他人身上看到光澤。

  單純小事，做久了就變成「志業」

我舉個例子講，我們去幫助一個陌生人，比如只是牽一個人過馬路這樣的事，看來算是很單一的事件，但是最近報紙上說，我們交通部長夫人，在自己家附近的小學，擔任交通義工媽媽，已經做了廿、卅年，她說；「我先生去管他的大交通；我管我的小交通」。這事兒就不再是一個單純的事，而變成一個「志業」了。

  意義，經常必須在長時間，在某一個field（領域）裡面默默地耕耘，然後默默地受到打擊，默默地在完成一些事情裡產生的。有人長時間在品味一件東西，一件事，只有他自己知道這裡面的好處。他們這兩個「玩到掛」的人，如果真的那麼有品味，我們如果看了這場電影，真的那麼被提醒得去跳個傘，才覺得「不枉此生」，那麼對那些人天天做「無聊事」，每天一早睜開眼睛，就趕著出門到巷口照顧上學的孩子過馬路的義工媽媽，豈不是一大諷刺。

  成就，不必在某個幸福上再添加一點什麼

  我舉個例子，我們醫院每年選優良護士，其實和信醫院的護士是好到無法想像的，還選出優良護士，那還得了？那得「好上加好」吧。有一次，我訪問一個我們醫院的「優良護士」。

王文心：那先請問一下是怎麼選呢？護士之間選還是病人來投票選？

鄭春鴻：多角度考核，都有。當我訪問她時，她讓我有一個感覺，就是她天生就是要來做照顧病人的工作。什麼「優良」事績，她一點都不在意

王文心：她沒有一套冠冕堂皇的理論，但是她就是去做。

鄭春鴻：對！她就是去做。或許她覺得「這根本就是我的天職」，在別人看來：「你為什麼那麼好？」但她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好」，但她一輩子就是一直在做這樣的好事。做得這麼自然，自然到她根本覺得這個就是她的責任。

  如果一個人，他也可以像這位護士這樣好，那為什麼他臨死之前要去跳傘呢？為什麼他要去登那個喜瑪拉雅山呢？喜瑪拉雅山這麼高，還差你那麼一點點高，也不會造就喜瑪拉雅山，使它更高一點啊！但是在病床上等著你去擦屎擦尿的人，你只要晚個十秒鐘去，他就會因失禁大得滿床都是屎尿，而感到氣餒。

  不要為自己正在做的瑣事而感到卑微

  我認為人的最大的成就，人到最後要的嚮往，其實不一定要在某一個東西，某個幸福上面，再添加一點什麼。而是你自然地走到那一個點上面，然後對著別人揮揮手，也看見別人對你回報著微笑，或一個感謝的眼神，抑或是什麼回報都沒有，你只是環視一下自己的工作場所，你的辦公室，就在那麼一瞥，那就已經夠美了，不需要你再去登什麼喜瑪拉雅山，或者再跳那麼一下傘。

  我們永遠都不要去為自己身邊正在做的那些瑣事，或是那一些別人看起來不起眼的事情，而感到自己是卑微的。因為你也正在做事，也許還比「玩到掛」的這兩個人要花很多錢才能做的這些事情，來得高貴。在上帝看來，只要你做的是祝福別人的好事，只要你做得很美，做得很盡興，那就是「玩到掛」了，不一定要去正巧碰到一個有錢人，然後帶著你到處去世界旅遊。

精彩人生不一定要驚世駭俗

王文心：也就是說所謂精彩人生的定義，並不一定要做許多驚世駭俗的事，然後等到你過世之後，大家想到的是：「哇，你看這個人，他敢冒這麼多的險去做別人不敢做的事情。」並不一定要留下這些讓人家驚歎的舉動，反而是默默地在人生裡去做你覺得對的，你覺得好的事情。其實就會使你周遭的人感受到你的真心誠意，留下很深刻的記憶了。

鄭春鴻：到了和信醫院，對這樣的事，很自然就會體悟更深，我不是說到癌症醫院來，就只好趕快去準備要「玩到掛」。癌症是可以治癒的，只是癌症的治療三大武器，基本還滿野蠻的。就是說，它的副作用還是挺大的，但是它是有效的，只是有的病人身體弱到「無福消受」，有很多人等不及被治癒就投降，因為他在治療的過程當中，身體經不住。

