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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病_還住了院_此事可非尋常_上帝應該會跟 我們說些什麼的(鄭春鴻攝) |
人生當中的「生、老、病、死」四件事，生與死說來就來，我們根本無力置喙；至於抗老多半也是徒勞無功，似乎只有在「病」的時刻，我們做了最多的干預。會不會是造物者想在「病」字這個當口，留給我們較多著墨、演練的空間。
文：鄭春鴻
生病而有醫師、護士照顧，有親友探望，這是人類才有的活動；有些動物生病了，也有獸醫治理，有主人照顧，但這是屬人安排的活動。
動物生病，通常會自己尋覓周圍現成的野生植物來治病。比如麋鹿拉肚子，據說會去吃嫩葉和樹皮，因為葉皮的鞣酸成分有止瀉的功用；老虎生病了，會比較少吃肉食，而多吃蔬菜、嫩草，病就因此不治而癒。
我們只有在童話裡才聽過山羊爺爺不舒服，山羊阿姨來陪病，山羊叔叔帶著嫩草前來探病。至於樹生病了，肯定不會求助也不會喊痛，只能自生自滅，當然也從來不冀望鄰號樹友的奧援。
倘若造物者終歸不讓人類永生不死，索性就散布一種永遠不會被打敗的病毒，使人一生之中皆必得之，並且一得即死，無一倖免，用以終結人類，實在不需要一直出現新病來折磨大家。世間只有少數人死非命，一般只能視病苦為宿命，臨死不免俗總要大病一場。
再進步的醫學，都會遇到打不敗的敵人，這些新病的出現，會不會是天與人之間一個有意的安排，一次修煉的節目，要人類有機會因它而見識更多呢？偶生小病，可以享受親友的關愛；至於生一場不致於要命的大病，在可生可死之間，恰可分辨誰是真正的朋友；倘若一病不起，則正好成為他人的功課。
在醫院工作，第一件令我特別感興趣的就是探病與陪病這件事。
探病、陪病是人類特有的文化。自古以來，華人社會視探病、陪病為道德實踐的一部分，甚至已經將它禮儀化、世俗化了。 探病有時是一種恩寵：比如宋真宗時，王旦以廉潔敢諫著稱，連皇帝都要敬他三分。王旦生病了，宋真宗親自到病床旁邊探病並御手調藥；探病有時是緊急諮詢：比如管仲重病，離大去之日不遠，齊桓公前往探病，並憂慮地問他誰可以接替相位。 這樣的探病是有目的而去的社交探病。
探病當然不全然是社交活動，它更被視為一種責任。子女對父母的陪病、探病是天經地義的責任。基督徒尤其重視探病，他們認為藉著探訪病人，可以在病人身上看到基督，因為耶穌說過：「我患病，你們看顧了我。凡你們對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
在醫院裡，我看到最美的姿容，就是子女攙扶著父母前來看病的景象，他們挽著父母的膀臂，扛著大包小袋的家當準備住院，憂悒地望著老父慈母。在手術室外的家屬等候區，經常可見子女手捧聖經、佛經口誦心唸；兩眼凝視著好幾分鐘才會跳一次的手術進度螢幕，從他們幾乎靜止的身軀，可以感覺他們全身神經緊繃，未曾一刻歇息。我有時候會靜靜地走進這個等候區，從他們因憂心親人的安危所散發出來力量，似乎也感染了一種被祝福的感覺。
越來越少兒女有福氣全程陪伴父母看病了。理由很多，移民國外、他鄉工作、子女纏身、請假不易，都說得過去；生病的父母也多能體諒，反正時候未到，何必驚動兒女尋常的生活呢！這樣無暇親至病榻之前隨侍父母之人，其實也是他人的父母。當他們自己的子女生病時，他們卻往往勇於赴任，沒有太多理由。這種溺小棄老的現象不只人類如此，我們很容易在動物界裡也看得到。
比如，我們原本搞不清楚數萬隻螞蟻有志一同地坐在陽光下，把自己曬得火熱究竟所為何來？動物學家告訴我們，牠們是為了把暖呼呼的身體帶進育嬰室，溫暖數以千萬的卵和幼蟲；南極的公企鵝們同樣地也可以不吃不喝度過漫長的兩個月，為的只是孵化蹼足上的蛋。