王文心：太痛苦？

鄭春鴻：對。比方說，有40%的癌症病人是「餓死」的，癌症病人做化療的時候，會傷害到消化道黏膜，造成病人根本食不知味，連吃都吃不下去。食物都吃不下去的情況之下，因為營養不夠，他就很有可能沒有辦法再繼續接受治療。很多人就這樣，未蒙其利就先受其害。所以平常我們會鼓勵病人要吃壯一點，遇到這樣大的疾病來摧殘身體，一定要聽醫囑，不要去道聼塗説。一些意志力很強的病人，在這三個手術、放療、化療這三個武器交替進行下，很多人可以恢復健康，所以基本上治療還是有效。

多媒體傳播進行病人衛教

王文心：鄭春鴻主任擔任和信醫院的文教及公共事務部的主任之後，的確也有很多的創舉，像是製作很多教育宣導的短片，去訪問病人，訪問營養師或者是醫師來介紹最新的醫學新知，還有介紹一些病人的家屬或病人本身要具備的一些自我照顧的常識。像這些宣導的工作，都是主任目前在很努力進行的工作。

鄭春鴻：和信醫院的文教暨公共事務部，也就是兩個部分。公共事務方面，我另外我有一個伙伴負責。我比較focus在做這個文教部分。文教的部分又分成；第一是PATIENT EDUCATION，病人的教育，另外就是醫院這個同事的在職教育，我們醫院有很好的e-learning,數位學習，這一部分也由文教部圖書館的一位同事負責。文教部早就採取多媒體傳播來做這些事，醫院基本上是全面地在做衛教，文教部不是醫學專業的，我們提供的是傳播平台，為的是要讓衛教全面更有效。

  文教部成立以後，我們就發展出一套可行的工作流程。我們從文字這個媒體出發，接著就是網站、雙周刊、電視台，以及病房影音衛教。我在「老」媒體人中，算是接觸數位媒體比較早的，所以我很早就開始在耕耘網站，我們的網站現在共有3000多篇文章。我在文字工作做了很久，所以動起筆來也比較快。我不是在標榜我寫的多少，而是全方位地鋪設傳播管到，以多媒體的方式達成，第一個是網站，第二個是影音的傳播，也就是院內頻道「和信電視台」。為什麼會想到影音的傳播？因為一個癌症的病人住院，在一段時間裡，他看到文字是沒有辦法集中注意力去讀，看看電影電視還好啦。

為影音衛教全家人一起學習

王文心：對，心靜不下來。

鄭春鴻：心靜不下來，他沒有辦法去看文字寫的東西。這時，如果說我們要對他做衛教的話，影音的這個媒體就變得不可少了。所以說，我們就開始發展影音媒體。在兩年前，我們就有「和信電視臺­」，就是我們的院內的頻道，我們有自己的小攝影棚，不在外面播出，目的就是希望癌症病人能夠在病房裡面接受衛教，或者是他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們也可以拷一張DVD讓他帶回去。

  影像衛教好處很多。很多的衛教它是需要教導病人或家屬怎麼操作的，比方說居家的護理，要怎麼樣子去保護他的這個人工靜脈等等，有一些操作的部分，用講的，或者是用文字、用圖片的都解釋不清楚，唯一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拍下來，然後變成一張DVD，然後就可以帶回家和全家人一起看。看了以後，就知道怎麼樣照顧老爸老媽，老爸老媽也知道說：「你看看，你看看，你們就是要這樣地來幫忙我」，全家都可以一起看，大家都學到。所以，我們發展的第二個就是影像媒體。

  印刷文字的媒體也不可少，我們醫院有一個雙週刊。我們這個文教部人手其實不多，同事一開始本來都很怕我們弄不出來，我再三地跟他保證，我是從文字媒體出來的，我說行就是行。所以我們16期一直接到現在189期，從來沒有一期拖一天的出刊的，也就是每初一、十五，不是拜拜啦，初一、十五一定準時出現在和信醫院的大廳，以及各公共區櫃台。

過去的專業與訓練在和信醫院收成

王文心：您以前的工作經歷和訓練都延續到現在的工作哦？

鄭春鴻：是。我想，我過去的專業與訓練等於就是在和信醫院收成。直到來了醫院工作，我發現我以前不管是寫的東西或者是編的東西，現在拿起來，因為有的版樣都還在，以前的這個樣報都還在，現在看了常會覺得很丟臉，覺得編得不如期待的好，雖然有的現在也覺得還不錯，但是無論如何，跟我現在所寫的東西相比較，總覺得勁道差些。為什麼？因為我現在寫的東西啊，我認為哦，是特別能夠影響人的；以前哪，我經常跟我們朋友開玩笑講，我說：「我以前寫東西啊，沒有害人就不錯了」。

過去寫的東西沒害人就不錯了

王文心：您太謙虛了。

鄭春鴻：真的，沒有害人就不錯了。因為我寫過很多錯誤的觀念，我意思的偏見，那些東西都是不好的，結果我寫了，還洋洋得意。可是現在我發現我寫的東西，我處理的東西啊，好像都可以直接幫上別人的忙。這個是最讓我著迷，而且讓我不能放掉現在這個工作，讓我兢兢業業、朝思暮想，不願意放棄任何一個時間，去盯著我的這個工作，讓他做得更好的原因。因為我知道，很多人都等著我的幫助。我相信，這個工作是不一樣的。

子女陪伴著父母就醫景象感人

王文心：我們在醫院裡，常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感人的景象哦，就是在醫院當中，尤其是許多患了癌症的病人，他們可能在行動上有很大的困難，那可能做了治療之後，照顧自己的能力變差了，需要靠旁人來輔助，所以在醫院我就看到很多很感人子女陪伴著父母，每一個禮拜來醫院報到，或者是呢，帶著幼小的子女來侍奉自己的祖父母，這種家人親情之間的情感，在醫院當中，是我們最常看到的一個感人的景象哦。

  在您所寫的文章當中，我們就要回到我們剛剛所提的，您自己跟父母之間的相處了。在您寫的<父親>跟<母親>這兩篇文章裡面，我們可以看到，您小的時候因為是家裡唯一的男生，上面都是四個姐姐，好不容易生下了一個兒子哦，所以當然是全家受寵的對象。所以呢，在<父親>這篇文章裡，您也談到，小的時候跟父親之間的情感是很緊密的，那也在這篇文章中談到了您成長的高雄，在您成長的那個年代一些像夜市裡面有趣的事情啊，去看牙科以前，父親帶您到處去吃啊喝啊玩啊，這樣子的一些記憶哦，我想對於您哦，那麼現在看到很多家人之間這種互相扶持跟緊密的關係哦，應該感觸也相當得深刻哦！

鄭春鴻：是啊。我跟王小姐一樣，在醫院裡，引我的也是看到有很多的子女，陪伴著自己的父母去看病。這是很吸引我的。我從他們的一舉一動，從他們的任何一個小小的動作，我都看到在他們彼此之間所延續的一種密碼，一種情感上面的密碼。我也認為，其實一個子女去照顧自己的父母親，生病的父母親，也並不見得是全然都在幫助父母親，其實也在成就自己啊，自己沒有去做那些事情的話，恐怕自己也活不下去。

我舉個例子講，基本上我是一個並不是有很多開銷的人，但我最近每兩個禮拜我要坐一次高鐵，回去看我的母親。高鐵並不便宜，對薪水階級人來講，但是我因為我坐過一個半小時到高雄，叫我再坐四個小時，我簡直坐不下去了。我回去看我的母親，我母親已經八十八十三歲了，我每次回去，就坐在她的輪椅的旁邊，我抓著她的手，雙手就幾乎不動了，就陪在她旁邊。她可能早上認識我，下午她就有點不太認識了，但是這並不影響我就坐在她旁邊。我知道，我如果沒有一段時間就回來坐在她旁邊的話，我會活不下去啊。

親人過世就是自己一部分的死亡

王文心：對。我覺得這就是為人子女還算滿矛盾的一個地方哦。很多的子女當然都會希望能夠擁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想要去照著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去過，但是這個時候呢，我們就必須要考慮一下，在我們所規劃的這個人生藍圖裡面，除了我們自己之外，父母擺在哪裡？可能很多人會覺得，先把自己顧好，然後呢再去照顧到自己的父母或親人，但是有些人呢，可能會在這個人生的順位裡面，覺得父母是最重要的。每一個人的選擇當然是不一樣，那我覺得，很多人其實就會在成年之後，擁有了自己的事業、自己的家庭之後，遇到這樣子的一種衝突，究竟該把自己擺在前面？還是把照顧父母擺在前面？您做了一個自己的選擇——父母是永遠擺在前面的