動物在緊要關頭棄老救小，似乎被視如常態。 很少有證據顯示，當動物快要死去的時候，牠的子女親人會前來寄予關心，表達哀悼的。何獨人類會因為父母生病而隨侍左右，人之異於禽獸，焉知非在病中而知敬老愛老有別呢？
生病、醫病、探病、陪病，可以說是每一個現代人一生必須經歷的事。也許你正值壯年，無病無痛，不過病的況味並非得親嘗始得知之，至親的病痛，也可以讓自己感同身受。
母親因為骨質疏鬆脊椎下陷，變成像玻璃娃娃之後。她從年輕就是一個略有潔癖、性格獨立的女人。她不那麼喜歡煮飯、洗衣這類的家務事，對我們管教從來不假辭色。年前出門跌了一跤，她的骨架子好像就鬆散開來，要長期像現在一樣穿著連身又厚又硬的玻璃纖維支架。從此，她的心境就真正退化到像一個小孩一樣，一整天都需要有人陪伴。她的孩子都突然感覺到母親「變小了」。我因在外地工作，一段時間才能回去陪她，她每次一看到我們會很熱情地拉著我們的手親吻。因為這不太像以前的她，大家一開始有點不習慣，但是久而久之就變成一種極大的負擔。
母親生病以來，我從來沒有真正開心過。有時候，我會突然感到心中非常煩躁，仔細想要找出原因，很顯然地，那是源於自己無法隨侍母親的一種很深的罪惡感。
生病本身往往也是一種自我啟發的過程。人在病中的感覺特別敏銳，常會有別開生面的體悟。罹患帕金森氏病的文學家巴金在《病中集》中曾說：「在病中想得太多，什麼問題都想到了，而且常常糾纏在一兩個問題上擺脫不開，似乎非弄到窮根究底不可。」自古以來，很多創作的精粹，經常就在那盤根交錯之處。歷代詩人詞家的病中之作即常有神來之筆，李後主的<病中感懷>︰「憔悴年來甚，蕭條益自傷。風威侵病骨，雨氣咽愁腸。夜鼎唯煎藥，朝髭半染霜。前緣竟何似，誰與問空王。」幾乎可以嗅到煎藥味兒、病味兒和愁悵味兒。
生病的記憶常是刻骨銘心的，記性再差的人都很難忘記他生病住院時，誰對他親切，誰對他冷漠。醫生和護士或許是上帝揀選最有福氣的人，因為他們可以在病房與陌生的病人及家屬共構病中故事。 這樣的故事通常是人一生之中最私密、最真摯，只容和至親分享的故事。不過，這麼美的事，台灣的醫生卻多數無福消受。他們三分鐘看一個病人，巡房不走到病榻，通常叫不出病人的名字，病人也記不起醫生的長相，看病就像一場盲目的約會。
絕大多數台灣的醫師，已經沒有福氣參與病人的生命，他們在病人的故事裡，要不到一個角色。這可從病人的聲音逐漸地在病歷中消失看出來。早年的病歷像一篇散文，今天的病歷只剩下實驗室傳來的數據。現代的醫院變成一個疾病分類學的劇場，來診病人的每十來句話，必然可歸結於桌上的某一行「條碼」，只消掃瞄筆一畫，就如博物學家為動植物與礦物分類。病人不是人，它只是疾病發生的地方，醫師沒有動機去探索個人的體質與生活習慣，去精確地描繪疾病的一些表現細節；他更相信病就是病，那些微小的個別差異，基本上是無關治療的。現代病歷紀錄已經成為一種新的技能，它只是根據人的差異性加以分類、記錄、管理的文書。
太史公在《史記》有「酷吏列傳」，這裡所舉的酷吏(merciless official)，從字面上理解，好像是一群用殘酷的方法進行統治的官吏，而事實上，這酷吏之中不乏能人，他們所以欠缺的只是人味；名醫也不是沒有醫術，他們欠缺的也只是人味。病苦既不能免，可是上帝似乎派遣了一群「酷醫大隊」來和我們糾纏，你說這該怎麼辦才好？
人生當中的「生、老、病、死」四件事，生與死說來就來，我們根本無力置喙；至於抗老多半也是徒勞無功，似乎只有在「病」的時刻，我們做了最多的干預。會不會是造物者想在「病」字這個當口，留給我們較多著墨、演練的空間。