鄭春鴻：我做得還不夠呢！我比較沒有那麼自私，認為說血濃於水啦，親情勝過一切，事實上害自己的子女，不關心自己子女的父母，我們現在幾乎在報紙上面每天都有看到很多。也就是說，這個人生誰跟你是生命共同體，有時候不一定是你的父母，但是大部分是啦，對大部分的人來講，是父母。當這一些你的生命共同體的人，他遇到災難的時候，他不舒服的時候，他需要安慰的時候，那個時候如果說你沒有盡力地幫忙，就等於是在你的四肢，我們一個人的軀體，你的四肢裡面有一些東西是已經有問題了，那個時候你也不方便了。比方說你的父母就代表你的肩膀，所以說你父母如果不舒服的時候，你肩膀是不舒服的，你全身就會覺得不對勁。

  所以我會認為，我們應該要去照顧到跟自己生命貼近的人。也許我們的父母親或者我們的親人過世，其實他們過世就是自己一部分的死亡，因為他是你故事的一部分啊，或者是你在延續的故事的一部分啊，你沒有他那這一部分，下面這個故事演起來就不一樣了，那不是你一部分死亡嗎？你已經死掉一部分了，當然你會覺得不一樣，你的生命是不一樣的。

王文心：是。那在《母親》這篇文章裡哦，談到其實您的母親在年輕的時候，也是看了很多世界名著，認識一些知名的文學家和他們的創作哦。所以是不是您自己一直以來對文字的喜愛也得多多少少來自母親的遺傳呢？

鄭春鴻：這個我不得知啊，因為我是我後來才發現母親的閱讀經驗，事實上我母親對我好像也沒有什麼文學上的教導，我父親到是比較有。他會講一些三國演義的故事講得活靈活現的來吸引我，這個我母親比較少。可是呢，我知道我母親以前小時候是很喜歡作文章的，母親的字寫得非常漂亮，她中年以後可以找到她的日文翻譯的工作，我笑她說：「媽媽，你可能不是因為你的日文好，是你的字漂亮」，她一直很不服氣啦。不過我的母親字真的是寫得很漂亮。

人生的路上最好要有幾位MENTOR

 

  一個人長大以後對什麼東西會喜愛，有時候是有家傳的，但是也拿不準的。基本上我比較相信人要自我改造，自己去努力。重要的是自己在人生的路上最好要有幾位MENTOR，是要有自己人生的導師。比方說，我曾經把胡適之先生當作我人生的導師，你大概不相信，當年我學胡適學到什麼程度。他那一手字，我寫得幾乎跟他一模一樣。因為我到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看他的手稿，我甚至去印跟他一樣的稿紙，格子外的空間大，準備添字加詞；我也學他寫字，他的新詩，我會背一堆。「三年不見她，就自信能把她忘了。今天又看見她，那久冷的心又發狂了。我終夜不成眠，縈想著他的愁、病、衰老。剛閉上了一雙倦眼，又只見他莊嚴曼妙。我忍不住笑出聲來：你總是那麼叫人牽掛！」這是胡適的詩<三年不見他>，其實他寫的「她」是指北大，不是在寫女人。（笑）

帶著女兒的小學同學一起讀三年古文

王文心：為什麼呢？

鄭春鴻：我對胡適之有興趣，所以對五四運動很有興趣，因為胡適之先生是五四運動的健將嘛。因此又扯出胡適之的一群朋友，於是我就開始對三十年代的文學有興趣。那對三十年代的文學有興趣後，為了了解他們，那個時候看了很多「禁書」，還好沒有被警總抓了。對三十年代有興趣後，就開始對中國現代史有興趣，然後對中國的近代史有興趣，於是就對中國的歷史有興趣，終於就對歷史有興趣。

王文心：所以就念了淡江的歷史系

鄭春鴻：對。我們每一個階段，最好都有mentor，現代的小孩最大的損失，我認為就是沒有mentor。他們一古腦地就是把所有的知識都當威權，全部打破，就像文革破四舊，四舊也不全壞。威權，我相信這個是一個大家最不喜歡的名詞，但是如果說權威裡有一個能夠帶領你在知識或者是人格、尊嚴上面成長的MENTOR的話，我認為是必要的，很重要。還好，我一路上我就是交結了很多的這個古人。有一個活動，我已經差不多持續了兩年多了，將近三年了，我帶著我的小女兒的小學同學一起讀古文，每個禮拜一次，他們從小學畢業就跟著我讀，讀到現在快考高中了。

王文心：他們願意嗎？

鄭春鴻：願意。到現在都還持續。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活動？在小女兒六年級要畢業的時候，我去參加他們最後一次的SCHOOL DAY。那個時候，新聞正在吵著說，這個教課書裡面的古文跟今文的比例是多少。那余光中先生是一派，那杜正勝先生又是一派，那時候我就說我比較贊成的是古文多一點。今文不是不重要，今文只要用指定的，讓你多念哪幾篇老師就給學生加分，或者是拿出來作討論，這樣就可以了。

  讀古文是報酬率最高的投資

 

  我當著所有我們妹妹的那個家長，跟他們說：「我告訴你們一件事，讀古文是一種最好的投資，投資報酬率最高的投資。因為你只要熟讀50篇古文，你就可以上友古人三千年。三千年來的這些人，還不是普通人，是最最優秀的中國人啊，他會變成你的朋友。如果你同時又能夠背上幾篇，我現場就背一篇給他聽，大家嚇了一跳，我背誦「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啊，，范文正公的名篇。我說，你們看看，如果你能夠把它背起來的話，范文正公，范仲淹這個人就不再是一個名詞而已，是一個人名而已，他已經進入你的肌理，已經進入你的血脈裡，因為他所寫的<岳陽樓記>，你把它內化為你精神的一部分。我很喜歡<岳陽樓記>，有人說范仲淹沒有去過岳陽樓。事實上，他不是在寫岳陽樓，他是在寫他自己。所以這篇東西呢，從頭到尾，是借景述志。

我說，如果能夠去熟讀50篇古文，這些人對你來講，都是變成你的好朋友。你如果沒有去讀這50篇古文的話，那這些人對你來講，完成是沒有意義的，頂多只是歷史知識，你只能知道說「哦，范仲淹北宋人啦」，那又怎麼樣？

經我這麼一推銷，而且不收學費，結果呢，下個禮拜，我們家就客滿了，所有的人通通到我家讀古文。但是，慢慢地，有的去補物理，有的去補化學，有的去補數學，有的去補英文，現在剩下在我們家，包括我家妹妹，只有4個人。不過，無論是40個人或是4個人，我用同樣的熱情，去跟他們講古文，已經執行了三年。這個是我覺得我自己還蠻喜歡的一個JOB。

王文心：對呀，而且聽起來好像也還蠻值得驕傲，也可以持續三年之久。

鄭春鴻：是啊。顯然地，我當然不只是教他們古文。禮拜二的晚上，我一定要排除所有人家跟我的約會，我說這一天不行，必須準時要回家，回家以後，我慌慌張張地吃頓飯以後，開始整理我的家，因為我希望大家有一個很好的讀書環境。冷氣一開，我還要去打果汁，準備點心。

王文心：您真是好爸爸，好老師耶。

鄭春鴻：讓他們能夠在一個很愉快的環境下，然後來聽我跟他們逐字逐句地把古人介紹給他們，這樣持續了三年，我很少停課。

在美國看到什麼是文學教育

王文心：最後，我們要來談一談，您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是您在國外留學的時候寫過了一篇<鄉愁>，是談到您在國外生活的一些自己的心情哦，可不可以談談您在國外生活的這段經歷，對您的生命的一些影響？

鄭春鴻：我在國外陸陸續續也差不多五年了，我太老才出國，我覺得對我來講，那只是一個LONG STAY，我並不覺得我好像去那邊被影響了什麼，這必須說實話，在美國的見聞，我基本上不出國也學得到，可見我是多麼宅男。這個海外經歷其實也可以跟大家聊聊。

  因為我是一個對文字、對語言是比較挑剔的人，可是我的英文又不夠好，所謂不夠好就是說好到可以去交很深交一個老外的朋友，這事對於我來講的話，是一種打擊，我不喜歡。因為我出去的時候已經老了，不是那種二十幾歲的時候出去的。

王文心：已經超過四十了嗎？

鄭春鴻：對。所以說我出去的時候已經不再是那種二十幾歲小毛頭出去的，我不太喜歡我的生命經驗是這樣，雖然後來漸漸地外語的能力也比較好了，但是都不好到我可以很運用自如地去交上一個我可以跟他暢談的朋友這種情況，所以我認為，我只是做了一次LONG STAY，我的孩子們的成長在那兒，他們才是深受影響，因為回到台灣來，他們在台灣體制內的教育下一直適應不良。