當有一天，當我們可以從容地寫好自己的醫院故事的劇本。包括不可免的生病；有智慧地去看病；樂觀地去治病；不缺席地去探病、陪病，在不同的際遇中，都要到了一個稱職的角色。在我們祈求成全別人的同時，成全自己；在改變別人生命的同時，也改變自己的生命。生病的故事寫得好，人生的遺憾或許才得以免去一二吧！
動物生病，通常會自己尋覓周圍現成的野生植物來治病。比如麋鹿拉肚子，據說會去吃嫩葉和樹皮，因為葉皮的鞣酸成分有止瀉的功用；老虎生病了，會比較少吃肉食，而多吃蔬菜、嫩草，病就因此不治而癒。
我們只有在童話裡才聽過山羊爺爺不舒服，山羊阿姨來陪病，山羊叔叔帶著嫩草前來探病。至於樹生病了，肯定不會求助也不會喊痛，只能自生自滅，當然也從來不冀望鄰號樹友的奧援。
倘若造物者終歸不讓人類永生不死，索性就散布一種永遠不會被打敗的病毒，使人一生之中皆必得之，並且一得即死，無一倖免，用以終結人類，實在不需要一直出現新病來折磨大家。世間只有少數人死非命，一般只能視病苦為宿命，臨死不免俗總要大病一場。
再進步的醫學，都會遇到打不敗的敵人，這些新病的出現，會不會是天與人之間一個有意的安排，一次修煉的節目，要人類有機會因它而見識更多呢？偶生小病，可以享受親友的關愛；至於生一場不致於要命的大病，在可生可死之間，恰可分辨誰是真正的朋友；倘若一病不起，則正好成為他人的功課。
在醫院工作，第一件令我特別感興趣的就是探病與陪病這件事。
探病、陪病是人類特有的文化。自古以來，華人社會視探病、陪病為道德實踐的一部分，甚至已經將它禮儀化、世俗化了。 探病有時是一種恩寵：比如宋真宗時，王旦以廉潔敢諫著稱，連皇帝都要敬他三分。王旦生病了，宋真宗親自到病床旁邊探病並御手調藥；探病有時是緊急諮詢：比如管仲重病，離大去之日不遠，齊桓公前往探病，並憂慮地問他誰可以接替相位。 這樣的探病是有目的而去的社交探病。
探病當然不全然是社交活動，它更被視為一種責任。子女對父母的陪病、探病是天經地義的責任。基督徒尤其重視探病，他們認為藉著探訪病人，可以在病人身上看到基督，因為耶穌說過：「我患病，你們看顧了我。凡你們對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
在醫院裡，我看到最美的姿容，就是子女攙扶著父母前來看病的景象，他們挽著父母的膀臂，扛著大包小袋的家當準備住院，憂悒地望著老父慈母。在手術室外的家屬等候區，經常可見子女手捧聖經、佛經口誦心唸；兩眼凝視著好幾分鐘才會跳一次的手術進度螢幕，從他們幾乎靜止的身軀，可以感覺他們全身神經緊繃，未曾一刻歇息。我有時候會靜靜地走進這個等候區，從他們因憂心親人的安危所散發出來力量，似乎也感染了一種被祝福的感覺。
越來越少兒女有福氣全程陪伴父母看病了。理由很多，移民國外、他鄉工作、子女纏身、請假不易，都說得過去；生病的父母也多能體諒，反正時候未到，何必驚動兒女尋常的生活呢！這樣無暇親至病榻之前隨侍父母之人，其實也是他人的父母。當他們自己的子女生病時，他們卻往往勇於赴任，沒有太多理由。這種溺小棄老的現象不只人類如此，我們很容易在動物界裡也看得到。
比如，我們原本搞不清楚數萬隻螞蟻有志一同地坐在陽光下，把自己曬得火熱究竟所為何來？動物學家告訴我們，牠們是為了把暖呼呼的身體帶進育嬰室，溫暖數以千萬的卵和幼蟲；南極的公企鵝們同樣地也可以不吃不喝度過漫長的兩個月，為的只是孵化蹼足上的蛋。
動物在緊要關頭棄老救小，似乎被視如常態。 很少有證據顯示，當動物快要死去的時候，牠的子女親人會前來寄予關心，表達哀悼的。何獨人類會因為父母生病而隨侍左右，人之異於禽獸，焉知非在病中而知敬老愛老有別呢？
生病、醫病、探病、陪病，可以說是每一個現代人一生必須經歷的事。也許你正值壯年，無病無痛，不過病的況味並非得親嘗始得知之，至親的病痛，也可以讓自己感同身受。