  當然，我在那邊還是看到一些不錯的東西啦！比方說，以文學的教育來講，因為我對文學還是滿偏愛的，我在那邊上了很多文學課。我覺得臺灣基本上好像沒有文學課，這個是我覺得有點遺憾的，臺灣只有語文課。我肯定台灣在我那個年代沒有文學課，我的文學教育沒有人給我，是我自己去摸索、去攢來的。至於台灣現在有沒有文學教育？我看我們家妹妹，還有我兒子，他們都是國、高中生，我也覺得他們沒有文學教育，學生連一篇短文都寫不通，國文課還莫名其妙要他們學什麼「修辭」。

  到底什麼是文學教育，也許你會問。我在美國還真的是看到了文學教育。比方說，老師會要大家：「來，我們來讀這一篇小說。」他說：「好，你們回去自己讀。」，讀完那篇小說以後，假設你是小說中的男主角，好，你要寫一封信給女主角；女主角，你要寫一封信給男主角；或者是你是女主角的媽媽，你知道現在他們兩個年輕人出問題了，你現在想要寫一封信給你女婿，你打算怎麼寫？

  就是這種交叉地，把劇中這種人物的關係打亂了，然後交叉著討論，甚至到最後叫你演一場戲，這麼一折騰啊，你幾乎是RECREATE另外一個STORY，我覺得這樣的教育很吸引我。我深覺得文學就在這中間。

  因為我看到了這樣的文學教育，回來之後，我就想可不可以去編一個什麼樣的教本，也可以讓我們臺灣的孩子能夠有機會認識文學呢？我最近看到了一系列美國的教科書，它讓你去瞭解文學，是從歷史出發， LITERATURE THROUGH HISTORY，是從歷史去瞭解文學，它一段一段地寫，美國的經濟大恐慌的時候，誰又寫了一篇什麼小說，它可能跟經濟大恐慌有哪些關係，史坦貝克寫了一個什麼小說，讓學生一方面抓緊了時代的脈動；一方面看到了小說家被時代所影響。我心裡也想說，我可不可以也是這樣子來弄一個讀本？總之我現在就是有很多的理想，想要去做，就缺時間好像不太夠。

希望能夠多幫助一些癌症病人

王文心：是啊，所以您現在如果也有一個TO DO LIST，那您的這個LIST上面有什麼想要做的事情呢，在現階段？

鄭春鴻：現階段，我真的是一心一意地，就是希望能夠多幫助一些癌症病人，我心裡真的這樣想，因為我看到癌症病人的苦，看到癌症病人家屬的苦，我都看到了。我雖然不是一個「文以載道」的推崇者，但是我認為，如果說我還能比人家能夠更方便地使用文字來影響別人，並且我又對各種媒體有一定的瞭解，知道如何去運用，我為什麼不代替更多的癌症病人來請教這些學有專精的這個醫生跟護士，解決他一些身體上的病痛，進一步能夠讓他能夠更安心，能夠過得更愉快。我會認為我現在做的事，是比以前我在替那些新聞人物寫起居注要來得有意義多了，以前，新聞人物只要隨便一舉手投足，我們記者編輯就要給他描述個半天，我發神經哪？那個時候我真的是做了蠢事。

  現在我做了每一件事情，我都認為可以使上力了，我為什麼不做咧呢？可是偏偏像我這樣的心情也不見得能得到太多共鳴。有時候，我們也需要一些新同事來幫忙，一些新人來應徵，我發現，聽得下去我「碎碎唸」的年輕人還真的是不多啊！因為人不輕狂枉少年嘛，他們現在最多的東西就是「時間」嘛，他們就是要去嘗試錯誤，我也沒辦法。但是我現在走過來了，就像是我已經坐過「高鐵」了，你還叫我去坐「國光號」，我簡直忍受不下去了；同樣地，現在再叫我再去幹一些莫名其妙，看不出可有益人身心的事，再多的錢，我可能不會去選擇了，跟以前想法差很多。我自己以前還寫了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只是為了稿費嘛，現在想起來是很可笑。

王文心：現在真正地找到了自己寫作的動力，還有它的意義了哦。

鄭春鴻：是，應該是這樣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