母親因為骨質疏鬆脊椎下陷，變成像玻璃娃娃之後。她從年輕就是一個略有潔癖、性格獨立的女人。她不那麼喜歡煮飯、洗衣這類的家務事，對我們管教從來不假辭色。年前出門跌了一跤，她的骨架子好像就鬆散開來，要長期像現在一樣穿著連身又厚又硬的玻璃纖維支架。從此，她的心境就真正退化到像一個小孩一樣，一整天都需要有人陪伴。她的孩子都突然感覺到母親「變小了」。我因在外地工作，一段時間才能回去陪她，她每次一看到我們會很熱情地拉著我們的手親吻。因為這不太像以前的她，大家一開始有點不習慣，但是久而久之就變成一種極大的負擔。
母親生病以來，我從來沒有真正開心過。有時候，我會突然感到心中非常煩躁，仔細想要找出原因，很顯然地，那是源於自己無法隨侍母親的一種很深的罪惡感。
生病本身往往也是一種自我啟發的過程。人在病中的感覺特別敏銳，常會有別開生面的體悟。罹患帕金森氏病的文學家巴金在《病中集》中曾說：「在病中想得太多，什麼問題都想到了，而且常常糾纏在一兩個問題上擺脫不開，似乎非弄到窮根究底不可。」自古以來，很多創作的精粹，經常就在那盤根交錯之處。歷代詩人詞家的病中之作即常有神來之筆，李後主的<病中感懷>︰「憔悴年來甚，蕭條益自傷。風威侵病骨，雨氣咽愁腸。夜鼎唯煎藥，朝髭半染霜。前緣竟何似，誰與問空王。」幾乎可以嗅到煎藥味兒、病味兒和愁悵味兒。
生病的記憶常是刻骨銘心的，記性再差的人都很難忘記他生病住院時，誰對他親切，誰對他冷漠。醫生和護士或許是上帝揀選最有福氣的人，因為他們可以在病房與陌生的病人及家屬共構病中故事。 這樣的故事通常是人一生之中最私密、最真摯，只容和至親分享的故事。不過，這麼美的事，台灣的醫生卻多數無福消受。他們三分鐘看一個病人，巡房不走到病榻，通常叫不出病人的名字，病人也記不起醫生的長相，看病就像一場盲目的約會。
絕大多數台灣的醫師，已經沒有福氣參與病人的生命，他們在病人的故事裡，要不到一個角色。這可從病人的聲音逐漸地在病歷中消失看出來。早年的病歷像一篇散文，今天的病歷只剩下實驗室傳來的數據。現代的醫院變成一個疾病分類學的劇場，來診病人的每十來句話，必然可歸結於桌上的某一行「條碼」，只消掃瞄筆一畫，就如博物學家為動植物與礦物分類。病人不是人，它只是疾病發生的地方，醫師沒有動機去探索個人的體質與生活習慣，去精確地描繪疾病的一些表現細節；他更相信病就是病，那些微小的個別差異，基本上是無關治療的。現代病歷紀錄已經成為一種新的技能，它只是根據人的差異性加以分類、記錄、管理的文書。
太史公在《史記》有「酷吏列傳」，這裡所舉的酷吏(merciless official)，從字面上理解，好像是一群用殘酷的方法進行統治的官吏，而事實上，這酷吏之中不乏能人，他們所以欠缺的只是人味；名醫也不是沒有醫術，他們欠缺的也只是人味。病苦既不能免，可是上帝似乎派遣了一群「酷醫大隊」來和我們糾纏，你說這該怎麼辦才好？
人生當中的「生、老、病、死」四件事，生與死說來就來，我們根本無力置喙；至於抗老多半也是徒勞無功，似乎只有在「病」的時刻，我們做了最多的干預。會不會是造物者想在「病」字這個當口，留給我們較多著墨、演練的空間。
當有一天，當我們可以從容地寫好自己的醫院故事的劇本。包括不可免的生病；有智慧地去看病；樂觀地去治病；不缺席地去探病、陪病，在不同的際遇中，都要到了一個稱職的角色。在我們祈求成全別人的同時，成全自己；在改變別人生命的同時，也改變自己的生命。生病的故事寫得好，人生的遺憾或許才得以免去一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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